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献洲

一战中的法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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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伊普尔战场形势图。当年4月22日，这里成为第一次毒气战的战场。资料图片

　　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

　　——李德·哈特

　　一、偶然？必然？

　　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大战起因，因立场和视角不同，观点纷杂。

　　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等，各有解读；当时的分析与后来的研究，不尽相同。梳理各种观点，能拓展对战争的理解深度。

　　一战导火索，清晰简单。1914年6月28日早晨，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和夫人索菲访问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青年用左轮枪射杀。

　　谁点燃了一战导火索？哪个因素解释力最强？“德皇什么都不缺，为什么还要打仗？”电影《西线无战事》中德军士兵的疑问，也是历史学家持续探究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有的国家外交部门推波助澜，难逃其咎。史料记载：截至7月23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已过去三周半。人们的情绪已经冷却，大家开始操心其他事物。“没人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用武力去报复的罪行”。风暴中心的德皇威廉二世也认为：不会有大战……法国和俄国也没做好准备。

　　然而，7月13日，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添油加醋地向国内汇报：德国对维也纳不采取行动感到很紧张。当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政府照会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反复说服尼古拉二世下令启动战争动员。

　　闻讯，恐惧中的德国也号令动员。双方的动员，加深双方的恐惧……

　　此时的奥匈帝国，“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国家的角色”，企图在对外的每个方向都彰显强大。

　　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认为：“如果，此时需要挑选三人为这场战争负主要个人因素之责，这三人就是贝希托尔德（奥匈外交大臣）、康拉德（奥匈陆军大元帅、总参谋长）与小毛奇（德军总参谋长）。”尤其是小毛奇，先是把奥匈帝国推进战火，然后再跳进去拯救奥匈，如同提着油桶去救火。很明显，李德·哈特的观点是站在英国的立场。

　　基辛格也把一战的爆发，归结为个人因素：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既蛮横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带向战争。

　　俾斯麦老谋深算，手腕高明，“能同时玩八个球”，维持了欧洲“像纸牌搭建的玩具房子一样”脆弱的均势。威廉二世登基后，看不上执政近30年的俾斯麦，让他下课了。

　　但德国的敌人丘吉尔，为德皇说了句“公道话”：“威廉二世不是经得起这种浪潮冲击的人。那些想对他进行审判的人，首先应该感谢上帝没有将他们放在德皇的位置上。”

　　他断言，欧洲狂热的民众，推着决策者走向了战争。当时，欧洲的媒体也一起鼓噪，“这杯苦酒必须喝干！”

　　德国诗人利骚写的《憎恨英国》一诗，更是让德国民众的情绪蹿升到了沸点。正如约米尼所言：“一个文明的民族，可能在短时期之内，会变成疯狂的状态。”

　　茨威格也有同感，他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在普通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

　　“木头是深层原因，干柴和纸张是中层原因，划火柴是突发原因。”“突发事件就像公共汽车，每10分钟一趟。”小约瑟夫·奈如此解读。

　　小约瑟夫·奈从体系层次、社会层次、个人层次，逐层分析一战爆发原因，其结论是：一战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件。人类的选择是有作用的。

　　此结论模棱两可，还是斯大林的分析准确而透彻：你记得一战是怎样发生的，它是由于要重新瓜分世界而发生的。现在也是这么回事。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他们上次重分势力范围、领土、原料产地、市场等等时，分得太少了，于是，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想再分一下。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成了一种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矛盾的合法制度了。

　　二、连连误判

　　“历史藏着一切智慧，不学习要重蹈覆辙。”复盘一战，从军事上讲，精彩与失误，皆是教科书。

　　曾国藩曰：“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一战前，发动战争者对世界大势、战争走势误判颇多，被“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的焦虑冲昏头脑。

　　先说德军“施里芬计划”。基本框架是：德军先集中兵力打击接触到的俄军；然后，挥师西进击败法军；再回到东线，迎击俄军。

　　此项“去国远斗”计划，规模庞大，每天需调遣500多列火车输送军队。最致命的误判是：其一，能速战速决，计划6天打败法军；其二，其他国家会保持中立。

　　后来，战争持续了5年，不仅英国参战，还几乎点燃了半个地球。连远在东方的中国，也惨遭蹂躏。尤其是美国的参战，成为压垮德、奥两国的“最后稻草”。

　　“施里芬计划”并非草率之作。身为德军总参谋长的施里芬，从1905年就开始制订。小毛奇接任德军总参谋长后，大笔修改。原计划缜密绝妙，非鼻垩挥斤之才，难荷此大任。

　　比如，原计划中，德军进攻法国，不通过中立国比利时，不给英国参战留借口。如此，德国既能占据“道德优势”，还可获得战略优势，但需从荷兰借道。

　　而小毛奇想突袭法国，大军横扫比利时。他只想到军事行动的便利，没料到连锁反应巨大。11年前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也是图一时痛快，换来无穷“麻烦”，伊拉克至今动荡。

