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四大街，有一座通体红色的建筑——北大红楼。

　　如今，走进这座都市中静幽的院落，大楼旁一座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一张“五四”时期的报纸一角。虽然仅仅露出一角，但镌刻其上的文字和图片，却传达出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震撼华夏大地的思想惊雷。

　　陈独秀午休，蔡元培等他睡醒后才入室相见

　　在北京故宫东北方向一处被称作沙滩的地方，有一座西洋式风格的“工”字形建筑，在当时称得上是北京城的时髦建筑。

　　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如今镶嵌有一块大理石，上面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

　　参观红楼，我们处处感受到大师的气息。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这里就是中国各种新理念的发源地，而陈独秀的思想也吸引了倡导“兼容并包”办学精神的蔡元培校长。

　　一次，陈独秀到京办事，蔡元培获悉后数次登门敦聘。一天中午，恰逢陈小憩，茶房欲上前唤醒，蔡急忙示意阻止，轻轻搬过一张小凳，坐在门外静候。直待陈先生醒来，蔡校长方入室相见。拳拳之忱，终于将这位新思想的领军人物请进红楼。

　　共产国际代表来京，走进北大图书馆主任室

　　“五四”前后，红楼一层是北大图书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此办公。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办公室及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教室都在二楼。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二层仍由其他单位使用，无法复原旧址。今年纪念馆重新开放，利用一楼的书库旧址辟出蔡元培、陈独秀两个展厅。

　　当年的这几间办公室，当之无愧为中国新文化、新思潮的策源地。

　　1917年，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从上海来到北京，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一起迁到北京后，迅速形成一个以北大先进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编辑阵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陈独秀都功不可没。1918年，他在这间办公室和李大钊、高一涵等共同创办了另一个著名杂志《每周评论》。

　　图书馆主任室是一个原汁原味保留当年格局的套间，位于一楼东头南侧，外屋会客，里屋办公。李大钊于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3月，他在这里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讨论建党问题，并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从此拉开了建党的序幕。

　　李大钊虽为名教授，但办公室朴素无华，当年红楼的不少师生都喜欢到这里和主人聊天。

　　来信询问党的名称，李大钊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记者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读到的这段文字，是李大钊1918年底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中的文字，今天仍让人感到这位革命导师的慷慨激昂。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完整的介绍。”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长郭俊英评价说。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1920年3月，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

　　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沙滩北大红楼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李大钊还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块银元作为党小组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

　　11月，北京党组织内部出现意见分歧，并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开展。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自由联合，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经过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1920年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郭俊英馆长告诉记者，今天看来，虽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可能不够完备，但是其基本内容和观点是值得肯定的。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党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题图：北大红楼今日已成为纪念新文化运动和宣传“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