从同治年起到光绪十年初，朝廷一线工作一直由恭王主持。他在军机处的主要班底人马，为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

　　沈桂芬，字经笙，江苏吴江人，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干练有识，又以"洋务长才"自认，熟悉外国事务，甚得恭王倚信，也同宝鋆关系密切。文祥去世后，他成为恭王在军机处的主要助手。1878年，沈桂芬又援引湖南巡 抚王文韶入军机，他同他的追随者，被人称为"南党"。沈桂芬在外交事务中，遇事持重，以保和局。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即为沈桂芬推荐，因此后来颇受诟病，郁愤致疾，于光绪六年的除夕(1881年1月29日)去世。

　　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工部尚书，曾当过同治帝的师傅，思想正统，是著名的理学家。沈桂芬病假后，他在枢廷秉笔，李鸿章顿感"洋务甚为隔膜"。他与依附追随他的一批言官和文学侍从，被称作"北党"。他们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为己任，面对吏治腐败，敢于上疏言事，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指斥贪官。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使慈禧太后更改主张，从而煊赫一时，满朝侧目，人们称之为"清流党"。在沈桂芬去世之后，清流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作"前清流"。南党人士，在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进入军机后，奉翁为领袖，被称作"后清流"。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当时在政治上亦属保守正统，走的却是醇王奕譞的路线。

　　前清流抨击的对象，是那些直接主持政务、贪赃受贿、昏庸无能的大官僚。他们认为李鸿藻在军机处发言不受重视，因此频频施加压力。在对外事务上，他们一直是强硬的鹰派，凡稍谈对外妥协，一律斥为汉奸大佞，口诛笔伐，不遗余力。比如他们就公开批评沈桂芬、王文韶的外交是"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但求苟且无事"。尽管他们对于战争的了解完全来自书本、传闻和想象，对于军事力量、武器装备的对比全不知情，对于枪林弹雨、血腥污秽的沙场完全隔膜，却以为自己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因而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清流的出现，一方是19世纪80年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慈禧太后在一个时期内故意纵容的结果，她要利用这股力量平衡其他政治派别。

　　曾任李鸿章幕僚的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表面上两派势成水火，但在私下，却有不少沟通的渠道。以清流中的最著名者张佩纶为例，就能看出双方渗透的蛛丝马迹。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22岁中举，次年连捷进士，是光绪初年北京政治舞台上锋头极健的人物。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1879年，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给俄国，他上奏极言其非。同年，他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批评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鋆之弟四川候补道宝森和刑部将翁同龢之侄刑部郎中翁曾桂列入京察一等，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崚嶒，可谓朝阳鸣风，无形之中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本人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牵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王文韶而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四折，终于使王文韶挂冠而去。野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佩纶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今人不得而知，但张佩纶在政坛的杀伤力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就连他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然而张佩纶从不攻击李鸿章，这同他父亲张印塘早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官居安徽布政使，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有关，也同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字蔼青)私下为他们拉拢牵线有关。张华奎在北京与清流走得很近，被人讥为"清流靴子"，因是贵公子，自有一套与名士公卿交际的手段。1879年5月，张佩纶因母亲去世丁忧，张华奎推荐他去北洋幕府相助，李鸿章欣然表示欢迎。未几，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枢过津，李鸿章助营葬之资千两。1880年4月，张佩纶又应李鸿章之邀，住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两旬，讨论海军建设的诸多问题，并观览周边炮台。他在日记中记载："夜请合肥(李鸿章)定北洋水师规模，以阻浮议、戒因循，合肥遂以相嘱。谈次及进退人才事，余以为此本朝强弱之机，未可委诸天数，合肥瞿然。"此后，张佩纶虽未入幕，但他们的私下交往更为密切。张佩纶对李鸿章说："年来交谊已深，所以为公代筹者，非尽执古议，而颇参以时政。"积极入仕，大展身手的心情跃然如画。且不论张佩纶的实际操作能力高低，渴望摆脱单纯纸上谈兵，在军国大事中一展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正是许多清流人物的共同志向。在这点上，张佩纶同张之洞十分相近。而李鸿章，对张佩纶也十分看重，期望把李鸿藻门下的这员最孚时望的大将纳入帐下。李、张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洋务、清流集团的彼此攻讦和渗透转化，构成这几年政坛斗争的重要内容。

　　1881年，张华奎曾暗示张佩纶，李鸿章说他母亲年老多病，为作后事安排，嘱张树声襄助处理淮军事务。意思是说，若李太夫人故世，李鸿章必然要丁忧守制，希望届时张佩纶能协助张家父子。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1854年起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是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重要人物，因善于同名士交接，又被称作"诰封清流"。果然，1882年4月17日，李鸿章获准请假一月，去武汉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处探视母病，朝廷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及成行，李太夫人已于19日去世，24日，张华奎到达天津，为其父亲来天津接班做前期准备。26日，朝廷宣布夺情，要李鸿章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但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对于他是否真要坚持守制发生了争论。

　　旧时值父母去世，儿子做官者须解除职务，在家守孝27个月，称作"守制"。但朝廷对重要官员，可命其不必去职，素服办公，称作"夺情"。在朝廷宣布夺情后，官员仍然坚持守制者，会引起舆论的尊重，以为其举措合符礼制。比如李鸿藻，连庶母去世也坚持去职守制，极受人们赞誉。此时，小圈子中主张守制者，仅袁保龄、周馥、章洪均等数人，他们认为此事将关系到李鸿章一生名节。也有不少人劝说李鸿章早点回津，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影响。李鸿章奔丧，夫人并不随行，继续留在天津，甚至连总督衙门都不想搬出，给人的感觉就是李鸿章马上要回来的。袁保龄、周馥力劝李夫人搬家，以免遭人议论。盛宣怀、刘含芳等人不愿在张树声手下做事，纷纷思去。整个督署内部陷于混乱。