　　拿破仑曾感叹：将军决策面临很多问题，所有的算计须有牛顿或欧拉一样的才智。因为军事行动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像雾中看花，必须靠才智去判断，或听天由命“撞大运”。

　　如果在军事决策上“撞大运”，代价太大。100年前的小毛奇和11年前的小布什，已经给战争决策者当了“反面教材”。

　　读一战史，常令人扼腕唏嘘。有时，指挥者认为前面是深沟高垒，强攻过去，却是一道虚掩的门；有时，预判是阳光大道，实际上却重兵潜伏。眼花缭乱的新技术，让军事指挥员对战争进程缺少判断依据。孙子所说的“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在战场上很难做到，故曰“微乎其微”“神乎其神”。

　　1914年9月，马恩河之战，德军手中本是一副好牌，却没出好。是役，法、英两军，狂奔退却。德军穷追，愈追愈力。法军总司令霞飞不想抵抗，他在要求抵抗的建议上批示：“我不相信有这种能力——以我们所有的兵力对马恩河发动全面攻击。”

　　所幸的是，不修边幅的巴黎卫戍官加列尼，性格火爆，再三请命，坚持抵抗，竟挡住山洪一般的德军侧翼。

　　但是，德军最后并没有按原来的计划，携左右两翼，乘胜追击。时而攻击，时而彳亍。就在德国第一军团士兵看到了“巴黎：35公里”的路标时，却接到撤退命令。

　　此刻，德军前方“除了没人把守的空旷原野外，什么也没有”。“攻克巴黎，德国人只需要行军就够了。”法英演了一把“空城计”，而“导演”却是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

　　为什么双方连连误判？从史料上看，侦察手段不足、不深入战场了解实情、下级报喜不报忧等，皆是原因。最不可饶恕的，当属贪名贪功。

　　比如，协约国一线指挥员擅长吹嘘“辉煌战绩”，让决策者陶醉在虚幻之中。1915年，英军作战部坚定地判断：德军将在几个月内耗尽兵力。而实际情况是，德军伤亡水平很低。

　　实情、实情、实情，无论何时，对于战场决策者来说，都至要至要。

　　三、不变则败

　　机关枪、铁丝网、战壕、坦克、毒气、战斗机、潜艇、汽车……这些，在今天战场上仍能看到的名词，全在一战“成名”。一战的大背景是工业革命，如同今天的信息革命。

　　应该说，“有多少种武器，就有多少种战争形态”。但从思维惯性来讲，“将军们常常期待，下一场战争能像上一场战争一样。”

　　工业革命，带来军事变革。从一战来看，军事变革不会自然出现。有时，需要用数以万计的生命来警示和督促。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军有一种军事学说占主导地位，今天被西方学者称之为“邪教攻势”：战场上取胜的关键是全力攻击。“有征服欲是赢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法军作战部认为：战争的最高武器是刺刀，而不是大炮。谁不赞同这个学说，就要失宠或被贬。法军总司令维多托·迈克尔曾因提出不同的作战思想，被迫辞职。

　　英军也是如此。英远征军军长黑格说：“炮兵似乎只对新兵有效。”他还执拗地认为：“骑兵在未来战争中将有更大的使用空间。”

　　其实，此前的100年，约米尼就说过：“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是尽善尽美的！就是把古今名将汇集一堂，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不可能为战争的一切阶段、制定一套完善的、绝对不变的理论。”

　　斗转星移，一战已不是普法战争。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发明的机关枪，每分钟射600发子弹。在机关枪前迷信进攻，等于送死。但是，战场上的法军，仍“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顽强地爬出战壕，然后像麦秆一样被成片地扫倒。”1914年夏到1918年秋，在各个战场，到处可以看到如此情景。

