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如何给“运十”飞机定位

国产运九中型运输机想像图

　　记者：那么当初你们怎么给这个“运十”飞机定位呢？

　　程不时：我们真正的工作进程是由于国家的任务，国家的任务当时下来了，希望我们设计一种供总理出国的专机，这种专机需要从中国出发直飞欧洲，中间中东不加油，是一个远程的飞机。

　　记者：有点等米下锅的意思，现在事情过去了37年了，回头来看能不能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一下这个决策，我们自己造大飞机？

　　程不时：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且是非常英明的决定。//01：26：23：00如果不是国家下达的任务，像我这样学习航空的，在东北飞机工厂担任主管设计师，我设计了好几种超音速的飞机，我也不会到上海来了。

　　记者：对于基地的选址也有人产生疑问，为什么选上海，为什么不选西安，为什么不选沈阳？

　　程不时：就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你作为一个集中的单位，你要运这些飞机的大部件，你怎么运？如果在内地的话，在欧洲怎么运呢？欧洲几个大国之间怎么运，他特别造了一个很大很大飞机，这个飞机可以把另外一架飞机放进去的飞机，像鲸鱼一样，叫白鲸，一个大的专门飞机来运这些东西。你可以想象在我们内地，火车怎么拉过去。

　　【解说】“708”工程启动后，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前往上海研制运十，程不时就是其中一员。当时41岁的程不时正在沈阳，负责一架超音速的教练机的总体设计工作，在接到调集任务后不久，他便匆匆地踏上前往上海的列车。

　　记者：为什么会选中你？

　　程不时：他们觉得是工程上的需要，我们这里需要人，就把我调来，我是不属于

上海人，我没有争取到上海排队，因为排队要排很长，上海的各地，没有参加排队，但是点名叫我来，是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沈阳我是负责中国一架超音速的教练机一个设计。

　　记者：也是第一架？

　　程不时：也是中国第一架超音速。至于说第一次为什么设计第一架飞机就要我当总体组组长，那是很偶然。

　　记者：你原来设计军用飞机，现在设计了民用飞机了，军转民。你当时怎么考虑？

　　程不时：首先第一我认为航空不是一个知识已经凝固的地方，我毕业以后，所碰到的这些技术进步都是我在课堂里面没有碰到过的，我调到上海来以后，到干这架民用飞机，把我的注意力又转向充实我民用机设计的要求上，不断提高自己。我来的时候是当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一位工人，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四级工，但是这个工人同志他知道他对飞机设计没有发言权，所以所有的技术他不参加讨论，他实际上没有贡献。

　　记者：虽然是副的，实际上你是总设计师？

　　程不时：对，实际上我是总体设计组长。

　　【解说】来到上海后，程不时开始了他并不熟悉的民用飞机设计。1971年的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下，新启动的大飞机研制项目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记者：这个过程是不是很艰难？

　　程不时：一方面是有大家相互磨合的问题。//当然文化大革命中间有个别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那种政治性的，空头政治性的影响，所以老是讲空话、套话、上岗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方案的时候，有的飞机设计三台

发动机，有的人提意见是四台发动机，结果他有一个发言，他的发言说这发动机越多就越安全，我们这个飞机是给毛主席设计出差用的，为了体现对毛主席尽忠，我们设计五台发动机，所以现在的方案中间，我的发动机最多所以我对毛主席最忠。

　　记者：就完全脱离技术实际、科学实际？

　　程不时：达到政治上，这后来成为笑谈，大家觉得，大家并没有这样子就取他的方案，反而觉得他这是很不严谨的科学态度，中间还有很多干扰。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一方面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我们在那个工厂的食堂里面工作，有的地方是……

　　记者：怎么会在食堂工作呢？

　　程不时：没有办公室。

　　记者：国家上台的一个项目？

　　程不时：国家上台的一个项目，但是跑到上海来，现成的办公室没有，就在工厂食堂里头，开吃饭了，大家都收起来，收起来，图纸收起来，然后吃完饭以后再摊出来。还有的地方，有几个组，有一个组放在我们在一个飞机修理工厂，小飞机经常，有两种进厂方式，一种是飞机飞过来修理，有一种是装在箱子里面运过来，一种飞进来，一种爬进来，装飞机的箱子，包装箱，把包装箱里头放两个桌子，一个组就放进去了，就在包装箱里头工作，这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当时有一个口号，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首先就是忘我的投入设计工作，生活的问题就往后推了，机场里头很多蚊子叮，南方穿短裤，怎么办？用报纸把腿包起来，手包起来，然后在上边画图。

　　【解说】十年后，也就是1980年9月，程不时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这项近乎神秘的研制工作。

　　记者：为什么是十年呢？

　　程不时：第一个原因就受到强烈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干扰，包括很多思维上、意念上不正确，以及一些政治运动，进行批斗，对于技术人员的另眼相看。//第二个因为是首次中国建设，所以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摸索，开始建设，包括跑道都是重新翻修的。

　　记者：如果正常的话，或者严密计划。

　　程不时：我认为这个十年可以作为一个已经有实践结果的这么一个历史摆在这里，所以新的情况，我觉得可以跟他比较。

　　记者：当时定的时间是多少，有时间的限制吗？

　　程不时：当时好像没有，走着瞧，所以包括当时“四人帮”的领导的头头，就是下面，其实也是一些工程兵，他们本人也不一定划到“四人帮”，但是他接到上海市委，上海当时的“四人帮”上海市委的指令，派到我们这里来管理我们这样的人，他的一句，成了一句名言，“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他曾经表现过这样的意见，我不知道上级有没有给他时间限制。

　　记者：你们的工作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程不时：当时某种程度还带有军用的色彩，但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接待外宾来看，并不是像军用飞机那样保密。因为当时我们在试飞的时候，美国已经介入到要他的飞机到中国飞机工厂来进行总装了，我们厂里头已经有美国人了，所以我们飞机一试飞，美国人电话电报已经发到美国去了，所以我们收到最早贺信的电报是来自美国飞机公司，我们自己的官方都没有表态的，美国飞机公司已经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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