　　袁保龄，字子久，河南顶城人。父亲袁甲三，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长期在安徽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与淮系有着极深的关系。袁保龄本人14岁入邑庠，受知于李鸿藻。后随父在籍办团练，周历于各团之间，使苗沛霖部始终未能进入河南。张宗禹率捻军进攻陈州，袁保龄会合清军、团练，分筹堵御，迫使捻军退去。曾国藩一见奇之，目为国士。袁甲三去世后，朝廷赏袁保龄为内阁中书，先后参与校勘、编纂《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穆宗毅皇帝实录》等重要官方文献。在阁13年，博览群书，精熟典章制度。1877年起，山西、河南出现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其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奉旨帮办河南赈务，次年得传染病而死。袁慨然以兄志未竟，豫民未活，呈请辞官归里，力肩赈务，尽括家资以救灾民，是晚清官场中难得的为官清正、极有责任心和办事能力的人物。上年，李鸿章以北洋海防交涉，求贤佐理，奏调袁保龄赴直隶委办海防营务。由于袁保龄既是李鸿藻的门生，与京中清流关系密切，又是世家子弟，与李鸿章渊源深厚，所以就成为沟通二李关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张树声是李鸿章离开北洋时自己选定的替手，3月21日，李鸿章在做离职准备的时候，一面把徐建寅从欧洲回国时所撰《德国海部述略》和中国驻长崎理事(即领事)余隽建议设立海军衙门的条陈转交张佩纶参考，一面告诉他，"振帅(张树声)有志整备师船"。5月4日，李鸿章在给张佩纶的信中再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7日，袁保龄写信告诉张佩纶："合肥(李鸿章)望公，将以水师相累，谅新帅当有同心。亦须看时局乃发，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袁保龄是张佩纶的好朋友，与张华奎的关系也不错。他透露的督署内幕，显然是可靠的。5月30日，李鸿章自天津乘"保大"轮南下奔丧，行前致函张佩纶，对他允诺协助张树声提出保留意见，称"恐致它日进退两难"，"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这一意见，是否出于李鸿章已明白自己即将夺情复出，张树声仍将回两广任职而做出的考虑尚待探讨，但却驱使张佩纶立即改变态度，回函张华奎，婉辞对其的邀请，并将张树声父子的活动连同他给张华奎的回信一同密呈李鸿章，以表白自己与他们并无更深的关系，使得张树声父子措手不及，31日，有上谕称张树声奏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并请加卿衔，"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张树声之奏著毋庸议，这证实张树声按照原先的约定开始了行动。而张佩纶则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得刚刚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讨了个极大的没趣。6月1日，张佩纶的密友陈宝琛又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部议罚俸9个月，虽得旨准予抵消，却使得张佩纶从此与张树声父子交恶。

　　张佩纶的这些举动，似乎是急于要向李鸿章表态。他事后写信告诉李鸿章："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至清流，眩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又说："高阳(李鸿藻)大不以为然……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潜公(陈宝琛)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唯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蔼青(张华奎)不当大杖三百耶?"还说："渠竟不知鄙人身份意趣，可怪已极。"这里，张佩纶显然在为他与张树声父子勾结在先绝情在后的表现开脱，其行为迹近政客，而与自己标榜的"清流"相差甚远。

　　从根本上说，他对张树声父子翻脸，是基于李鸿章不久就要重返天津的判断。袁保龄说李鸿章"将以水师相累"，讲的确是真话。如果看得再深一点，不难发现，对张佩纶的安排，实际上是二李之间的一种默契。李鸿藻表面上反对洋务，暗中通过张佩纶、袁保龄，他也要在北洋插一脚。

　　虽然回绝了张树声的邀请，张佩纶当年却官运亨通。10月，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12月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次年5月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他一如既往，关心北洋海防。1882年初，他在"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中，俨然如洋务人士，大谈四洋海军建设。壬午之变后，他更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闭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倒是李鸿章，照例上折反对，很低调地说，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敌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故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必须由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又说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假如措解无缺，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而在实际上，岁得海防经费，仅及四分之一，岂能购备大宗船械?倘若足额拨款，则五年以后，南北洋两支水师，当可练成。两人各说各调，如演双簧，外人倒看不出他们的私下接近。李鸿章的复奏由幕僚薛福成起草，薛自称另一幕友章洪钧评价此文为汉唐以来奏疏中有数文字，与张佩纶的奏疏看来无甚异同，实则针锋相对，不读张之原文，不知此文用笔之妙。说明在李鸿章的核心幕僚中，对张佩纶存有不以为然之心。

　　1883年12月3日，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在他的倡导下，总署设置了海防股。通过参与实际事务，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倾向于洋务派，以致次年李鸿章在同总理衙门筹划成立海军部(又称海防衙门)时，专门推荐张佩纶主持。赫德也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说："这人曾力主对俄作战，倡言以杀头严惩崇厚的罪状等等，锋芒毕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这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的产物。这位先生经过培养和适当驾驭，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新人物。"

　　本文节选自《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