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4艘军舰，驶入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幕府派代表接受美国总统的书信。幕府先要佩里把军舰开往长崎才开始谈判，后来又怕引起战争，才收下了书信。佩里宣布，他明年将来听取回音。日本受到了西方世界要求它开放门户的挑战。

　　转眼半年过去，佩里海军准将果然又率军舰重返浦贺，深入神奈川河口停泊。幕府束 手无策，在美国大炮的威慑下让步，签订《日美和好条约》，从此打破了日本延续二百多年的锁国状态。

　　1868年，明治天皇在倒幕派武士支持下，宣布王政复古，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维新之初，新政府从幕府手中接收了一些军舰，各藩也陆续上缴军舰，1869年7月，在东京筑地设立海军训练所，命各藩选派“海军志愿者”前来学习。次年聘请英国海军军官进行炮术训练。还扩建了从幕府手中接收的横须贺造船厂，附设技术学校，教授造船技术。日本海军开始起步。可以看出，这个时间表同中国海军的创建是十分接近的。

　　明治政府一面谋求修改维新前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面又在积极准备对朝鲜和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征韩论”一时甚嚣尘上。1873年，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从欧洲考察回国，认为侵朝条件尚不成熟，主张“以治内为急务”。这样就与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发生激烈冲突。大久保、木户、西乡在当时被称为“维新三杰”，他们的冲突，导致征韩派退出政府，引起了政治危机。废藩置县政策实施后，也引起士族对政府的不满，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转移国内视线，明治政府决定利用琉球船民在台湾被杀害事件，发动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

　　琉球国位于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环节。琉球国从1372年(明洪武五年)起向中国朝贡，五百余年中从未间断。1383年至1866年，有24个国王受中国皇帝册封。1609年日本萨摩藩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诸岛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南部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每年也向萨摩藩主纳贡。萨摩藩主企图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好处，允许琉球继续朝贡中国。在中国使者来琉球主持册封典礼的时候，日本人不许琉球显露出任何日本势力存在的迹象。因此，清政府始终把琉球看作自己的藩属，不清楚它的双重地位。1871年底，有两艘琉球贡船遇风飘至台湾，其中“八重山”号船获救，45名船员被地方当局和当地居民护送到台湾府城。另一艘“太平山”号船在台湾南部北瑶湾触礁沉没，3人淹死，66人凫水上岸，中有54人被土著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其余12人被营救至府城，与那里的“八重山”号船员一起，乘轮由福州转送回国。

　　1872年，日本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迫建立日、琉宗藩关系，为其吞并琉球做准备，也为侵略台湾寻找根据。1873年3月，日本备中州人佐藤利八等4人乘小船贩盐，遇风船沉，佐藤等凫水在台湾凤山后山上岸，被当地居民营救，并由地方官安排护送回国，当时即收到日本外交官的谢函。不料未久，日本人又指责佐藤等人在台湾遭劫。

　　同年6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换约和庆贺同治帝亲政为名，来到北京。21日，副岛派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探询清廷对台湾山胞戕害琉球船民的态度。总署大臣毛昶熙回答，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番，已设州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日本即抓住问答中的只言片语，作为侵台的借口。

　　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成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由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事务都督”，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为“台湾番地事务局长官”,准备出动军舰侵台。日本此举引起西方国家的猜忌和反对。在外国压力下，日本政府下令军舰延期出发。但西乡从道抗命。他和大隈重信连夜启航，假道厦门，于5月7日在台湾南部琅乔登陆。当地民众对入侵者进行了顽强抵抗。6月3日，日军攻占牡丹社，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准备长期占领。

