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二战爆发80年：野蛮不是个体行为，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

　　作者 | 陈儒鹏

　　作者 | 陈儒鹏

　　战前

　　“衰退与毁灭”

　　一战后的世界迎来了短暂的间歇，然而，战时潜藏的社会矛盾与日渐式微的旧的权力制衡，使得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秩序陷入了“情绪爆发”与“疏解机制”的迷宫中。

　　战争间歇时期兴起的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浪潮，催生了现代派的奇迹之年（1922）。但在繁华与疗愈的表象下，潜行着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文明的忧惧——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似乎随着大萧条时期经济资本的崩溃而走向了破产。

　　资本主义社会仰赖的“自我拥有的个人主义”，陷入了无法维系的困境，而正是这种困境引发了集体的焦虑、中性化的道德与极端的乌托邦政治。

　　The Morbid Age：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sation， 1919-1939《病态时代：英国与文明危机，1919-1939》（2009），作者：Richard Overy （理查德·奥弗雷）

　　正如奥登称他的时代为“焦虑时代”那样，作为战后历史学人的奥弗雷在重新审视这个充斥着焦虑与危机的20年时，不由得感到了弥漫在电波、报纸与街角空气里的“病态”。这种病态不局限于现代性带来的大都市的紧张。奥弗雷的“病态时代”与马克·塞尔茨所指的“病态公共空间”或是“伤痛文化”更为接近。集体的暴力、可预期的大规模伤亡，甚至是对过往暴行的记忆，打破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每个公民只得围绕在由伤口、尸体和暴政的景观所构成的社会中心。他们因此陷入了与当权者的共谋。

　　奥弗雷将“病态”与斯宾格勒所刻画的“西方的衰落”联系起来。撑持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神话，在二战之前的二十年，在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之间被不断冲击。尽管奥弗雷未能像萨缪尔·海恩斯那样，为30年代的“奥登一代”书写一部文化史，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的失败感受，并展现了“失败”这种情感的复杂质地。人们对过往的文明生活的怀旧、英帝国的式微，以及一战之后充斥着“厌恶、恐惧与自保”的社会氛围相互作用，促使着以汤因比与伦纳德·伍尔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重新审视旧有的帝国形式——罗马帝国与英帝国——让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人们，探索每一个经济个体在资本主义丧钟之下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同时也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T.S。艾略特为首的文学作者们，在现代主义运动的晚期风格中，寻找呼唤公众的声音。

　　时代的焦虑使得“野蛮”、“围困”、“衰退”等词成为了当时出版界头条的常客。政府无法尽到保护民众、遏止战争的职责，而民众一方面需要强劲的政治力量的依托、另一方面又厌倦战争的暴行，在这矛盾的逻辑中，知识分子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脱节、和平运动陷入了瓶颈与困顿。席卷欧洲的法西斯阴影只是文明癌变的造影，奥弗雷借诗人赫伯特·尼克尔森之口，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警告：“战争的间歇充斥着徒劳无功与社会腐朽，整个时代窒息于弥漫在日常生活的瘴气之中，令人想到的只有‘责任感的缺失、毁灭的景象，还有通往解体的不归之路’。”

　　Modernism and Fascism： The Sense of a Beginning under Mussolini and Hitler，《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治下的初始感》（2007），作者：Roger Griffin （罗杰·格里芬）

　　罗杰·格里芬在本书中分析了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二十世纪的文化现象，而统一两者的逻辑便是“法西斯主义的重生承诺”。这种重生承诺超越了现代性本身，从而吸引了包括庞德、叶芝和马里内蒂在内的现代派作者们。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同建构的全新元叙事所催生的“初始感”与弗兰克·科莫德所称的“终结感”并行不悖。这两种感觉都希望将现代生活从意义的混乱与颓废里解救出来，并构建新的或是世俗化的神话与叙事。先锋派与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初衷，皆为对现代性的“扬弃”。格里芬提出，对技术的沉迷和对现代生活的批判，导致战争与极权政体成为了新的政治美学与政治宗教。

