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风云的壮丽描绘

李美皆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丁玲 刘白羽 贺敬之 孙犁 徐怀中 吴强 杜鹏程曲波。

　　80年军旅文学史，是一部凝结着欢乐与困苦、交融着理想与坎坷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一部流动的史诗；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共和国的历史、军队的历史，折射出一个民族艰苦曲折、光辉灿烂的奋斗历程。

　　海畔风吹冻泥裂

　　红旗直上天山雪

　　红军文艺始于“南昌起义”。在庆祝起义成功的联欢活动中，红军创作了小型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这是中国现代军旅戏剧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军旅文学的开始。

　　戏剧是红军文艺创作的主要形式，称为“红色戏剧运动”，以话剧成就最为突出。女戏剧家李伯钊主创的《农奴》、《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沙可夫创作的《谁的罪恶》，胡底创作的《红色间谍》、《沈阳号炮》，钱壮飞执笔的《最后的晚餐》，红军集体创作的《父与子》等，都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剧作。

　　戏剧和诗歌是与战争形势结合最为紧密的文艺门类。它们对敌我双方都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甚至能够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在两军对垒中，红军的戏剧演出甚至会吸引敌军士兵整班、整排、整队地阵前起义，加入红军。红军的许多军事家同时又是文艺爱好者，热情地参与了当时的文艺活动。《年关斗争》是一部能够代表红军早期戏剧水平的话剧，1929年由红军将领方志敏创作。方志敏还亲自扮演了剧中的贫苦农民张三这一角色。《庐山之雪》是1933年春节演出的一出大型话剧，由李卓然编剧，罗瑞卿导演，战士剧社为正在准备迎战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红军一军团演出四幕话剧，在古庙里搭起戏台，四周点燃篝火，采取“兵演兵，将演将”的方法，剧中红军将领都由本人扮演，军团长林彪扮演红军司令员，军团政委聂荣臻扮演红军政委，罗瑞卿则扮演蒋介石，和士兵一起登台演出，台上台下融成一片，满场欢呼。聂荣臻还创作了《南昌暴动》，罗瑞卿还导演了《杀上庐山》。1937年4月，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创作并导演了活报剧《十年内战》，在当年的“五一”大会上演出，轰动异常。

　　红军时期的军旅诗歌主要是红色歌谣。“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当时的各个根据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歌谣，《恩人毛委员》、《十送红军》是其中的代表。这时期的将领诗词和烈士诗歌引人注目。毛泽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陈毅的《梅岭三章》等，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方志敏的《诗一首》、周文雍的《绝笔诗》、刘伯坚的《带镣行》、赵博生的《革命精神歌》等广为流传。

　　散文方面，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遗文《可爱的中国》、《清贫》、《死》、《狱中纪实》、《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表达了捣毁旧世界、建构新中国的决心，散发着人格的伟力，显示杰出的文学才华。革命家瞿秋白被捕后写下的《多余的话》，同样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闪耀着崇高美的光环。

　　红军时期开展过四次较大的征文活动：第一次是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发起的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的征文。第二次是1936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起的“《红军故事》征文”。第三次是1937年1月“中国文协”发起的“《苏区的一日》征文”。第四次是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起的纪念红军创建10周年的红军史料征集活动。这些征文是军旅报告文学的雏形。这艰难时刻的四次征文，如同暗夜里的火把，令人感奋。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做了大量真实的报道，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窗口，是一部具有特殊地位的报告文学。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抗战时期的军队文艺形式有墙头小说、讲演文学、小说朗诵、街头诗、枪杆诗、田庄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

　　红军草创时期，军旅小说几乎是空白。抗战时期，军旅小说开始兴起，以短篇为主。短篇小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真正发展起来的，可以分为几个创作群体：一、以杨朔、柯蓝、周而复为代表的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创作群；二、以孙犁、康濯、王林、秦兆阳、邵子南、管桦、张志民为代表的晋察冀边区创作群；三、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晋冀鲁豫、晋绥边区创作群；四、以冯毅之、那沙为代表的山东解放区创作群。

　　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刘白羽的《五台山下》、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西戎的《喜事》、康濯的《“二百五”和他的枪》等，多以生产能手和抗日英雄为描写对象，是当时比较成功的短篇小说。姚雪垠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和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生动塑造了农民游击战士的形象。邵子南说唱结合的短篇《地雷阵》、柯蓝以新章回体形式写成的中篇《洋铁桶的故事》，均令人耳目一新。

