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小溪|“圣雄”甘地：一度敬仰希特勒，对“非暴力”持机会主义

　　[文/卞小溪]

　　由于2020年的边境冲突，印度这个邻国重新引发了我国知识界的关注。平心而论，中国公共知识界对印度的了解并不多。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印度，是产生了佛教的印度，是唐僧西行的目的地。但那时候的印度只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国家；佛教在印度根本没有成为主流，后来甚至衰落了。

　　对现代印度，如果不是近年来的边境冲突引发的关注，我们知道得更少。1962年的中印战争，国人也很少去记，因为觉得这一仗很平常，打赢了印度并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但对印度来说，这一仗却是刻骨铭心，从此日夜惦记。

　　要深入了解印度，也许我们可以阅读一下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2013年出的书《印度意识形态》。这本书在印度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仅印度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对安德森十分敌视，印度的中间派甚至左翼也不太高兴。原因就是，安德森挖印度意识形态神话的根，挖得太狠了。

　　《印度意识形态》

　　为什么佩里•安德森要扒印度呢？老人家说了，他就是想跟大家聊聊世界上这几个有代表性的，20世纪才独立建国的国家中那种膨胀到宇宙尽头的自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在今天影响这些国家行为方式的。

　　在他先前的一本名为《新的旧世界》（书名也很黑）的书里，安德森扒了一下现代土耳其。这次，他专心扒了一下印度。相比土耳其，印度得到的待遇更高，她那“现象级”的自信被直接用作书名。

　　这种寰宇之内，舍我其谁，压得所有不是印度人都无法理解的神力，让跟谁都可以谈笑风生的安老也虎躯一震，惊诧之下干脆叫这种神力为《印度意识形态》（The Indian Ideology）。

　　安老在前言里就跟读者们分享了一次他亲身面对神力，难以呼吸的经历。2007年，身经百战的安德森猛然读到了一本凯瑟琳•梯德里克（Kathryn Tidrick）写的甘地传记。安老一读，就立刻惊诧了。心想，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什么没见到过？结果这么真诚、这么可靠、这么靠谱的甘地传记，我竟然还是第一次见！

　　惊诧之余，安老就开始琢磨。

　　话说这印度跟土耳其不一样啊，中央政府也没啥能力搞集权管制，为啥这么多年来，但凡是写国父甘地传记的时候，就都跟土耳其人写国父凯末尔传记一样，都跟写圣经似的极尽造神之能呢？再有，这本这么牛的甘地传记，为啥在印度，就没有一个人有啥回应呢？

　　安老琢磨了一下，觉着这很好地体现了“印度意识形态”的一个现象，他写到：作为第一部值得注意的讨论甘地的学术作品，梯德里克这本书讨论了甘地从英国求学到在南非终老的人生历程中，其宗教与政治思想的发展。

　　然而，在整个次大陆上，没有一篇严肃的学术性作品对梯德里克做出任何回应。这个现象很清楚地表明，在大众媒体上，甚至在广大的学术界，印度对那些令人感到不利的历史事实的抑制有多深。

　　上面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在强大的穿透了印度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谜之自信面前，一切事实都是渣渣！这本由三篇长文构成的书便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

　　安德森破解的第一个神话就是历史上印度的统一。安德森指出，印度的观念本身就不是本地产生的，而是欧洲人的发明。印度本地语言中并没有印度这个词，或类似的东西。

　　印度在历史上邦国林立，外来族群征服印度是家常便饭，而英国人不过是这些外来族群中的最后一个。他们相当容易地拿下印度，因为这片次大陆在政治与社会层面都非常碎片化。

　　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设施、司法与文化架构，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印度打造成为一个行政与意识形态的实体。印度的观念，是英国人的观念。只不过印度的臣民造反以后，把印度的观念从主子那里接过来了。

　　接下来，安德森要破解的是倡导“非暴力不合作”的“圣雄”甘地的神话。在《印度意识形态》的头20多页里，安德森便毫不留情地扒出了一个藏在自我膨胀、逻辑混乱、以及西方宣传背后的甘地形象。

　　甘地个人说过，所有的宗教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但在印度的民族主义政治层面，安德森说：“一种宗教必然比另一种宗教更平等”。他指的是印度教地位高于伊斯兰教。甘地自己的伊斯兰教知识十分有限，他尊敬神牛，并且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能和穆斯林结婚。安德森挖了很多材料，证明甘地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一碗水端不平。

　　甘地也不是向来支持“非暴力”的。安德森说，他对暴力的态度从来都是模棱两可，很不稳定。他两度志愿参加英军，一次是在布尔战争中镇压南非布尔人，一次是镇压南非祖鲁人。

　　下面这些都是甘地支持暴力的部分材料。1942年他曾经对记者说，印度获得自由的代价就是血流成河。在1946年，他说过“如果印度需要血，她应当拥有它”。

　　看看安德森的犀利嘲讽：甘地个人呢，当然真诚地相信非暴力的（安德森这样的句式都留有后招），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相信自己神灵附体，这就不必遵循人类需要遵循的自我一致了。只要他主观感觉这是真理，那就是真理。