　　格里芬在书中还区分了“启示性的现代主义者”与“计划性的现代主义者”：前者希冀在现代性的文化肌理深处探索“突破”的可能，在降神、舞蹈甚至是素食主义之中找到神话般的统一秩序；而后者则期待将他们内心深处的“新的幻景、新的时间观投射到‘历史’荧幕之上，创生出乌托邦式的政治体制以统摄社会运作、对颓废的堡垒发起进攻”。两者的区别与协同，决定了以庞德为代表的同情法西斯的现代主义者们，不仅能与右翼政治运动勾结，也能通过或是左派或是右派的政治话语，实现自我表达。对“突破”的渴望如若从文化精英的圈内满溢出来，进入日常生活，那么艺术创造力也能拥有毁灭的禀赋，甚至于沦为法西斯的帮凶。1922年，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奇迹之年，也是墨索里尼的发迹良辰。

　　战时

　　“燃烧的黑色鸽子在飞行”

　　在《闪电战的神话》中，安格斯·卡尔德这样描述二战期间的社会行为：“人们有一套反应机制——木然、突然的恐惧、好奇、最后平静地接受”。

　　如前文所述，战争击碎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神话，每一个公民的能动性和政治判断力，在全民动员与鼓动士气的社会氛围之下被削弱到极致。战时制定与执行的政策，对公民社会进行了新的划分——如朱迪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所言，公共赋予的“脆弱性”决定了社会对特定个体存在的认可程度。犹太人、移民或是流动人口，成为了危害社会稳定的脆弱不堪的个体。他们在公众话语之中便沦为被剥夺了人格的个体。

　　对英国而言，这样的标签机制甚至延伸到对帝国边界的重新定义，战时海报之中复兴的帝国痕迹，让殖民时代的逻辑实现了回光返照，海报上的印度士兵、南非士兵和加拿大军队，是被认可的、值得祭奠的帝国子民。但甫一开战便宣布中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以及在伦敦街头时隐时现的爱尔兰共和军，则成为了暮年帝国的溃疡。

　　丘吉尔希望将这些怯懦的、往日的帝国公民从英国社会中除名，但他们如幽灵般的存在，意味着战时的经历并不能被简单的生命政治的逻辑所概括。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全球性的内战”，并未因为敌我阵营的出现而终结，相反，战争给予参战各国的公民们的改革承诺与战争的残酷现实、甚至是对战败的恐惧与一成不变的厌恶，让这场30年代以降的“全球性内战”延伸到了战时。

　　然而，战时并非艺术的荒漠，恰恰相反，艺术家们冲破了国族神话、空袭警报与广播讯号构成的玻璃钟罩，他们观察并尝试刻画鲜活的战时经历，那些爱欲与哀矜、毁灭与希望。

　　Wartime Britain， 1939-1945，《战时英国，1939-1945》（2004），作者：Juliet Gardiner （朱丽叶·加迪纳）

　　朱丽叶·加迪纳的二战史，是自安格斯·卡尔德的《闪电战的神话》与保罗·艾迪逊的《通往1945》之后，又一部考察英国在1940-1944年期间社会肌理与民众微观生活的著作，正如加迪纳在书的尾声中所言，“本书旨在描摹战时私人与公共生活的一团乱麻”。

　　加迪纳成功地解构了丘吉尔所制造的“最好的时代”的国族神话，并以翔实的史料丰富了对战时群众生活——她对“大撤离”和博物馆与教堂着墨颇多——由此为历史赋予了无法磨灭的情感底色，与同时期的乔安娜·伯克所著的《恐惧：一部文化史》（2005）一道，为历史研究的“情绪转向”饶有增益。加迪纳对英国国民的亲身经历与情绪底色的刻画，使得上文所述的“麻木、恐惧、好奇与平静接受”的反应机制，不仅鲜明地映射在民众的行为之中，同时也让其得以呈现战时英国的社会分化。

　　然而，加迪纳时而会过于依赖事实，在史料分析上会陷入无从下手的地步。二战时期的英国社会，正如J.B。普雷斯特利在1934年所提出的“三种英格兰”那样，处于自我认知的模糊时期：旧有的“快乐的英格兰”、“工业革命的英格兰”和当下的“新英格兰”三者并置。对本国地位的模糊认知，促使凯恩斯、艾略特、E.M。福斯特以及伍尔夫夫妇等现代派知识分子们，将视点从伦敦大都会与国际政府转移到英国本土。约书亚·埃斯蒂在《坍缩的岛屿》一书中称这种视点的转移为“岛屿转向”。所有的英国国民在对战后社会的期许中，无不对英国性、自由主义与战争，以及战后英国文化的存续形式和在全球市场所扮演的地位进行了分析和演绎。