　　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中，丁玲、孙犁、刘白羽、赵树理“四峰并立”。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在医院中》都是艺术与思想并重的小说。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写儿女情，抒风云气，从羯鼓铿锵中升华出一派明净自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幽默质朴，雅俗共赏，真正成为民族化大众化的集大成者。

　　抗战时期的军旅诗歌有以田间、魏巍、邵子南、史轮为主的街头诗，陈辉、钱丹辉、鲁藜为主的抒情诗，公木、魏巍、蔡其矫为主的叙事诗。田间以其短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长诗《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等被誉为“时代的鼓手”。艾青的《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光未然的组诗《黄河大合唱》气魄宏大，酣畅淋漓，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公木的《岢岚谣》、陈辉的《为祖国而歌》等，均是鼓舞人心之作。

　　抗战时期的军旅戏剧依然繁荣，以话剧、歌剧、秧歌剧为主。最成功的是话剧，如崔嵬的《放下你的鞭子》、丁里的《子弟兵和老百姓》、胡丹沸的《把眼光放远点》等，在当时非常轰动。歌剧有李伯钊的《农村曲》，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刘二起家》、《牛永贵挂彩》等。

　　抗战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初露峥嵘。比较突出的作品有丁玲的《田保霖》、周立波的《战地三记》，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以及丘东平的《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等。

　　五更鼓角声悲壮

　　三峡星河影动摇

　　解放战争时期，大革命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推进，军旅文学亦日趋成熟，较大型的作品开始出现，并进而掀起大型作品的创作热潮。

　　此时军旅小说的最大收获是长篇。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是解放区第一部长篇小说，标志着新英雄传奇这一品种的产生。之后，孔厥、袁静抗日题材的《新儿女英雄传》问世，克服了当时同类小说的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流弊，成为新英雄传奇小说的高峰。其他长篇还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欧阳山的《高干大》等。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迅即涌现，如孙犁的《嘱咐》、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及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火光在前》等。

　　该时期军旅诗歌的主要收获是民歌体叙事长诗，以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为代表，开辟了解放区叙事长诗的新时代。其他还有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

　　军旅戏剧的最大收获是新歌剧。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成为民族新歌剧的里程碑，在当时演出盛况空前，甚至发生了个别战士在演出过程中因一时冲动而举枪向台上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瞄准，险些酿成悲剧。之后，解放区又涌现出《刘胡兰》、《王秀鸾》、《赤叶河》等新歌剧。

　　报告文学在解放战争时期独领风骚。华山的《英雄的十月》、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曾克的《挺进大别山》、李普的《陈毅将军印象记》等都是军旅报告文学的佳作。刘白羽在这时期以随军记者身份随部队南征北战，写成报告文学集《环行东北》、《为祖国而战》、《历史的暴风雨》、《光明照耀着沈阳城》，真实记录下解放战争进军的步伐。

　　山红涧碧纷烂漫

　　芭蕉叶大栀子肥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简称“十七年”），军旅文学波澜壮阔，军事题材小说名家蜂起。这期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50年代初，刘白羽的中篇《火光在前》标志着新中国军旅小说的开始。

　　“十七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体现于长篇小说领域，以革命历史题材居多。先是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铜墙铁壁》、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等相继问世。1954年，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把当代战争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都是这时期的优秀长篇战争小说。

　　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孙犁的《铁木前传》、石言的《柳堡的故事》、李心田的《两个小八路》、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领域，则有巴金的《团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朱定的《关连长》、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茹志鹃的《百合花》、肖平的《三月雪》、王愿坚的《党费》等。

　　50年代军旅诗歌基本上是由战歌与颂歌两个诗群组成的。战歌诗群即朝鲜战争诗群，是来自朝鲜战场的一群青年诗人，他们都是从战场走向诗坛的，未央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张永枚的《骑马挎枪走天下》、《人民军队忠于党》，皆传诵一时。颂歌诗群即西南边疆军旅诗群，是来自西南边陲的一群青年军旅诗人，致力于对和平生活的优美歌唱，抒情性较强，公刘的《佧瓦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白桦的《鹰群》、《孔雀》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

