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7月16日美国《波士顿评论》网站）

　　[编者按：截至10月19日，印度感染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5.4万人，死亡11.4万人。根据由印度政府任命的科学委员会的说法，正是由于3月份印度实施封锁措施，减缓了新冠疫情的传播，如果没有封锁措施，印度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50万人。

　　然而自3月24日莫迪宣布封城以来，印度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在本文作者看来，后续保障措施的缺失，让印度的穷人首当其冲，失业、患病，甚至死亡，但这些人都被选择性忽略了。而对于这一切，印度精英群体心知肚明。]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以及许多落后国家）的政策制定就不再是一个在人命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而是会变成一个在一群人的生命和另一群人的生命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前者是可能死于新冠病毒的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群体，而后者是可能死于新冠病毒或由疫情所导致的其他致命原因的、贫穷的、被视而不见的社会边缘群体）。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如果丧生，很可能没有人为他们的死承担责任，因为他们的身份并不容易确定。在印度，的确有一家网站在通过新闻报道为那些无名的丧生者确定身份，这项工作不但难度极大而且即便有所进展也不会有人向他们表达感谢。即便如此，这家网站从封城至今已经为近1000人进行了死亡登记，这些人都是在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下丧生的。

　　2020年7月16日，美国《波士顿评论》网站刊发了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布拉吉·雷和印度金奈发展研究院教授S·苏布兰马尼安共同撰写的文章：《印度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译文共分为两部分，本文是第二部分。

　　其实，容易进入人们视线的死亡和容易被忽视的死亡，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经济学家Amartya Sen指出，在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更容易受到关注，而那些由于营养不良每天都在逝去的生命却很少有人关心。此外，针对烟花爆竹生产等危险行业雇佣童工的现象，印度政府不时会进行全国性整顿，这时全社会都会对童工现象给予关注，而那些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的儿童失学现象以及夫妻店中让自己的孩子帮忙的童工现象却无人关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依然存在容易受到关注和容易被忽视这样对比鲜明的两类人群。正如历史学家Hari Vasudevan今年4月22日所指出的：“饥饿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现象，但它杀人的速度却并不是很快”。

　　印度政府已经落入对不同人群进行区别对待的陷阱中了。对于那些精英人士来说，严格的封城措施并不难落实。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大多数人（包括自由打工者、流浪者和勉强度日的农民）来说，严格遵守封城措施并不容易，为此政府还需要做好许多工作：完善医疗基础设施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维持必要的医疗资源以满足患有其他常见病的人群的医疗需求，以及为那些受到封城措施负面影响的人们提供各个方面的社会保障服务。随着疫情在印度不断恶化，印度政府必然会更加重视那些更容易引人注意的人群和抗疫措施，而那些边缘人群以及上述几点政府需要做好的工作将难免受到忽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非反对封城本身。面对这样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没有任何干预措施（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所推行的那些措施）是完美的。我们此前曾提出应在印度施行一种“不严格的封城”（relaxed lockdown），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在封城时对继续工作的人设定年龄限制、关爱老年群体、进行大范围的病毒检测并充实医疗资源。在上文提到的“最优解”无法落实的情况下，这种“次优”方案比完全封城（即那种完全不采取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经济支援措施的封城）还是要好得多。

　　然而，实际上，从开始封城至今，印度对疫情的反应可以用“一场全国性的道德宣示”（a nationwide project of virtue signaling）来形容。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若印度政府对疫情完全不进行干预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但印度的抗疫工作的确是不容乐观的，这个国家早已被各种封城措施折磨得疲惫不堪了。

　　虽然封城在印度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但是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印度公共卫生部门并未采取很严肃的应对措施。来自卡纳塔克邦的Sylvia Karpagam博士在一篇报告中指出，该邦存在如下问题：该邦规模庞大的医疗系统无法收治大量新冠病毒感染者；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受到了忽视；由于设备、实验室及人员的缺口，检测数量严重不足；把专科医院（如肿瘤医院）改建成新冠肺炎专门医院的工作面临困难；一线的医护人员严重缺乏基本的个人防护装备，许多医护人员已经被新冠病毒感染；许多私立医院放弃了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责任，早已不堪重负的公立医疗机构因此正在面临大量无力收治的积压患者。

　　虽然卡纳塔克邦是印度南部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个邦，但该邦依然未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读过Sylvia Karpagam博士的这篇报告，一些读者会对经济欠发达的印度北部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产生更深的忧虑。例如，北方邦瓦拉纳西市唯一的一个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就要负责该地区3000万人口的检测工作。

　　在印度，公共医疗卫生事务由地方各邦而非中央政府负责，然而各邦的医疗资源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匮乏状态。最近开始征收的商品及服务税也未能很快地为各邦提供资金。根据2014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印度中央政府可以从企业的社会捐赠中获得一部分资金，然而地方各邦政府却无法从中受益。简而言之，在地方层面，印度是一个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印度中央政府的催促下，新冠病毒疫苗试验一直在加速进行，印度政府希望在8月15日之前听到疫苗研制成功的消息。虽然印度在仿制药和疫苗的生产领域（the production of generic drugs and vaccines）拥有世界领袖的地位，不过如此快速地完成疫苗试验却是一项风险极高的工作。在科学界和人权活动分子们看来，这样做是令人感到有些惶恐不安的。不过，这样做也是相当吸引眼球的。

