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红色文学的精神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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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以笔为枪投身战斗；他在和平如歌的年代里以史为镜追寻民族精神；在文学的漫漫长征中，他们都在执着地跋涉着……
文学的长征——凌行正对话王树增
编者的话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为传播理想进行的远征，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红色文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广大作家以笔为枪传播理想信念的长征。今天，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学的长征还在继续，一个个坚实的脚印负载着梦想和光荣，和着伟大时代的铿锵足音，向前，向前……
王树增：我认为红色文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创造民族复兴的历史为素材的文学，它的主流是传播历史发展的真理，宣扬真善美。从表现形式上讲，早期是更具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活报剧、街头诗、战斗歌曲等；从内容上讲，不论是打败白匪军，还是思念家乡、歌颂爱情、描绘理想、赞美青春，只要能坚定生活信念、鼓舞战斗精神，我认为有这个特质的都叫红色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色文学史就是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奋斗的精神历史。用现在的词汇来说，就是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凌行正：我赞成你对红色文学的界定。我作为当时的文工团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对战争年代文学具有的战斗性感同身受。记得解放战争打衡宝战役时，传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利用战斗的间歇，我们在阵地上教战士们唱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激昂，官兵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很快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部队。抗美援朝打金城反击战时，我就蹲在坑道里，伴着敌人的隆隆炮火，写快板。写完了，就在坑道里演给战士们看，士气高昂，捷报频传。在战争年代，文化的力量直接作用部队。
王树增：是的。我认为，文学是鼓舞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因为文学从根本上是为人类的理想服务，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加美好。
我爱看将帅诗词。每当写作进行到很艰苦的时候，我就爱吟诗词。比如说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写这首词时，革命处在异常艰难的低谷，此时的毛泽东很瘦，头发很长，衣服打着补丁。词的上阕赞美江山如此多娇，下阕说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写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要知道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毛主席，而是处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最低迷的时期，可是在他眼里那些帝王将相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比不是真正的英雄，这就是一个革命家的胸怀、气度！读这样的诗，除了心生感动之外，也会感觉非常提气。我们的灵魂与革命前辈比起来，萎缩了。一个萎缩的心灵怎么能写得出伟大的史诗，所以还是要壮大自己。
凌行正：你说得很有道理！阅读历史和经典作品的确能够使人获到精神上的滋养和力量。抗美援朝胜利后，志愿军政治部发起群众性征文活动，组织派我去做编辑工作，后来出版了大型纪念文学集《志愿军一日》。在编辑过程中，我读到了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受到了文学的启迪和精神的鼓舞，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起步的。
王树增：爱读书的人，心灵就会广阔、善良、宁静许多，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可以让一个人、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更强壮一些，也更纯净一些。这些年来我读史，写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最深切的体会是，一个民族、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高扬起自己的精神旗帜，这是达到目的地的首要条件；再就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人，什么是真正有力量的，4个字：永不言败。在这个过程中，我树立起了自己的历史观、英雄观，那就是人民永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既是支持我在文学的长征中前进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一直秉承的创作理念。