　　我们翻译成大家都听得懂的话：神棍。实际上甘地对这个被今天西方知识界和大众媒体吹到天上的“非暴力”概念根本采取的就是一种机会主义态度。

　　下面的嘲讽更厉害：甘地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知识交流。他被训练为一个英国出庭律师，争论起来也像个律师，而不是思想家，他不停地修改自己的观点，不管内部有多少自相矛盾，最后都可以诉诸神灵。

　　在他的生涯中，他一边宣称自己高于常人遵循的自我一致的要求（因为他总是从一个真理到另一个真理），另一边吹牛说自己从来不会自相矛盾。

　　接下来，我们来看甘地的几个神迹。

　　首先，甘地到底要不要印度独立呢？答案是——不一定！

　　1922年，甘地停止了他最先号召举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什么呢？一方面，一些地方的非暴力运动已经出现暴力倾向。甘地感到很伤心。但是，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在当时，不合作运动的目的是寻求Swaraj，就是“自治”。自治啥意思呢？甘地是这么解释的：

　　“假如大不列颠改变了她的态度，我确信当印度变强（敲黑板，这里的强跟我们说的自强完全是两码事。单纯就是成熟，体力增长的意思。按照英语习惯，娃儿长大了可以叫做“变强”。）之后，大不列颠对印度的态度一定会改变！那么，从宗教上来说，我们继续强调独立便是不合教法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胸怀恶意的，是乖戾的（此处留白，槽让你们来吐）。”

　　安德森进一步解释，1922年时的甘地，希望印度寻求与南非一样的政治地位。应该保持与英国的联系，寻求在共荣圈里成为平等伙伴。甘地在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强调这个观点。

　　甘地认为，印度老百姓根本不懂 “independence”（独立）这个词的意思，强行插入这种价值观根本就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因此，他坚持用印地语的“Swaraj”（接近中文晚清在各省推行的“自治”概念）”而不是英语中的“independence”来表达他的观点。此时此刻，甘地代表的印度意识形态的谜之自信再次浮现，他公开说：

　　“我的志向，那远比‘独立’更加高远！”

　　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志向的高远深邃，且符合印度民族主义口味，甘地还表示，他构想了一个叫做“世界共荣圈”的美景。在这个共荣圈里，印度不再是个平等的伙伴，而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伙伴。为什么呢？因为，处于宇宙中心的印度人民有理性，地理有优势，历史有传统。

　　看到这里，笔者不免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且不说人家大不列颠帝国乐不乐意赐给你印度这个共荣圈里的平等地位吧，你这还没告诉大家怎么走向小康社会呢，就开始说称霸宇宙了，你让全宇宙的穷兄弟们情何以堪？你家日子要真小康了，还不把我们挤兑到六道轮回之外去啊？还有啊，就算你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也得告诉我们怎么通过寄人篱下，卧薪尝胆，才能达到“鸠占鹊巢”啊。

　　安德森扒了好几页纸，最后我们发现，原来甘地才是“日记强国”、“地图开疆”的高手。用念咒，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用眼神，就能对高高在上的大英帝国说“彼可取而代也”。

　　第二，甘地要不要印度民族统一呢？答案是——不要！党争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甘地不愧是英国人民的好徒弟，他对暴力革命恨（怕）之入骨。英国带给甘地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他的政治活动铺开的面很广，但却完全浮在社会表面。当时的国大党，仅仅是个印度社会上层精英的大联合。真正占据印度社会最主体的城市工人，乡村农民都被排除在外。倘若要调动他们，要打破他们与雇主或地主之间的契约，那就是违反神的旨意！

　　然而，貌似印度劳苦大众们却不这么想，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过程中，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由于反抗引起的冲突。高高在上的甘地表示：“我们必须把所有那些不服管制，扰乱民心的因素都控制起来！我们大印度，没有政治罢工的容身之地！”同样，对农村问题，甘地表示：“反对一切试图在地主与雇农之间造成不和谐的行动。建议所有雇农要忍受疾苦，而不是奋起反抗”。

　　笔者把上面这句话看了好几遍，终于理解了个中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深意。所以，甘地所设想的美丽世界，就是穷的穷，富的富，老鼠的孩子去打洞的社会么？要是印度一统天下了，笔者是不是就要去找找自己的种姓是啥了？

　　甘地口吐莲花的“世界共荣圈”，跟当年皇军给满洲国人说的共荣圈有啥差别？难怪当年东京审判，全体法官里面，就那么一个高等印度人觉着日本人搞共荣圈没错啊。细思极恐啊。

　　那么，甘地这种神力共荣圈为印度带来了什么呢？安德森继续扒。

　　首先，是印度族群被彻底撕裂。最早被甘地抛弃的族群就是穆斯林。1920年代末期，当时国大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前主席莫迪拉尔•尼赫鲁受甘地之托，起草国大党党纲。一开始，尼赫鲁答应印度穆斯林精英，在中央立法机关内为穆斯林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

　　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这个数字缩减到了四分之一。而且还拒绝为印度穆斯林人口大邦旁遮普和孟加拉保留席位。尼赫鲁老爹表示，这群货，“丢点面包渣就能安生了”。这种态度，直接导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合作的破裂。

