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获得了202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将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为表彰该组织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所做的努力。

　　“在民族主义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时代，希望今年的奖项重点放在人类的基本需求上。”正如诺奖委员会主席贝丽特·赖斯-安德森在颁奖词中所说的，“粮食是预防混乱最好的疫苗。”

　　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鼓舞，让人们反思在疫情带来的危机中如何重塑全球合作。同时这也是提醒人们，在这个特殊时期，全球对抗饥饿与贫困的道路依然漫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的经济危机叠加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今年全球极端贫困的现象将加剧。”10月13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副教授张传红在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社会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共同组织的“如何终结贫困？中美专家对话”研讨会上强调，在当下，合作的意义更加重要。

　　诺奖的意义是呼吁加强合作

　　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表示敬意，通过向其颁发和平奖的方式强调了贫困和粮食短缺的问题。全球饥饿人口已经连续下降了几十年。但自2016年以来，在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饥饿人口的数量又开始上升。根据联合国7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可能会使1.3亿人陷入长期饥饿，世界仍然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零饥饿目标。

　　“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抗击全球饥饿，而且所做的工作始终如一，对于解决受饥饿影响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地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在“如何终结贫困？中美专家对话”研讨会前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

　　“最重要的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不仅直接提供粮源，同时通过粮源增加就业。粮食计划署对于全球范围的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诺贝尔和平奖是它应该得到的。”李小云认为。

　　在得知获奖之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汤普森·菲里表示，“能够获得提名本身就已足够，但是被宣布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无疑是一项巨大成就。”他还提到，新冠疫情期间，很多航线停止运营，但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办事机构仍然坚持提供粮食和补给，这已经超出了职责范围。

　　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高达120万美元，对于世界粮食计划署来说，不仅是一笔奖励，更是救急之需。尽管如此，这笔钱仅足以覆盖其紧急粮食计划的一小部分。根据联合国估计，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需要约49亿美元才能维持运作，还需要特别拨款5亿美元来支持世界上最脆弱的国家。

　　过去几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其他许多组织一样，不得不呼吁募集资金为难民等群体提供粮食援助。“德国之声”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粮食计划署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必须不断向国际社会乞讨钱财，这是可耻的。”

　　世界粮食计划署减少气候和灾害风险计划负责人杰诺特·拉甘达表示，极端天气、疫情大流行和冲突等威胁让更多人陷入饥饿，世界粮食计划署可以筹集的捐款与所需支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即使现在有了奖金，我们是否能够填补这一空白也是一个问题。”

　　贝里特·赖斯-安德森致颁奖词时呼吁国际社会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更多援助。“我们认为，确保人民不会挨饿，这是世界所有国家的义务。”赖斯-安德森表示。

　　全球减贫事业出现20年未遇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的岁月是全球消除贫困的黄金时代。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得益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援助，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占全球的36%下降至了2017年的9.2%。

　　但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减贫事业的进展。世界银行10月8日在《2020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中指出，受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到2021年底，将有1.5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全球贫困水平在20年来首次上升。

　　“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紊乱，直接导致了处于就业低端的劳动密集产业国家人口的失业。”李小云对澎湃新闻表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的就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以知识投入为主体的产业主要在发达国家，管理在发达国家，生产都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典型的是东南亚、南亚、包括中国在内，还有部分非洲地区。对于非洲来讲，由于对于原材料供应的需求下降，也影响到了以原材料供应为主的这些国家的经济。”

　　世界银行还警告，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后果，将会是创造数百万的“新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地区受过良好教育。报告显示，今年将会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中有80%以上来自中等收入国家，其中南亚是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即便是超级大国美国，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9月15日发布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创历史新低，家庭收入增长至196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过去的减贫成就在2020年遭遇反弹，截至今年9月，美国已有1360万人失业，而且还有2900万人通过联邦或州政府的失业计划领取救济金。经济学家认为，仅仅是弥补过去半年来的衰退，就需要数年的时间。

　　报告显示，2019年，虽然美国少数族裔的减贫幅度更大，但贫困率仍然更高。美国黑人的贫困率为18.8%，远高于美国白人的9.1%。而少数族裔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往往是疫情中遭受失业打击最沉重的群体——这也是今年因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空前抗议和讨论的原因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瑞·萨克斯（Jeffery Sachs）在13日的研讨会上指出，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发展速度的增长较中国来说慢得多，且技术变革和社会人口力量的存在使得人们收入差距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更需要通过公共收入去实现社会公平所需要的广泛优质的社会服务。

　　除了长远的规划和结构性改革，在疫情挑战仍然严峻的当下，世界各国如何作出调整，合作应对危机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表示，“必须找到一种与新冠病毒一起安全共存的方法，但是保持生活运转，保持社会运转，保持经济的发展。”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就导致了新冠疫情在不同的国家受到了不同的控制结果，这就导致了整个国际社会不能同时启动经济恢复计划。”李小云认为，全球社会协作的核心是要有一个一致、协作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各个国家都是通过一个全球化的系统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个一致应对疫情的策略，全球化的正面影响就不可能正面发挥，贫困这些问题就依然会继续恶化。”

　　中国经验与国际合作

　　今年年初，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戴维·比斯利赴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表示，世界已经认识到或者应该认识到，中国在自身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努力中取得了“巨大进步”，未来还将继续通过南南合作等框架，在全球消除贫困的努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报道，2019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较2012年末减少了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大幅降至1.7%，较1978年末累计减贫7.5亿人。按世界银行有关标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70%。

　　“随着中国即将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中国未来将会转向应对相对贫困和防治反贫的工作。应对相对贫困也是很多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很多正在转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国际发展组织关注的重要的问题。”李小云表示，“所以未来中国将会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发展组织在如何应对相对贫困和应对反贫这方面展开比较全面的合作。”

　　会议主办方表示，此次中美专家减贫对话特意在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前夕举行，尤其在当前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世界贫困程度、影响经济复苏之际，中美专家共同针对贫困、社会发展、福利救助等各个涉及民生领域的具体议题展开专业对话，这对共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消除贫困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