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新冠疫情能否成为统一机会窗口？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1987年，台湾著名歌手王杰发行首张国语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以台湾流行民谣风格走红两岸。彼时的台湾刚刚解除戒严，两岸探亲开始破冰，两岸关系开始朝着有序恢复方向发展，后续的“九二共识”更是寄托两岸与国共两党关于国家最终统一的政治合意与民族复兴的历史期待。

　　33年后，台湾民进党颠覆“九二共识”，离岸割据，唯美是从，在“台独”路线上日益滑向深渊，甚至不惜重启“戒严法制”及无节制损害中国主权利益和统一前途。“九二共识”梦碎，民族复兴“游戏”规则破裂，留给两岸中国人的是一种日益升高的对抗风险与非和平方式完成统一的倒逼选项。

　　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利用新冠疫情危机寻求美国支持及闯关WHO，就成为又一个版本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一场关于台湾“主权正名”的国际政治游戏，一场破坏两岸合作抗疫及“一个中国”国际法共识的台湾本土主义迷梦。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最关心的不是同胞福祉，也不是全球合作抗疫合力，而是自身可否利用疫情机会加入WHO，成为“完整”的会员国。美国台北法案“许诺”了对台湾成为主权国家参与之国际组织“观察员”的支持，台湾觉得不够，希望更进一步。

　　台湾在对大陆封锁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同时，展开了空前力度的“口罩外交”，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居民的疫情防控利益。主动“送”口罩，刷国际存在感，求外国的回应和关注，利用一切媒体机会提出“台湾加入WHO”的议题。

　　台湾官方及散布各地的网军为此极力造势，渲染舆情，鼓噪突破。台湾试图“曲线入会”，绕开“一个中国”与两岸关系路径，利用国际政治的短暂窗口，搞机会主义的造势和冲刺。甚至，台湾还威逼“中华航空”改名，以避免援助交际中的“China”混名化效果。

　　台湾的魔幻低智操作，只有民进党和台湾媒体自以为“了不起”，也只有美国政客鼓噪相助，而无论在WHO官方层面，还是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层面，根本没有台湾“会籍”这个议题。有些外国媒体偶尔炒作一下，也只是无风无浪的闹剧而已。

　　新冠疫情危机对台湾而言非但不是两岸关系与国际空间的“转机”，反而逐步演变为台湾的一场公共“外事”的危机。这是由民进党的离岸“台独”路线及“唯美是从”的偏狭国际政治观决定的。民进党的“疫情外交”整体上是一种“去中国化”的国际政治机会主义，对台湾的国际形象、贡献力及参与空间都会造成“回火效应”（back fire）。

　　台湾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扮演了负面角色：

　　其一，在两岸关系上，对大陆封锁抗疫医疗物资，阻挠武汉台胞包机返台，错失了与大陆合作抗疫及通过这一合作参与WHO相关事务的机会窗口；

　　其二，在美国台北法案上错误依赖美国的支持力度和影响力，无节制追随美国在抗疫中的立场和利益，从而与全球合作抗疫背道而驰；

　　其三，错误批评WHO及总干事谭德赛的抗疫领导工作，试图借助美国势力颠覆WHO领导层，浑水摸鱼，乘机入会。

　　这些负面角色表明台湾在国际政治上已丧失基本的平衡理性思维，非常外行和不成熟，不能正确理解WHO的国际法基础与规则，不能通过调整两岸关系回归WHO参与空间。台湾希望借助美国势力及疫情机会“硬闯”WHO在政治上非常不明智，也没有任何可行的程序机制，必然遭遇失败。

　　民进党当局所谓的“完整”参会是一种政治上的自嗨与自慰，根本不具有任何国际法理基础和空间：

　　其一，美国台北法案本身是非法的长臂管辖法律，但即便是这部法律也仍然受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某种约束，没有越线支持台湾成为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会员国，而只是支持其成为观察员，所以是不完整的，台湾希望更加一步，已超出美国政治容量的极限；

　　其二，台湾参与WHO的唯一国际法通道就是回到“九二共识”，以“一个中国”为前提，尊重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国际代表权，在此基础上获得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国际参与空间；

　　其三，“一个中国”是稳定的国际法秩序共识，中国在全球抗疫中表现出积极的合作与援助能力，对WHO的实际贡献越来越大，而美国却开始远离WHO，在此条件下，台湾当局“倚美自重”完全选错立场和方向，只能无功而返。