　　除了政党政治的分裂之外，这种高高在上的神仙态度也是甘地政治运动不能深入民众的原因之一。

　　1930年，甘地组织了一场著名的公民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运动（对，你没看错，70多年之后，在英国的另一个前殖民地里，也有一群人搞了一场同名同姓的运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答应给予印度以大英帝国自治领（Dominion）地位。

　　甘地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又开始鼓吹这个自治领就是我们印度人说的Swaraj呀，大家要支持。结果，谈来谈去，双方在细节上谈崩了。

　　甘地不爽，借殖民政府提高盐税的由头，号召大家起来抵抗，抵抗的方式是要徒步走到海边（好浪漫）。印度各地民众倒是很响应这个号召。可是，虽然参加徒步去海边的人来自印度各地，但是从族群上却完全缺乏代表性。

　　整个活动中，几乎没有穆斯林参加。殖民政府的回应也很暴力，抓！折腾下来，包括整个国大党领导层的6000多人被抓。盐税则一分没减。

　　作为交易，英国殖民政府对甘地说，你想要不蹲监狱，那就给我把印度各地的党派领导人都召集起来，达成合作协议，不要再乱搞事情了。甘地答应了，英国人给印度党派领导人们在伦敦张罗主持了一场大会。会上，对多方会谈毫无经验的甘地赶鸭子上架，结果被穆斯林、锡克教徒以及组织起来的“贱民”领导人们的政治诉求搞得焦头烂额。

　　其实说白了，这些人要的也不多，也就是想要跟国大党多分点议会席位而已。会议最后谈崩了，甘地一怒之下，回印度继续搞他的公民不合作运动。英国殖民者眼见不爽，扑灭了不合作运动不算，还把甘地投进监狱。最后，还是英国殖民政府宣布，贱民阶层也可以参与到议会政治里来。

　　第三，甘地要不要社会平等呢？当然是——不要！

　　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个宗教基础是种姓制度的天然合理性。就在1920年代初期，不合作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甘地说，这个种姓的存在就是来世报。你只有前世犯罪了，才会转世成为贱民。所以啊，这个种姓根本不是我们人类的发明，而是自然律。种姓制度完全不是不平等的反应，而体现的是我们印度教神学的伟大正确。  

　　如果一个人在此生好好表现，下辈子一定能脱身贱民种姓，飞升为高级种姓。

　　读到这里，想必大家心中也跟我一样，有数万头草泥马奔过。这种转世超生的逻辑，实在让我们广大努力高考，改变命运，努力工作，买房首付，努力吐槽，呼唤社会公平的新中国人理解不能啊。

　　甘地这套来世报的合理化说辞，没想到每隔几年就得到了现世报。193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妥协，招纳印度贱民阶层进入议会政治体系，这么一搞，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依据的宗教说辞就彻底被打翻——说好的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呢？说好的穷的穷，富的富这种神的秩序呢？

　　对此，甘地要誓死抵抗。还在英国人监狱里的甘地于是就采取了他著名的抗争手段——绝食。甘地坚定地认为，不能让贱民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群体，在议会中获得代表权。因此，他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代表无数拥有赤子之心坚定信仰我的智慧的善男信女们”。他甚至赤裸裸地讲，“不管印度教徒怎么说，印度教就是一个对自由，平等与兄弟有爱的威胁”。

　　换句话说，他就等于对想要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贱民们说，你们这群渣子要是不认命，那你们就不是印度教徒！

　　鉴于甘地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表态，无疑是在贱民们身上再踏上一只脚。甘地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从面子上，议会为贱民保留了大量席位。但由于贱民是印度教徒，因此他们并没能获得独立的代表权。占据这些席位的，仍旧是高等的印度教徒们。

　　第四，甘地的希特勒崇拜。

　　作为一个优秀的印度教徒，一个世界共荣圈的鼓吹者，甘地对外部世界自然是知之甚少，且没啥兴趣的。但是，二次世纪大战爆发的时候，甘地曾经公开表示过对希特勒的敬仰。在甘地看来，希特勒“没有副手。没有结婚。他的人格据说非常纯洁。虽然他只要睁开眼睛就不停工作，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准确无误的智识。”。

　　正是这种对希特勒的崇拜，使得甘地拐弯抹角地把他1939年支持英国对德宣战的言论，修正为要求通过公民抗争行动来反对英国，并最后要求英国撤出印度，支持印度彻底独立的意见。

　　此时此刻的甘地，甚至认同在对抗英国的运动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暴力存在。然而，印度政治上层却对这种来自民间的武装斗争毫无准备。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这些缺乏领导与训练的武装斗争行动被一个接一个地扑灭。

　　安德森引用一名甘地的同时代人，主张暴力革命、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者Manmath Nath Gupta的话说，“如果那个短视的傻货没有暗杀甘地，让甘地跟所有血肉之躯一样自然老死，那么我相信，他一定会像维诺巴•巴维（Vinoba Bhave，Gupta称他为甘地的蹩脚模仿者，不知道他是谁的同志们可以去百度）一样，死的轻如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