凌行正：当代社会，我们面临的种种挑战，归根到底还是文化与精神的挑战。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很关心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我的案头一直放着一本书《毛主席论文艺》，我觉得虽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党的文艺路线还是适用的。军事文学的目的是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这杆大旗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倒。作家只有把个人的艺术追求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升文艺创作的精神境界，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王树增：对！人类永远在追求真善美，不要担心文学不能向前发展，因为向高境界进发是人的本性。作为一个民族、一个人，很重要的是要注重精神质量。因为精神质量的优劣直接关乎你的生活质量的优劣，更往深里说，一个民族精神质量的优劣直接关乎民族的前途。从这一点上讲，作家要有责任担当。我常在想，读者为何拿着我的书去收银台交钱，是因为对他有所触动，触动他的并不是哪个战役是怎么打的，而是他与书中的人物精神心灵相通了。文学是心灵的流露，文学也一定是个人化的，以最个性化的语言和文字倾诉描述的却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个人追求的精神与人类追求的精神一下子契合了，经典就产生了。这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当然这不是轻易能做到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他的笔下人物尽显英雄本色；他的英雄行为书写平凡者的感动，共同的英雄情结吸引着他们在文学中寻找英雄……
英雄的赞歌——徐贵祥对话徐洪刚
编者的话 时代需要英雄，军队更需要英雄。红色文学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或英雄群体，高扬起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旗帜。所以说，红色文学堪称一部英雄的赞歌。随着时代的发展，英雄的定义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革命英雄主义作为一个红色文学讴歌的大主题，永远不会过时。
徐贵祥：我对于英雄的认识，最初都是从文学作品里来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等。这些书不知道让我流了多少眼泪，做了多少梦。在梦里，我经常是主人公的战友，智勇双全，飞檐走壁。在我崇拜的那些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从天而降，怀里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有些梦中，我干脆就是他们本人，是史更新、老洪，也是林丽、芳林嫂的保护神，当敌人的子弹射向她们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然后倒在她们的怀里，幸福地闭上自己的眼睛。无疑，童年的阅读经验，为我以后从事军事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情感和方向上的准备。所以有人说，读一本书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应该是指早期阅读，是在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之前。
徐洪刚：我也有同感。早期阅读对人的影响的确非常大。因为见义勇为，一夜之间，我成了英雄。说实话这之前，我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人称作英雄。鲜花和掌声过后，我才开始更多地思考和寻找英雄。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出生在红军长征经过的乌蒙山区，从小就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参军后，我又有幸来到了英雄辈出的铁军部队，生动感人的革命传统故事，把崇尚英雄的种子播撒进我的心中。
徐贵祥：英雄人物对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我认为大到可以改变世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参加过两次边境战争。在战争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要思考与战争有关的东西，比如生与死，比如英雄与懦夫。参战前，部队天天给我们放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在战争年代，文学艺术就是战斗力。那时候演一场《白毛女》，能够激发出极大的战斗热情，冲锋陷阵的时候，嗷嗷叫就上去了。
徐洪刚：的确如此，记得我刚入伍时，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在连队里传看，传到我手里都快翻破了，梁三喜的故事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爱军习武、报效祖国的革命意志。’98抗洪时，我在连队当副指导员，看到战士们纷纷在自己的救生衣上写上慷慨激昂的诗句和誓言，让我由衷地感受到年青一代的战士们虽然表面看起来崇尚个性自我，但内心深处都有着渴望为了胜利为了祖国奉献牺牲的英雄情怀。
徐贵祥：我常想，文学作品里的英雄形象都是虚构的，而为什么又能让读者魂牵梦绕？就是因为作品里的英雄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拥抱在一起，产生了共鸣，就好比电流正负两级相通，瞬间就照亮了我们心灵的天空。
对于英雄这个概念，见仁见智，但有一条是相通的，但凡英雄行为，必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个女老师无比恐惧地从即将倒塌的幼儿园里向外奔跑，生死关头，她的两只手还提溜着两个光屁股孩子。这不是英雄是什么？英雄并不神秘，也不遥远，英雄就在我们身边。每当进入写作状态，需要塑造英雄人物时，我就想起了那个老师，同时还有两个字：责任。
