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炽的海防思想

　　张登德

　　内容提要：陈炽生活的19世纪后半期，我国东南海防警报频传，封建统治者开始以较多的注意力关注海防问题。陈炽虽然入仕较晚，但他对台湾海防提出的南洋海军提督驻台、建立台湾造船工厂、广封其域相为犄角等三项措施，以设官司、护商旅、建学校、举贤才的方式经营南洋作为海上屏障以及考察海图、重视港岛、组建渔团、建立军校、多制兵船、制造枪炮等有关海防问题的见解，不仅对当时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我国近代海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陈炽(1855-1900)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毕生致力于经国要术的探求，留下了《庸书》和《续富国策》等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传世之作。其中涵盖着丰富的维新思想，海防思想则是其整个维新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近代海防史上一份难得的遗产。迄今为止，除去一些军事史论著偶尔涉及，尚未有一篇系统论述有关陈炽海防思想的文章。 本文试图对陈炽的海防思想作一探究，希望能更好地剖析陈炽及其时代，同时对我们今天的海防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对台湾海防问题的关注

　　台湾为我国东南海疆门户，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而备收历朝关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挟其坚船利炮妄图占领台湾，邓廷桢、姚莹等率领台湾军民精密布置防务，多次击退英军的进攻，使台湾避免了被侵占的厄运。不过，事后清廷对台湾防务并没有过多的重视，台湾防务问题真正得到重视是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之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朝野上下掀起塞防与海防之争，清廷开始意识到加强海防之必要，下令筹议海防。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纷纷对台湾海防管陈己见。丁日昌指出：“台湾洋面居闽、粤、浙三界之中，为泰西兵船所必经之地，与日本、吕宋鼎足而立。彼族之所眈眈虎视者，亦以为据此要害，北可以扼津、沽之咽喉，南可以拊闽、粤之脊膂”，所以“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震动”。 沈葆桢也上奏折称台湾为沿海七省之门户，久为他族垂涎，疾呼台湾设防的重要性。1885年10月，清廷接受了边疆官员所提出的台湾为海防重地的观点，批准单独建省。陈炽对台湾海防的重要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1893年，他在《庸书·四维》篇中就指出台湾是“东南之维”，“东南台湾之一隅，则通商万国之所垂涎而窥伺者也。”在同书《台湾》篇中，他再次指出台湾对中国海防的重要性：“台湾一地，东南七省之藩篱门户也，台湾安则东南半壁举安。”并把台湾与海疆的关系比作唇与齿：“台湾犹之唇也，海疆犹之齿也。台湾果失，则沿海各省其能有一日之安危乎？”为此，他提出“治台三策”：

　　一、南洋海军提督驻台。中国近代海军初建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内忧外患，清政府期望通过购买外国舰船的办法来筹建海军，因英国人李泰国和阿思本妄想控制中国海军而引起清廷嫉恨和列强反对而作罢。清廷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海军，保卫海疆。1868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草拟《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并在1874年递交总理衙门(更名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各设提督一人的方案。李鸿章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都表示赞同丁日昌的倡议。同年5月，总理衙门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到1884年夏，福建、北洋、南洋三支海军已经初具规模。

　　建立近代海军，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一步。这是中国人受西人的坚船利炮冲击而做出的反应。陈炽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他认为西洋水师源于中国古代“横江之练甲”，但是也承认西人“陆师海军，精强罕匹”。所以他对清朝建立海军并不反对，相反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海军的作用，并且提出南洋海军最好驻扎在台湾。陈炽认为“以台湾一省，归南洋兼辖并隶属海军，为海军提督驻节之地，凡属海防要事，江浙闽粤督抚均须咨会酌商，使各省之兵力饷需了然于心目。”如此，则不会再出现中法战争时台湾“告急之章，迫如星火”而沿海督抚“借口封疆，重任赴援者，寥寥无人”的局面。

　　二、建立台湾造船工厂。清廷在统一台湾后，鉴于该地盛产造船木料，便决定由福州府和台湾府合力承办造船事宜。雍正三年(1725)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提出“所有台湾水师等营战船，远隔重洋，应于台湾府设厂”的奏疏。此后福建的船政分别在台湾、福州、漳州、泉州4个船厂主持。 1885年台湾建省后，依照首任巡抚刘铭传的看法，台湾的船政改为对外购轮为主。而陈炽认为台湾应该建立自己的船厂。他指出：“台湾气局规模，尤为广远，惟四面距海，非轮舶不能往来，非铁甲快船不足以应机，摧敌必须建立船厂，与福建船政、南洋粤东机器各局，联为一气，自娴制造，自习驾驶，使海壖氓庶，衽席风涛，而后通商惠工，无事获转输之利；储材制器，战时收搏击之长。”也就是说，台湾设立造船厂具有双重功效，既能为日常民用获得经济效益，又能为军事战争提供武器战备。