　　值得注目的是，加迪纳在书中专列一章以分析战时英爱关系。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伦敦三者间的权力制衡，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纷争，以及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矛盾与不安使得本章的内容尤为错综复杂。当前，英国脱欧形势将英爱关系又一次推向了时局的中心，加迪纳对二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分析不仅给予当前形势以镜鉴，同时也引领了当代英国研究的“群岛转向”：英国性不仅仅是英格兰唱主角的舞台，更涉及英伦三岛之间在历史上的勾连、分裂与妥协。

　　The Love-Charm of Bombs：Restless Liv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炸弹的爱欲魅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躁动不安的生命》 （2013），作者：Lara Feigel （拉腊·费格尔）

　　费格尔虽然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但不同于偏重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她试图关联文学史和战时英国的社会环境。她的史料集中于五位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作者——伊丽莎白·鲍恩、亨利·约克、格雷厄姆·格林、希尔德·施皮尔与罗斯·麦考利——尤其是他们的私人档案。尽管史料集中于文人，费格尔笔下的知识分子们并非前文所述的“精神破产者”，恰恰相反，战时的社会需求赋予了这些文人墨客各自的角色：从英国情报部门派往爱尔兰的秘密人员鲍恩，到自维也纳流亡而来的施皮尔；从报名参战而未能如愿的格林，到在伦敦街头穿行的救护车司机麦考利和消防队员约克。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在战争中被无限缩小。

　　然而，费格尔谈及的“躁动不安”不仅仅是战争对人员的全体动员，更专门指涉到战争时期的爱欲。吉尔·普兰在同一时期撰写的《1940年代的文学》中，亦专辟一章以描绘战争时期的欲望、国家对欲望的规训和欲望背后浮现的文明的阴影。战火与爱欲，就如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所言，“炼火的烈焰是玫瑰”。

　　亨利·约克在《窘境》中的类似表达，将玫瑰意象所体现的爱欲和近似强迫性的意义构建暴露在战争的炼火中，爱欲所带来的片刻的安慰，在意义的毁灭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同时，与战时国族神话迥然不同，战争时期的爱欲常常被定义为道德的沦丧，寻欢作乐的男女往往被视作间谍或是怯懦的逃兵。这些作者们通过文学形式呈现出的躁动不安、错综迷离，甚至畸形扭曲的爱欲，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描摹，也是对战时社会的普遍焦虑的表现。战争嵌入到了文本中对爱欲的表达，让欲望本身成为了创伤的某种回音。

　　不仅如此，费格尔对施皮尔与鲍恩的考察，让本书能够囊括更广阔的地理范围，从而将爱欲与焦虑带来的“错置感”，投射到战时的难民与爱尔兰问题上。

　　Espionage and Exile：Fascism and Anti-Fascism in British Spy Fiction and Film ，《间谍与流亡者：英国间谍小说和电影中的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2016），作者：Phyllis Lassner （菲利斯·拉斯纳）

　　菲利斯·拉斯纳对二战时期的英语文学的关注是全方位的，在此前的作品中，她主要关注被忽略的女性作者和未被充分注意的英国犹太人的经历。而本书的落脚点，间谍与流亡者，则集中体现了战争中的“错置感”。拉斯纳在开篇即提出：“流亡是战时个体身份与存在的普遍政治状态”。这种流亡将间谍与难民连接起来，呈现出了不同于泾渭分明的敌我之别的流动的社会构成。

　　同时，作为普遍政治状态的流亡，也让二战时期的间谍小说能够通过对间谍，尤其是无意间卷入国际浪潮的业余间谍的刻画，以实现对战时社会的“批判性介入”。旅客、间谍和难民之间的身份倒置，以及在国际时局中渺小的个体判断力，构成了拉斯纳的分析重点。拉斯纳在这些失去方向的“间谍”身上，看到的是如埃里克·安布勒这样的间谍小说作者们对英国30年代的绥靖政策与置身事外态度的反感。作为岛屿的英国无法独善其身，内部社会错综复杂的间谍网络，以及其派遣至世界各地的秘密情报人员，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边界穿行和护照作伪的尝试中被不断解构、剥离意义。

