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高龄的彭荆风，历时多年，十易其稿完成了《解放大西南》。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全景式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壮阔图景，将战争融入民族史、军事史、情感史去抒写，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显得十分可贵。”这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授予《解放大西南》的颁奖词，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位尊重文学、尊重历史的老作家严谨的形象。

　　彭荆风因为《驿路梨花》这篇语文课文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事实上，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你都无法忽略这个名字。早在1950年，彭荆风就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合作）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彭荆风先后出版的文学作品达23部之多，丰硕的创作成果展现出他卓越的文学才华。

　　1949年5月南昌解放，一个月后，20岁的彭荆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就在那年的8月，他响应校长陈赓的号召，投身于解放大西南的洪流，随军跨越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步行3000余公里，终于在1950年3月到达昆明。从那以后，他的人生便与西南边陲这片神奇的土地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也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才有了这本长达55万字的《解放大西南》。

　　“那时候我就说过要写一本书的。”为了完成这个心愿，彭荆风足足用了60年。1999年，在年满70岁之际，彭荆风停下了手中其他小说创作，埋头于多年积累的素材里，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漫长创作之路。

　　最早也是凭着一腔热情写，渐渐地铺展开了，他才发现这项工程是如此浩大，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整整12年，他一次次重返当年的战斗地点，采访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为了写解放贵州，他5次到贵州核实情况，原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王争感叹道：“彭荆风不是四兵团的吗？怎么把五兵团写得那么活？”曾有一名记者在采访时问：您写的那条线路我也去过啊，感觉很一般，可您怎么会描述得那么细致清晰啊？彭老笑眯眯地说：因为我不是去旅游啊！

　　第一章初稿刚写完，《文史天地》杂志就要了去，发表后很多老同志主动找到彭荆风，提供更为详尽的资料，这更增强了彭荆风的创作信心。再后来，一些出版社知道了这本创作中的书，纷纷找上门来，彭老却说：不着急。12年间，这本书居然修改过整整10遍！彭老说，他写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气呵成的，都要这样反复修改雕琢。他认为现在很多作品不深刻不感人，就因为是急就章，深入不下去。

　　《解放大西南》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彭荆风自己亲身参与历史事件，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刻真挚的情感；另一方面，来自于他恪守文学规律的创作理念。他认真研读国内外学者关于非虚构性文学作品的理论成果，非常赞成纪实作品应充分保有文学性的观点。他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非虚构性文学作品，直到现在都能活灵活现地复述令自己陶醉的片断。比如，一位作家描写运兵船上的士兵，在黑暗的海上，远处的灯光打过来，照到士兵们的钢盔上，“像一群蘑菇”——刹那间，那束灯光也照进了彭荆风的心里，文字在他眼前熠熠闪光，只因为一个妥帖的比喻。他决心让自己的文字也做到这点。充满感性的文学力量足以超越史实层面的枯燥与苍白，从而趣味盎然地直达读者心底。他列出了一个公式：报告文学=历史的真实性+文学性+可读性。

　　彭荆风是勤奋型作家，别的不说，光是他退休以后的一长串作品就足以证明。长篇小说《绿月亮》《孤城日落》、长篇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挥戈落日》、评论集《彭荆风说文学》……大量的创作对一位老人来说并不轻松，但彭老却应对自如。

　　“文学是我的生命。我82年的人生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献给了文学；解放大西南这一伟大战役，是影响了我一生的战斗历程，所以我用了生命的八分之一来写作这本书……有了文学，我的生命才有了活力。”彭荆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