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要立于不败之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我们党历来注重根据实践的发展创新军事理论，用创新的军事理论引领军队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进行建设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处理中国军事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以及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展开，为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提供了科学指南。

　　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在“客观需要”。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军事篇”，60年来之所以不断丰富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时代和实践发展达到了新的“需要程度”。

　　不同阶段的军事实践面临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要求，每个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随之不断发展。从毛泽东军事思想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以及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总是在回答和解决各个历史时期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充满生机和活力，指引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指引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向新的历史台阶。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回答了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以及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石。它“以中国为地盘”，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无论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条件如何发展变化，无论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如何发展变化，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党的军事工作的新要求，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原则作出科学回答，不断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宝库。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汹涌澎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重大课题。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更具综合性、复杂性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确保人民军队有效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

　　创新发展的思想体系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军事力量、怎样建设和运用军事力量的问题，在国防观、战争观、建军治军思想、现代战争制胜之道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历程之中，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出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遏制战争、维护和平、争取发展，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关心和需要着手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战争与和平的总体判断是思考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极其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虽然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但制止战争危险的力量发展也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从战时体制到平时体制的转变，正式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指导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此后，我们党进一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战略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正是基于这一新的判断，才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由随时准备应对大规模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的历史性抉择，开启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航向。江泽民同志、胡锦涛主席坚持和深化了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判断，进一步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但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强调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制定和调整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些重要论述科学解决了军队建设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关于当代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判断，无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还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是着眼国家战略全局，形成富国强军相统一的新思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确保国家持久发展和安全。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要做好“两件大事”，即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并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阐明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强调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同时紧紧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安全不断提出更高要求的发展趋势，对富国与强军关系作出调整，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两头兼顾，协调发展。胡锦涛主席着眼新世纪新阶段国家战略全局，强调富国和强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都实现了大幅跃升，保证社会主义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赋予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新内涵。我军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国家根本利益紧密相连。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军队的职能使命也随之延伸拓展。党夺取政权后，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新中国，我军把“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作为神圣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变化、正确把握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及时赋予我军历史使命新的内涵。邓小平同志强调军队要担当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光荣使命。江泽民同志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军队始终肩负着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保卫人民和平劳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保障的神圣职责。胡锦涛主席根据党的三大历史任务，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即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军队这一新的历史使命，以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着眼点，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明确了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和指导原则。

　　四是应对形势环境发展变化，明确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新要求。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事关永葆我军的先进性，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党指挥枪”，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就确立的一个根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新中国前30年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改革开放后，面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新挑战，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给部队建设带来深刻影响的新情况，他进一步提出，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性质。江泽民同志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确保官兵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确保我军打得赢、不变质。胡锦涛主席把我军优良传统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并多次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服务人民，是人民军队一切奋斗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我军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宗旨。我军在建设发展中坚决贯彻这一要求，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军，进一步巩固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思想基础，保持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五是着眼所处历史阶段特点，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新理念。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最重要工具。建设一支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履行使命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一直是我军发展的目标所在。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深刻把握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革命真谛，从领导武装斗争伊始，就把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放在首位。紧紧抓住军队的性质、宗旨及任务等关键性问题，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依据国际形势变化，提出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总目标，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江泽民同志敏锐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提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我军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努力实现我军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总要求，回答了信息化时代条件下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和发展途径等重大问题。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提出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坚持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统筹好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建设、当前建设与长远发展、主要战略方向建设与其他战略方向建设，着力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和军事管理创新，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军队建设朝着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不断迈进；提出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和国内改革发展大势，进一步加大国防和军队改革力度，解决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上制约军队建设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提出以人为本建军治军理念，实现推动军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相统一；提出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赋予了新的重大战略任务。

　　六是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探索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提高打赢能力的新举措。制定军事战略方针，历来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和军队最高统帅深刻思考、精心运筹的重大问题。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最先是由毛泽东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仍然实行积极防御，但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及时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为军事战略方针增添新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备战止战”等为核心的军事斗争准备思想，为遏制战争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从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状况出发，明确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要坚持人民战争、立足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信息化战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战争的基本形态，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以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胡锦涛主席强调，要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下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实践证明，这些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了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科学遵循，指导我军军事能力建设实现了新的跃升。

　　继往开来的宝贵启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成果为指导，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新的重大课题。

　　继续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不断开拓创新。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的推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新世纪新阶段，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成果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继续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军队发展大局出发，以新视野、新观念、新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促进新发展，尤其要打好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从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上解决好制约我军又好又快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科学把握世界军事发展大势，凸显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观察当代军事运动规律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正由于密切关注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才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军事领域变化之显著、发展之迅猛、竞争之激烈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军更具世界眼光，更具兼容并蓄、广纳博采的胸怀，积极向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学习借鉴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借他山之石攻玉，成功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新路子。

　　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在着眼解决军事实践提出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也在指导推动军事实践发展中体现科学价值和巨大威力。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着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推动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如何进一步提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能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如何进一步深化军队改革以适应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新的回答。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把回答和解决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继续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以永葆理论面向实践、引领实践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