　　在阿图瓦，德军在数小时内，用机关枪扫死7861名士兵和385名军官。英军撤退时，德军士兵停止了射击，“机关枪手因看到布满战场的尸体，而感到恶心”。

　　此外，还有威力强大的加农炮。电影《光荣之路》中有这样的镜头：在德军凶猛的火力攻击下，法军连战壕都出不去。但法军指挥官仍吹着口哨，逼士兵冲锋，3名逃兵被枪决。

　　开战第一个月，法军伤亡26万，其中亡7.5万。少尉夏尔·戴高乐（后任法国总统）负伤后，醒悟了：此刻我知道了，勇气战胜不了炮火。

　　但是，军人不能没有勇气，如果在强大的炮火前，连勇气都没有，溃败将如冰山崩塌，更为快速彻底。

　　血的代价，不一定能换来改变。在马克沁机关枪面前，法国人“发明”了撤退，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创新，跟一个国家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1915年1月，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感到：“人的肉体无法与大炮和机关枪竞争”，于是决定另辟蹊径，建议发展新武器。1916年1月，名叫“母亲”的第一辆坦克接受测试。是年夏，49辆坦克参加了索姆河战役，大出风头。坦克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一战走势，更在二战中成为主角。

　　“打败我们的不是福煦元帅的才气，而是‘坦克将军’。”一位德军将领如此不服气。

　　“就军队组织或者作战手段源自于习俗这一点来说，人们能够理解军队或者武器的优势可能延续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这样为他的先辈“开脱”。

　　如果真需几代人“理解”，就会亡国。惨烈的现实告诉我们：未来战争，无法等待一个国家慢条斯理地“理解新武器”。“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

　　十几年后，法国人好像汲取了教训，修筑“马其诺防线”，专心防守。但时代又变了，坦克、战斗机大量参战，此“防线”遂成笑柄。这一次，纳粹铁蹄踏进了巴黎……

　　“战略是使用最小成本的征服艺术。”如果说它是艺术，其鲜明特点是创造性。所谓创造性，就是洞鉴废兴，以变应变，敢辟新路。

　　四、再趟血路

　　康德说：“人类只有趟过战争的血路，才可能有朝一日通向和平。”

　　康德逝世百年后，他的预言，不幸在他的祖国被再次验证，并且比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血腥。

　　当时，奥地利的老人还记得，1866年的反普鲁士战争，打三周就结束了，没多少伤亡。1870年的普法战争，伤亡47万多人。而一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残酷程度的认识。

　　屠杀和炮轰！整个欧洲都在行动！150万把刺刀在寻找同等数目的胸膛——丘吉尔在《一战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欧洲疯了”——历史学家这样惊叹。战争爆发首月，德军数量从76.1万飙升到200多万人。1914年后半期，德国数千名学生被吸引到战场，有的才16岁。电影《西线无战事》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这些新兵脸上喜气洋洋，有的居然手捧鲜花，走进英军射程，然后成片倒下。有一名英军，手持李-恩菲尔德步枪，一天打死1600名德军。

　　在德军机关枪面前，英、法士兵也成片倒下。今天，在法国伊普尔北面不远，有一座巨型墓穴，实际上是欧洲的“万人坑”。

　　此年，东线，德军伤亡10万，俄国伤亡53万，奥匈伤亡14.8万。在远东，日本人趁机在中国烧杀抢掠。

　　1915年4月，德军第一次把毒气用在战场，释放了168吨氯气，数千英军和来自殖民地加拿大、印度、塞内加尔的士兵被毒死，场景恐怖。如怯阵后撤，就被军官射杀。

　　面对巨大伤亡，打了一辈子仗的英国战争大臣基钦纳惊呼：“这不是战争”。但这就是战争，是军国主义借助工业革命制造的新战争。

　　尤其是从空气中提取氮的新工艺，保证了炸药的供应，降低了成本。人类发明的新技术，反过来成为祸害人类的利器。

　　梅西讷之役，英军在14多公里宽的防线，集结了2338门火炮，密集轰炸7天，平均每平方米投下5吨多炮弹。这种令人惊悚的惨烈，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

　　“机关枪和铁丝网，将这次战争拖延成僵局与消耗战。”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1916年2月21日至12月15日之间，双方攻击时间达7月之久，“巨大炮弹在乡间爆炸后所造成的弹坑，一如月球表面。”

　　消耗战，消耗的是生命。1914年至1917年，由于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实施高代价攻击政策，法军几乎耗尽。1915年2、3月，法军进攻香槟，推进450多米，损失5万人，平均每推进1米死900多人。到1916年底，俄军共死伤360万人。1918年第二次马恩河之战中，6个月内，德军的207个师，只剩下66个师……