　　拉斯纳对女性间谍小说家与犹太人经历的关注，为本书注入了十分鲜活的血液。战时的“厌女症”，让女性间谍的存在显得难能可贵，不同于刻板的魅惑或是堕落女性的形象，女性间谍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呈现了中产阶级女性参与战争、卷入欧洲政局的主动尝试。不同于康拉德和安布勒小说中被迫的间谍行为，女性间谍的主动性及其游刃有余，不仅讽刺了父权社会下的战争机器，也再度质疑了英国的所谓“免疫”。同时，几位作者对犹太人的关注，使得英国的伦理污点被进一步放大。如果“错置”是战时普遍的情感体验，那么英国绅士们未能尽到的道德责任，只会反作用于他们的特权。有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幕间》中记述的某个声音，普遍的“流亡”不断提醒着英国人时移世易，“那么犹太人呢？那些难民呢？那些和我们一样，却要在这里重新开启生活的人呢？”

　　战后

　　“我无法继续；我仍要继续”

　　萨缪尔·贝克特在《终局》中写到了一个“尸体化的世界”。很显然在战后社会，尸体不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更是一种经历、一种扩散到世界范围的疾病，贝克特在维希法国时期的逃难，与战后希望建立爱尔兰-法国联合办理的医院的失败尝试，让人道主义以及人权的话语显得更像是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

　　战争结束了，但不同往昔，人们处理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尸体、遗产的归属，这次战争让现代文明彻底堕入了死亡的谷底。一个尸体化的世界，或许有一些鲜甜的味道，但这种嗅觉冲击阻塞了空气。旧欧洲彻底终结了，原先象征秩序的帝国走到了终局和后殖民时代的忧郁。

　　在《战后欧洲史》的开篇，托尼·朱特记录了维也纳的两个迥然不同的火车站，“西站繁华而充满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洁的现代快车去慕尼黑、苏黎世或巴黎；南站则阴森而毫无吸引力，是从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驶来的肮脏旧火车里下来的生活拮据的外国人出没的破旧、脏臭、还有点险恶气氛的地方。”这幅素描也是战后欧洲、甚至是世界的形象，凯恩斯主义下的高速繁荣，却在冷战的氛围以及各国内部的重重矛盾里显得不堪重负。

　　各国之间的孤立结束了，但全球化的愿景真的让世界走向了重生吗？国际法庭的审判，真的让法律赶上了人的经历吗？正义与所谓将要到来的民主，真的在到来的路上吗？

　　The Judicial Imagination： Writing after Nuremberg ，《正义想象：纽伦堡之后的书写》（2011），作者：Lyndsey Stonebridge （林赛·斯通布里奇）

　　二战之后，国际审判成为各国对正义诉求以及利益分配的首要形式，然而，纽伦堡和艾希曼的审判本身无法为人们提供正义的标尺。斯通布里奇分析了汉娜·阿伦特、丽贝卡·韦斯特 和缪丽尔·斯帕克对两次审判的记述，从而在几乎是最后一场英美两国的世界性思辨之中，寻找战后的人对人本身、对纳粹暴行，以及对正义的标尺刻画。

　　阿伦特等人对现有政治与伦理之间的直接挂钩的质疑，决定了“正义政治”无法在现行的政治体系下实现。只有在废墟之中重建起“正义的都市”，才能实现对证词和见证者的充分回应、对创伤的注视与见证，从而在意义完全丧失的危局中获得一线生机，终结痛苦与残忍。无论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还是韦斯特的闹剧般的纽伦堡，都将战后审判中法庭上的高谈阔论、举证、程式，甚至是判决本身的缺失与苍白暴露无遗。

　　正义往往是一个过于仓促的结论，而法律所倡导的“必也正名乎”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大屠杀这样无可触碰的灾难面前，让正义的意义显得模糊而暗淡。正义不仅在法庭上显得暗淡，在难民的日常生活和权力缺失中也分外无奈。伊丽莎白·鲍恩的《伊娃·特拉特》（Eva Trout）对封闭与无家可归的人的想象终结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成长小说的传统。纳粹时代的终局并未让人回到可以栖居的内心世界，相反，鲍恩在书写的耻辱中思考着如何通过虚构的形式让想象的正义成为可能、让扭曲残疾的人性能够得到见证与体验。“创伤”和“正义”成为了战后的两大主题，但这些无法触碰、或是在同情的氛围里无法得以疏解的谜题决定了法律的言语已经很难赶上经历的步伐。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甚至体验每个人和他周遭的人所遭逢的暴行、流亡与痛苦，才能让正义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