　　三、广封其域相为犄角。陈炽认为台湾省虽然“袤长二千里”、“宽者百里”，但“草创规模，究嫌狭小”。因此他指出应该将广东的琼崖、福建的金厦、浙江的玉环舟山、江苏的 崇明岛等处以及附近零星小岛，割隶台湾，设立四镇，相为犄角。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海防线。敌人不论从广东的琼州、福建的金门、厦门、浙江的玉环岛、舟山岛，还是江苏的崇明岛等入侵，清廷皆可以台湾为中心作海防准备。同时，陈炽建议将这四镇的土著居民编为渔团，平时耕种开垦，战时补充军需民食，既可以“免海盗之潜藏”，又能够“杜敌人之割据”。

　　最后，陈炽指出：“三者既定，而复能兴利除弊，辑民抚蕃，筹饷练兵，据险扼要，则东南一面屹若长城，万里疆陲，保可百年无事矣。”

　　陈炽对台湾海防问题的建言，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他对日本侵略中国并割占台湾没有思想准备，虽然他也意识到应该防备日本，否则他日必受其祸。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割占台湾，使陈炽设想的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海防线受到极大冲击，他的海防思想随之发生变化。在《上清帝万言书》中，他指出：“台湾属倭，则东南海防亦为一变，似宜以福建兼隶粤督，南洋兼辖浙江，而海州、崇明、舟山、香山等处均设总镇”，并且改变了原来自己坚持只设南北洋海军的看法，同意建立三支海军，“欲水陆合力，永保无虞，则北洋、中洋、南洋三枝海军总须添设，北洋之威海、旅顺，中洋之吴淞、舟山，南洋之马江、箱馆，均可建船坞、筑炮台、驻兵舶”。

　　对台湾海防的认识，从清初到清末朝野上下不止陈炽一人有所建言。清初的季麒光、沈起元、董梦龙，清中叶的陈盛韶，清末的沈葆桢、刘铭传，在台湾防务问题上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陈炽作为一名普通的京官，虽然没有像台湾官员那样对该地有切身的体认，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陈炽的台防观却有独到之处。就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来说，郑观应虽在1875年编成的《易言》书中提出水师编为四镇，其中福建、台湾为一镇；在《盛世危言》中建议将台湾设为南洋重镇，但并没有具体提出对台湾应采取的海防措施。薛福成在李鸿章幕府中虽对海防问题时时参加意见，并在1881年草拟《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着眼于水师制度的改革，对北洋海军的建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中法战争中，他又到浙江东部筹划海防，著有《浙东筹防录》，但是对台湾海防问题却没有多少评论。马建忠从法国回国后在李鸿章幕府办理洋务，1881年他在《上李相伯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中认为“台湾海岸巨浪三涌，终年如是，且当飓风之冲，不利于泊焉”，提出在澎湖设镇以扼守福建、广东、台湾。 王韬则认为台湾孤悬海外，“不必移驻巡抚”，“台事之当为者，则在凿山通道，度地垦田，使台岛前后相通”。 比较而言，陈炽提出的治理台湾的三项措施较具有针对性，虽然这几项措施因不久台湾即被割让给日本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对整个海防建设还是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二、经营南洋作为“海上之夫余以藩屏中国”

　　中国人是从唐朝时期开始移居南洋的。宋、元、明朝时我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更加发达，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南洋。明末清初，政治动乱，不少人为躲避战乱纷纷避居南洋。开海贸易后，沿海又有许多人出洋，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滞留在海外不归。同时，从16世纪起侵入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为掠夺东方的财富又采取各种手段诱引中国人到南洋去当华工。这样，南洋成为海外华人、华侨的聚居地。华人在南洋从事贸易、开矿和耕种，历尽艰辛，且受西人迫害和歧视，迫切需要清廷扶植和保护，但清廷为防止海外反清力量的崛起，曾禁止南洋贸易。后虽开禁，但对南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国防重点“偏于西北，而东南沿海，自台湾一岛外，均度外置之”。陈炽认为“南洋者，西人之外府也”，西人“精神命脉，均在南洋”。 在《公司》文中，他再次指出南洋是西人之外府，是“储材蓄势，凭陵上国之权舆”，如果中国的商力、兵锋“略及于南洋各岛，彼海外诸国将惴惴然顾胃不遑”。 如果能够挽回西人在南洋的特殊权益，“则因宜制变，此虏已在掌之中矣”。所以他提醒清廷统治者：“今之筹海者，毋遽及西洋也，筹控制南洋而足矣。”

　　陈炽筹南洋主要有四方面的举措：

　　一是设官司。随着越来越多的华工出洋，清政府原来在新加坡设立的领事馆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应该派驻专门使臣，各埠分设领事，已是形势所需。陈炽认为新加坡领事“权轻望浅，往返禀命，动辄兼旬，而距粤东海程，不过三日，宜于其地专驻使臣，管理各岛华民交涉之事，各埠均设领事以隶之”。在《续富国策》中《酌增领事说》文中，他再次指出派大臣驻扎新加坡，主持其事，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等处设立领事，以保护华商华工利益。