　　暴雨般的炮弹，摧残着双方军人的意志。一战中出现一种“炮弹休克”症，没有负伤，却昏睡、颤抖、听不见、看不见。描写一战的电影中，有这样的镜头：一听见炮弹声士兵就吓得说不出话、站不起身。德国有20万人患此类精神疾病，英国有12万。1922年，一战结束4年，英国仍有6000老兵住在精神病院。

　　战火中的平民，如同连根拔起的野草。首当其冲的是塞尔维亚，“整个国家处在逃跑之中”，百姓扶老携幼，号泣于道。1915年5月7日，德军竟将大型客轮“露西塔尼亚”号击沉，1100名顾客随船溺死，震惊世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战火同样殃及欧洲上流社会。1914年，英国有66个世袭贵族、95个世袭贵族的儿子、16个男爵阵亡。

　　史称，一战“让整整一代欧洲青年躺在地下”。一战究竟伤亡多少人，一说军人阵亡880多万，平民被杀649万；一说军人阵亡950万、平民伤亡难以统计，殃及全球13亿人。

　　1918年8月8日。德皇终于崩溃了：“我知道必须妥协了。我们快耗尽国本了。战争必须结束了。”

　　趟过“血路”的世界，找到和平了吗？历史告诉我们：没有！21年后，希特勒与日本天皇再启战端。二战，在全球波及面更广，伤亡更大。

　　二战结束7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府又在否认侵略历史，解禁集体自卫权，作为受害国，我们不得不紧攥“打狗棍”，保持高度警惕——亚太地区不能再趟“血路”！

　　五、拒听忠告

　　当我们反思一战时，其实是在思考和平。看一战史，有如此感慨：避免战争有许多手段，有一种成本最低——善听忠告。

　　既然一战造成巨大灾难，当初有无“先知先觉”者出来劝阻？历史告诉我们：有。德、奥、法、英、俄等相关国家领导层，并非全部失去理智。

　　在英国。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感到前途可悲，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他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危机。

　　在德国。驻英大使、德国亲王卡尔·林克瑙斯基预感到，大战后果难料。他在给柏林发回的电报中说：“请注意格雷建议的重要性。我看这是避免世界大战的唯一机会”，“我们在世界大战中将丧失一切。”而德国外交部认为，这位亲王，素有亲英“恶名”，想往上爬，不予理睬。

　　在法国。统一社会主义党领袖让·饶勒斯呼吁：欧洲的军备竞赛是一种疯狂；一场全面战争将毁坏包括获胜者在内的所有人；法俄结盟极其荒谬；法德之间不是没可能达成一种相互的理解。吊诡的是，支持让·饶勒斯的约瑟夫·卡约，竞选总理时，因桃色丑闻落败，他的主张难成主流。

　　在俄国。俄国前内务大臣、后任枢密院议员的杜诺弗，1914年2月，大战爆发前半年，曾上书劝阻沙皇：战争必然会导致社会革命，先发生于战败国再蔓延到战胜国。

　　他认为：打仗对俄国经济没有任何帮助，付出比补偿多。德国胜利必将使俄国经济破坏殆尽，俄国胜利则德国经济必将枯竭，均得不偿失。

　　杜诺弗的预言被验证。1917年11月，一战尚未结束，俄国就爆发“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

　　对于决策者来说，听进忠告很难。既然是忠告，就与当时的大多数人意见相左；再之，忠言逆耳，与决策者平时的主张不一致。

　　当然，听不听忠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本国战略利益的判断。英国勋爵帕默斯顿有句名言：国家没有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但在一战中，西方列强为了争抢资源，兵戎相见，打了4年多，其结果——“战争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不是满意，而是怨恨。”

　　今天，有的国家为一己私利，挑起事端，制造麻烦；有的国家右翼势力猖獗，对制造侵略战争的狂人顶礼膜拜，对正义之士的忠告置若罔闻。历史地看，我们必须严阵以待。

　　电影《西线无战事》结尾经典：战壕里一位德军士兵，把手伸出掩体，去捉一只蝴蝶，头刚一探出，就被对面的法军狙击手毙命……

　　那只蝴蝶象征什么？是对和平的向往？是对一战的嘲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看完影片，我在内心祈祷：人们应该永远生活在蝶飞花舞的阳光下，虽然平淡，无名无功，但越久越好。作为军人，我更明白，和平是祈祷不来的……

　　刊图设计：苏 鹏

　　■本报记者 杜献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