　　清政府对日本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开始全无所知，直到5月14日，才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经过紧张准备，6月14日，沈葆桢同福建布政司潘霨、台湾道夏献纶等人从马尾分乘军舰前往台湾。沈葆桢布置“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常驻澎湖，“福星”驻台北，“万年清”驻厦门，“济安”驻福州，“永保”、“琛航”、“大雅”3货船运送军队，装载军火，“测海”在闽沪间递送消息。李鸿章紧急调集驻扎徐州的淮军武毅铭字军唐定奎部13营6500人入台，运去洋炮20门。中国自制军舰第一次在反侵略作战中发挥了作用。

　　6月19日，潘霨、夏献纶乘舰前往琅乔，与西乡从道交涉退兵。会谈三次，未得结果。沈葆桢提出迅速装备铁甲舰的构想。但在私下，他其实并非真的准备对日开战。在给前陕西布政使林寿图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认：“弟亦不甚欲战，所以必调洋枪队购铁甲船者，冀彼知难而退耳。然于弟则干系未免过重。何者?铁甲船在外国，非能目睹其优劣，万一购来，群以为劣；万一购定而抚局已成，群以此为浪费；万一购成仍无以胜敌；万一胜之于台，而他处被扰，援之无及，此皆弟万不能辞之，他人不能分谤也。”沈葆桢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也是林则徐的女婿，他不会忘记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所经受的曲折遭遇。这种细微的思绪，在官场中是能够被同僚所体会的。李鸿章则说得更明白：沈葆桢商调部队，原为设防备御，非必与之用武。他多次写信劝沈，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定奎，到台后“进队不可孟浪”。

　　在台湾面临日本侵略的当口，北京朝廷内部却掀起了另一场波澜。一年前，同治帝载淳亲政，垂帘12年的两宫太后撤帘归政。慈禧谋划修复圆明园作为自己的逸乐之所。1874年8月，皇帝发布上谕，宣布修园开工。由于当时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事平息未久，西北回民起义和新疆阿古柏叛乱尚未平复，日本在台湾又挑起事端，朝廷收入十分拮据而开销浩大，复修圆明园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遭到以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等十重臣的联名反对。9月9日，刚愎的同治帝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旋因福建方面奏报台湾军务，乃复恭亲王军机大臣职务。10日，皇帝将给予恭亲王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但又欲以“朋比为奸，图谋不轨”的罪名革十重臣的职务，差点儿引发清代政坛前所未有的大风潮。同日，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到京，与总理衙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11日，两宫太后出面，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已撤销”，赏还奕訢爵秩。在内部风潮平息之后，中日两国开始会谈。

　　中日双方在50天里会谈八次，辩论激烈。从实力对比来看，当时日本无论在军舰、兵力、后勤方面均不是中国的对手，但在保卫台湾的军事调动中，也明显暴露了中国海防的薄弱环节，加之西北尚在阿古柏控制下，中法关系亦因越南问题而有紧张的趋势，经英、美、法三国调停，清政府决定妥协。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专条中说，日本此次出兵，“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此处所指之“民”，在日方，有含混所谓佐滕利八等人“被劫”和琉球船民被杀两个事件之意图；在中方，则从未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甚至在《专条》中只字未提“琉球”。在另订的《会议凭单》中，又规定“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中国给予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12月20日全行退出台湾后，其在台修路、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40万两。日本在这次侵台战争中，出动舰船18艘，兵员3658人，其中死亡593人(内含病亡581人)，支出军费361.6万元，另加船舶购买费共计771万元，中国付银50万两，合日币78万元，约占其支出的百分之十。李鸿章虽私下评论说：“甘允日本‘保民义举’，不指以为不是，犹要出五十万，犹以为了结便易，庸懦之甚，足见中国无人，能毋浩叹?”但在内心，他也不主张与日本开仗。日本出兵，理屈师老，中国却无与之决战的信心，确实令人扼腕。

　　台湾之役给中国朝野巨大的震动，不少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日本是中国的的头号敌人，由此激发起重视海防、发展海军的热潮。以此为转折，清政府的注重点，也从建造轮船转移到海军建设上来。

　　本文节选自《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鸣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