　　六七十年代军旅诗歌的中坚诗人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郭小川的抒情诗《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政论诗《团泊洼的秋天》，叙事诗《爱情三部曲》、《将军三部曲》、《一个和八个》等优秀诗篇，在内容和文体方面作出了可贵探索。贺敬之以抒情短诗《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抒情长诗《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八一之歌》等，奠定了诗坛大家的地位。闻捷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一、二部），标志着当时长篇叙事诗的最高水平。十七年间主导军旅诗坛的是李瑛，其诗作感情细腻真挚，构思精巧细致，语言优美清新，影响了一代军旅诗人。

　　“十七年”军旅戏剧的代表作品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歌剧方面，涌现出了张敬安等编剧的《洪湖赤卫队》、赵忠等编剧的《红珊瑚》、阎肃等编剧的《江姐》。

　　“十七年”军旅散文代表作有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日出》、《灯火》、《红玛瑙》、《长江三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菡子的《无名礼赞》等。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军旅散文家，刘白羽的散文色彩绚烂，风格壮丽，庄严高华，激越炽热，以重大的政治题材、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革命激情见长。一些军旅作家的怀旧散文如孙犁的《访旧》、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等，均显示出较高艺术价值。

　　“文革”时期，中国文坛万喙息响，军旅文学乏善可陈。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新时期之初，为军旅文学重振雄风的首先是小说，其次是报告文学和诗歌。

　　80年代，军旅文学呈千帆竞发之势，以中篇小说为标高。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徐怀中的《阮氏丁香》首先打响。朱苏进的《射天狼》、《引而不发》以新的审美视角观照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思考军人价值所在，别具深度。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成功塑造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当代军人的英雄群像，大胆触及军内矛盾，冲破了军事题材的“雷区”。莫言的《红高粱》更以惊世骇俗的爆炸式风格一飞冲天。这时期出色的中篇小说有：朱苏进的《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马蹄声碎》，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唐栋的《沉默的冰山》，乔良的《灵旗》、《大冰河》、《远天的风》，张廷竹的《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周梅森的《军歌》、《大捷》、《国殇》等，构成七彩纷呈的文学风景线。

　　80年代，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问世，被誉为“战争文学的换代之作”。自此，短篇小说佳作不断，如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王中才的《三角梅》，唐栋的《兵车行》、简嘉的《女炊事班长》、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朱向前的《地牯的屋·树·河》等。

　　老作家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冯德英的《山菊花》，魏巍的《东方》、《地球的红飘带》，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及萧克将军的《浴血罗霄》等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延续着“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的辉煌。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确立了军旅文学的悲剧审美范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莫应丰的《将军吟》是第一部直面军队“文革”的长篇小说。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海波的《铁床》、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等，更体现出军旅长篇小说的丰富多元。

　　新时期伊始，军旅诗人的政治抒情诗震动文坛，如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也是一篇呼吁思想解放的优秀之作。新疆军旅诗人周涛与杨牧、章德益树起“新边塞诗”的旗帜，对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周涛的《鹰之击》、《大西北》、《醉剑》、《神山》等是其代表作。周涛反映南线战争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引发了军旅诗坛的大诗风潮，继之出现了马合省的《老墙》、王久辛的《狂雪》、李松涛的《无倦沧桑》及朱增泉的《京都》、《前夜》等大诗。

　　80年代军旅戏剧的代表作有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曙光》，郑振环的《天边有一簇圣火》，周振天的《天边有群男子汉》，丁一三的《陈毅出山》，赵寰的《秋收霹雳》等。

　　80年代军旅报告文学在文体上走向成熟，涌现出一批力作，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江永红的《骄子》、《中国师》，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走出神农架》，王玉彬、王苏红的《中国大空战》，江宛柳的《我在寻找那颗星》，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刘亚洲的《恶魔导演的战争》等。

　　90年代，长篇小说成为军旅文学的主要景观。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波涛汹涌》，以及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柳建伟的《突出重围》、都梁的《亮剑》、陈怀国的《遍地葵花》、黄国荣的《兵谣》、周大新的《走出盆地》、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等，皆为军旅长篇中的厚重之作。老一代作家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等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也是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硕果。

　　9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以朱苏进的《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金色叶片》、《接近于无限透明》，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战将》、《大妈》，尤凤伟的《五月乡战》、《生命通道》为代表。本时期军旅文坛引人注目的是反映转型期农家子弟在军营中的个人奋斗和生存景况的“农家军歌”系列作品，以阎连科的《和平雪》、《夏日落》、《大校》，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黄军装，黄土地》等中短篇小说为代表。