徐洪刚：是的，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那年在映秀抗震救灾时，战士们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时时让我感动。记得有一天需要掩埋遇难者的遗体，一个十七八岁的列兵自告奋勇和我一起去了。在执行任务中，他表现出的那种沉着勇敢和对遇难者的尊重深深打动了我。这个战士如今已经退伍，他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模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写《我在铁军》时，我总能想起他。
徐贵祥：你的话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作家的责任。民族需要英雄，社会呼唤英雄，这就决定了军队作家的使命，书写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作家，我们应该有一双慧眼，如果你遇不上那些瞬间爆发的英雄行为，你至少应该看到我们内心蕴含的英雄追求。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在西路军浴血奋战的祁连山下，在杨靖宇和赵一曼等人战斗过的长白山皑皑白雪的覆盖下，还埋藏着无数英雄的故事，它们像散珠碎玉一样缄默着，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向我们述说历史的苦难和辉煌，展示这个民族永不屈服英勇战斗的英雄精神！掂掂我们手中的笔，很轻很轻，也很重很重。
他以青春新锐的文字塑造个性英雄，他以平实质朴的笔法刻画平凡士兵，对青年军人精神成长的共同关注，使他们笔下的作品传承着汩汩律动的红色血脉……
红色的接力——刘猛对话王凯
编者的话 当我们的文学从战火回归和平，当我们的读者越来越追求个性自由，我们怎么用文学来传播信仰、传承精神？“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们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巴金语）。今天，从红色文学得到过温暖的年轻作者们，正在用青春为红色文学渲染一份别样的鲜红。
刘猛：当我拿起笔创作《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时，我还是中央戏剧学院一名大四的学生，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写一部军事题材小说，我觉得这与我成长的环境和人生观、价值观是分不开的。我爷爷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党员，我的父亲也是一名革命军人，我是读着红色文学、看着红色电影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我的作品的骨骼、血脉是从红色文学中流传下来，而它的血肉是当代的。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我是特种兵》，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引起军内外强烈反响。
作家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定会渗透在自己的作品中，然后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我去过的许多部队都有因为看了我的书和电视剧而当兵的年轻人，还有很多80后、90后的读者在网上留言说：“你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些原本觉得空洞的信念注入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有种想去当兵和为祖国献身的冲动。”
王凯：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在连队当过4年指导员，我真切地感受到一部真诚的文学作品，对战士的启迪和影响有时比几堂政治教育课更大。部队生活很多情况下是寂寞单调的，年轻战士需要从真实反映当代军人价值取向、思想情感的文学作品中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引领。
刘猛：和平时期军事小说难写，写出让官兵真正喜欢的作品更难。几十万字的小说，从头到尾没打一仗，怎么写？这对写作者充满挑战。我在部队挂职时见过很多让我感动的普通士兵，有的就像我书中写的人物，当兵18年，养猪18年，却无怨无悔。他们生活得很积极很快乐，我郁闷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他们给我很多动力。写他们的时候，我是笑着写的。所以，我觉得和平年代的军队中有很多值得写的人，他们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在《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狼牙》等作品中，我就是在试图寻觅“第三种英雄”，不同于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也不同于雷锋式的朴实英雄，而是更具时代感的个性英雄。
王凯：在连队带兵时，我注意观察那些平凡的战士，他们对军营的热爱、对困境的达观、对挫折的坦然，常常让我感动。我觉得当代军事文学不仅仅要回望战场上瞬间的冲锋，还要更多地关注当代普通军人内心的坚守。因为很多时候，坚守往往比冲锋更艰难。只要用有亲和力的、更容易为年轻官兵所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系统来写他们，一定会受到欢迎。
刘猛：是的，我们的读者在变，我们也要变，军事文学必须不断地充实来自青春的智慧和个性魅力才能发展，才能赢得年轻的读者。在创作上，可能因为接触戏剧比较多，我借鉴了舞台的元素、戏剧的语言，也吸收了一些国外先进的创作经验，最终是用契合当下青年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法来讲述一个传统的关于忠诚和信仰的故事。作为军人，我有阵地意识，希望用自己的笔更多地写我们这支军队。这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责任。
王凯：我虽然不是专业作家，站立点没有你那么高，但对于军队和文学的热爱使我常在思考：未来的红色文学，该是怎样的一种红？我想，只有像鲜血那样伴随着温度、疼痛和浓度并且可以奔涌的红色，才是红色文学的真正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