　　“转机”根本不存在，因为台湾背离了“九二共识”和WHO基本规则，试图借助美国霸道力量硬闯，是国际政治的幼稚儿。

　　“危机”倒是存在的：其一，台湾在此次全球抗疫中背信弃义以及无视国际规则的做法，进一步损害和降低了台湾的国际形象与地位；

　　其二，台湾在两岸关系上进一步后退，造成台湾问题进入历史对决的窗口期，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遭遇严重的自闭危机，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中靠边站；

　　其三，台湾民主法治秩序出现大倒退，“戒严法制”再临，反渗透法成为政治威权手段，社会撕裂与政治对抗将会加剧，从而导致“台湾民主”暗淡和边缘化；

　　其四，台湾在知识与制度上日益丧失理性和判断力，无法适应21世纪中国角色日益凸显的新世界秩序，有“孤儿化”的风险；

　　其五，台湾的“台独”本土主义持续侵害与大陆有关联的台胞利益，阻止台湾民众分享民族复兴的成果和利益，倒逼越来越多的民众“用脚投票”，西进发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坚定地与中企及中国人群体融合，造成本土“选票”之外的另一个台湾，这一场关于“台湾人民”的两岸竞争，民进党走向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危机”主要是民进党当局和台湾本土分离势力的危机，对更多的不走极端、温和理性的台湾民众而言，反而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让他们睁眼看中国和看世界，做出切合自身利益及长远价值的理性选择。台湾的选举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民粹、媒体与政党操作下的本土化产物，无法反应切合台湾长远利益的基本理性。民进党为了单纯的选票利益和“台独”目标，持续诱导和放任台湾民主走上对抗大陆、远离正常国际法秩序的道路。

　　两岸统一需要更加自觉及坚定有力的大陆“主场动作”，需要两岸中国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民族利益共识，需要利用好包括疫情危机在内的统一机会窗口，给台湾回归祖国及其长远的和平发展，创造理性可靠的国际政治环境与本国宪制秩序。

　　在两岸关系陷入“极低谷”的对抗形势下，台湾许多民众产生了“速决统一”的正当诉求，而大陆主体的主流民意对统一亦存在持续而强劲的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国最终完成两岸统一是可理解与可接受的。反对的力量可能仅仅是在国际政治上日益孤立化的美国，以及秉持“唯美是从”国际政治观的台湾民进党当局。

　　更有甚者，美国在权衡全球利益及战略抗压得失的过程中，大概率存在“弃台”可能性。台湾求做美国“盟友”，最终可能成为“弃子”。中美才是国际政治中“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因而尽管存在权力竞争甚至“修昔底德陷阱”，但都不具备完全摧毁对方的可能性。

　　“台湾民众”募资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指责世卫组织。图片来源：台媒

　　这不仅是因为中美存在“核武平衡”，更在于21世纪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多元化所带来的中美“脆弱合作”的理性压力。在经历多重对抗、脱钩与遏制的战略压力测试之后，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一个相互适应和承认的新常态，竞争为主，合作为辅，但谁都没有能力主动破局，所谓的“战略相持阶段”。

　　台湾或许可能在这样的相持阶段觅得短暂的美国战略支持，但美国自身力量的结构性局限与帝国总体的撤退战略，决定了台湾整体利益的“被牺牲选项”。逻辑其实很简单，台湾的战略分量严重不足，且仍在不断缩水。台湾没有能力长期介入中美“史诗级”的全球治理权力博弈，也不可能在中美重新定义21世纪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具有成比例的话语权。在这种“超级大国”的权力与秩序博弈中，台湾自身的经济与政治能量可能面临衰竭，触底而难以反弹。

　　那么，什么是台湾在21世纪的“第二春”呢？太平洋浩瀚无边，唯有回头是岸。大陆和平统一善意犹存，但等待时间必然有限，十九大报告有明确的战略时间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操作性原则和思路。大陆只要坚定站立民族复兴正义立场，坚定执行宪法与反分裂国家法制度规范，坚定维护两岸中国人所在政治共同体的主权利益，就一定能够毕其功于统一，做台海和平的唯一责任人。

　　而今日在台湾舆论中被严重污名化和低估的“一国两制”选项，或许是未来两岸统一多种方案中对台湾民主法治、经济社会制度与国际空间最好的保障方案。今日不加珍惜，未来谈判与寻求保留的政治难度更大。“台独”的国际政治机会主义道路，注定是苦涩难咽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游戏过火，迷梦碎裂，待从头，山河已过几多春秋，无处归航，为国家与世界所强制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