　　在军旅诗坛，继承传统军旅诗风较好的诗人有喻晓、元辉、程步涛、李钢、曹宇翔等。新生代军旅诗人简宁、蔡椿芳、史一帆、殷实、刘立云、屈塬等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完成了对传统军旅诗的革新，往往令人耳目生鲜。

　　90年代军旅戏剧的代表作有燕燕的《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姚远、邓海南、蒋晓勤的《“厄尔尼诺”报告》，邵钧林、嵇道青的《虎踞钟山》等。

　　90年代，军旅散文渐成气候，一批军旅诗人、军旅小说家的散文脱颖而出，蔚为可观。代表作品有刘亚洲的《关于历史》、《烟坟》，周涛的《和田行吟》、《游牧长城》，朱苏进的《最优美的最危险》、《分享尼克松》，莫言的《吃事三篇》，李存葆的《鲸殇》、《祖槐》，朱增泉的《寻访张园》、《长平之战》，王文杰的《珠网》、《军中好男儿》等。

　　90年代，军旅报告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局面。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徐剑的“二炮系列”，王宗仁的“青藏线系列”，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系列”，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金辉的《恸问苍冥》，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程文胜的《李天佑》，吴东峰的《开国将军轶事》，陈歆耕的《父老乡亲》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军旅女作家的真正崛起是在90年代。庞天舒的《战争体验》、《蓝旗兵巴图鲁》，项小米的《遥远的三色槿》，裘山山的《男婚女嫁》、《结婚》，姜安的《远去的骑士》、刘静的《父母爱情》、《寻找大爷》，毕淑敏的《补天裂》、《阿里》，王曼玲的《太阳升起》、《如花似玉》，王瑛的《四季》、《红山楂》，钟晶晶的《战争童谣》等优秀中短篇小说的问世，不仅为军旅文学汇入一股可贵的“女人味”，而且气度沛然，风头甚健。军旅长篇小说领域出现了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庞天舒的《落日之战》等佳作。90年代，军旅女作家散文亦呈满目繁华之势，裘山山、毕淑敏、庞天舒、项小米、刘烈娃等时有美文问世。辛茹、杜红、康桥、张春燕等新生代女诗人则在军旅诗坛执着地发出女性的声音。新时期军旅女作家群的出现，对于“十七年”军旅女性写作的基本缺失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首先取得骄人成绩。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庞天舒的《红舞鞋》、刘静的《戎装女人》、朱秀海的《音乐会》、周大新的《战争传说》、中夙的《士兵志》、苗长水的《超越攻击》、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燕燕的《去日留痕》、都梁的《狼烟北平》等，成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硕果。

　　新世纪军旅中篇小说领域出现了石钟山的《父亲和他的儿女们》、项小米的《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王曼玲的《花园里的姐姐》、黄雪蕻的《美丽嘉年华》等，短篇小说领域出现了裘山山的《一条毛毯的阅历》、温亚军的《病中逃亡》、王棵的《守礁关键词》等，可圈可点。

　　该时期涌现出的长诗有李松涛的《雷锋我们与你同行》、《黄之河》，康桥的《征途》、《生命的呼吸》，辛茹的《火箭碑》，贾卫国的《天弦惊》，王久辛的《狂雪二集》等。

　　新世纪军旅戏剧佳作迭出，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话剧《黄土谣》、《我在天堂等你》、《天籁》、《马蹄声碎》等颇受好评。

　　在散文领域，李存葆的大散文《飘逝的绝唱》、《国虫》、《永难凋谢的罂粟花》等继续致力于生态环保、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等重大命题的探讨；朱增泉的《居延海》、《朱可夫雕像》，尤其针对美伊战争的《新闻部长萨哈夫》等议论风发，文笔流畅；迟浩田的《怀念母亲》、王文杰的《大风歌与垓下歌》、汪守德的《秋天的和弦》、王宗仁的《嫂镜》、李钢林的《原木在移动》、史光柱的《春天，我的春天》也都是新世纪军旅散文的佳作。长篇纪实散文出现了裘山山的《遥远的天堂》、姜安的《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梁东元的《走过额济纳》等。

　　新世纪报告文学领域，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董保存的《笔记开国将帅》、徐剑的《东方哈达》、彭继超和伍献军的《中国两弹一星实录》、梁东元的《原子弹调查》、王树增的《长征》等力作引人注目。

　　80年中国军旅文学，有低谷，更有高峰；有黯淡，更有辉煌。它参与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也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在此，谨向它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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