　　下面，本文将在两个方面阐述印度医疗卫生部门的疫情应对措施令我们如此忧虑的原因。

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乘客排队等待乘坐交通工具。新华社发

　　首先是病毒检测。毫无疑问，大规模病毒检测以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是控制疫情扩散的关键。截至7月初，印度的病毒检测已经达到了8000人（每百万人）的水平。而巴西、南非等与印度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表现却要好得多，其中巴西达到了20000人（每百万人），南非达到了30000人（每百万人）。不过印度病毒检测的阳性率仅为7%，南非有13%，巴西甚至高达37%。这就让人感到有些困惑了。一般来说，检测能力越低，症状严重的人群就越有可能优先接受检测。按照这一逻辑，印度病毒检测的阳性率比巴西和南非高才对。可是印度的阳性率是如此之低，这说明在印度，十分有限的病毒检测资源都优先供富裕阶层使用了，印度的贫困阶层并没有接受有效的病毒检测。

　　第二个方面是死亡率，即经过检测已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印度的死亡率仅为2.7%，而全世界平均水平为6%。印度政府因此颇为自豪，不过他们完全忽视了一点——印度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这一人口结构优势有利于降低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因此低死亡率并不应被视为一项值得夸耀的公共卫生成就。

　　印度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社会动员是失败的，而长期过于严格的封城措施也产生了其他副作用并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农产品供应链和城市经济活动都受到了大范围影响，此外还出现了许多未严格执行劳动法的现象，印度劳工阶级为争取更好劳动条件进行斗争的事业也受到了损害。对于印度大量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但要在缺乏路费、缺乏食物的情况下长途跋涉数百公里返回农村老家，而且未来能否找到工作也是一个未知数。此外，还有报道称，由长期居家隔离所导致的家庭暴力事件也在增多，许多患有其他疾病的人由于无法前往医院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正处于煎熬当中，一些人数较少的宗教信众、低种姓群体和女性也在疫情中遭受了严重的歧视性待遇。此外，在封城政策的掩护下，许多警察进行了野蛮的暴力执法，一些人还借机对政敌和人权活动分子进行了攻击。

　　更为严重的是，印度并未建立起一套全面的抗疫政策体系。一方面，印度普通民众和一些专业人士在疫情爆发后很短时间内就采取了细致而实用的措施来抗击疫情，这一点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然而同样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印度政府所采取的各种软弱无力的抗疫举措。若要措辞温和地批评，我们认为印度政府的政策是缺乏想象力的，那些为帮扶最无助的人们而设立的负责分发各种物资的机构受到了忽视，那些曾公开呼吁采取上述细致而实用的抗疫措施的学者们的声音也受到了忽视。

　　此外，印度政府在财政分配和宏观经济问题上也欠缺考虑。疫情爆发后，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印度政府于3月27日和5月12日宣布了两项财政刺激计划。不过，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这些财政刺激计划都没有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刺激计划基本上都是从扩大流动性的角度着眼的：在当前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些计划反而采取了供给侧的干预手段。在银行本就不愿提供贷款的情况下，印度仍然限制政府开支、推出宽松货币政策，这种做法是非常欠缺考虑的，甚至会让人们误以为政府是在故意无视那些已陷入困境的最弱势的社会群体。印度政府真正的净支出仅占GDP的1%，与其宣称的10%相差了一个数量级。根据Statista网站提供的数据，日本的比例为21.1%，美国为12.2%，巴西为11%，加拿大为9.8%，澳大利亚为8.5%，土耳其、法国、德国和阿根廷都在5%左右，甚至经济较为落后的南非也达到了10%。

　　我们该如何评价印度政府的这一做法呢？也许这样做是出于对宽松财政政策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担心，其实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印度已经很明智地发行了政府债券，其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充足的流动性，印度目前也绝不是一个过热的经济体。即便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印度政府也可以通过临时提高税率来应对。那么该如何理解印度政府的政策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以牺牲劳工群体为代价增进大公司的商业利益、把权力收归中央并剥夺地方各邦的财政权力吗？印度的“眼球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似乎已经发展到了过于极端的状态。

　　最后，我们要分析一下印度为何采取如此严格的封城措施。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的精英阶层构成了可见的威胁，他们对疫情的严重性非常了解，而且也很清楚自身在病毒面前的脆弱性。严格封城不但可以缓解他们的恐惧心理，而且印度政府也可以因此在疫情应对方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不过，我们绝不能把那些被视而不见的生命当作毫无价值的人口。把有势力的人群和社会边缘人群进行区别对待、采取任何行动只为获得某种认可或奖励，这样的政治是非常冷漠自私的。

　　其实，“眼球政治学”未必一无是处。有的时候，它也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好处，在美国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全球，它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能量，正是因为这个运动明确地、有意地对“眼球政治学”进行了利用，并因此推动了政策的变革。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推动政策进行了怎样的变革。很遗憾，截至目前印度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印度并没有推动自己的体制向“对社会大众更加充满同情”和“对社会进步更加充满向往”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