　　二是护商旅。清廷虽然建立了近代海军，但对于海军的使命，清廷关心的主要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海口要塞，而对于保护商民的利益，保护海上运输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陈炽认为“商旅所萃，不可无官以理之，尤不可无兵以护之”，如果护商兵船散泊海中，借张声势，按期会操，练习枪炮，不仅可以“壮己民之胆气，系外国之观瞻”，而且可以“隐杜侵凌、潜消事变”。并且中国商民也非常希望海军能够经常游历，“前此中国海军游驶新加坡，中国商民所由瞻望旌旗而欢声雷动者也”。所以陈炽指出：“南北洋海军，宜随时游历，仍准各埠保举商董，捐置兵轮，以顺民情，以张国势。”

　　三是建学校。陈炽认为“人必读书明理，而后聪颖特达，不甘受制于他人”，而西人阅历既多，狡谲滋甚，对于属地之民，又咸加抑勒，加之“西人皆学而华人不学”，长此以往华人则会“终为人役”。陈炽认为要使华人摆脱外国羁绊，“就我范围”，国家应该在每埠拨给经费创建书院，慎选山长，严定课程，教以中西之学，同时广劝中外富商巨贾捐集膏火之资，即由领事各官主持经理。建立学校之举，眼光长远。

　　四是举贤才。陈炽认为“人才者，万事之根本也”，南洋华工有数百万之众，由于在上者无以劝之，斯湮没不出耳。所以他建议“书院肄业诸生，宜仿内地岁科两试，由使臣兼管学政，选补博士弟子员录送科场，官给资斧，愿就艺学科者听之，果于中西各学总贯淹通，使臣保送到京，破格擢用，则山陬海澨无弃才矣。”

　　经营南洋作为海防藩镇，此前魏源曾有此议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并指出西方国家本土距离中国甚为遥远，其侵略中国必以南洋为基地，所以清廷应该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经营之以为藩镇。 不过，魏源的言论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后来，出洋华民日众，清廷派出的游历人员和驻外使臣目睹了海外华人的情况，呼吁设领事保护华民。陈炽对南洋华人的情况也比较关心，他认为经营南洋可以“罗海外之才，以待欧西之变，他日必有奇材硕彦应运而生，为海上之夫余以藩屏中国者”。陈炽的把国家海防力量的振兴同侨民管理事业相结合，加强同华侨的联系以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经营之作为海上中国的藩篱的主张，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三、其他海防举措

　　在重视台湾防务和南洋经营的同时，陈炽也提出了一些其他有关海防的具体措施。

　　(1)考察海图。海图是海洋空间信息，包括海洋自然环境信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一种图形表达形式。随着近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为保证海上航行的安全和经济，精确可靠的海图变得尤为重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海图的测绘出版，不仅测绘出版大量本国海区海图，而且对所属殖民地和觊觎扩张侵略的其它国家的海区也测绘出版了大量海图。 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海外扩张的需要纷纷绘制海图，例如英法等国自创设海军起，就“以考察海图为首务，兵轮巡历，鱼贯蝉联，所至纪其见闻，量其度数，究其异同分合之所以然”； 英国分驻各埠的兵轮除了保护商民外，“专以考察海图为要务，日省月试，岁课其成，皆以日记绘图考其殿最”，这样万一有事，“则全地球之海道，孰远孰近，孰险孰夷，通国之人一览瞭然，更无疑滞，实有益于行程之迟速、战事之短长、兵机之利钝”。 这是英国“纵横四海、凌轹万邦之左券”。反观中国，“鳃鳃然仅于船坚炮利求之，抑亦末矣。中国于海道素未究心，不惟浩渺重洋莫测涯涘，即海疆附近十里百里之间，亦如瞽者”，虽然现在“幡然变计，仿立海军，铁舰鱼雷，规模略备”，但“惟考察海图之举，寂然未有所闻”，以致“彼明而我昧，彼智而我愚，彼触处皆通，我所如辄阻”。所以陈炽呼吁清廷应该重视海图的作用。他在《庸书》中列出了《图籍》、《三署》、《海图》文章，建议清廷海署应该以海图为平时职掌之四大宗之一，派熟精测绘的学生到沿海绘制地图，同时要求出使诸臣访订精图，详为翻译，并令海军提督督率将佐，“加意讲求，由粗及精，自近而远，勤奋者奖，怠慢者诛”，如此“推行浸广，测算益精，非惟成竹在胸，即人才亦当辈出矣”。

　　虽然此前有《瀛寰志略》、《海国图志》刊行，到陈炽写作庸书时，清廷已经进行了两次大的海防讨论，造炮制船，创设海军，对沿海防务作了部署，但对海防的具体手段并非都有所认识。陈炽提出的海图问题，整个晚清时期有此议者寥寥无几，足见陈炽的远见性。

　　(2)重视港岛。我国海岸曲折，在海水深入内地，或在江河入海口处形成了许多港湾。由于港湾可以停泊船只，所以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价值。陈炽对中国香港岛的地位特别重视，认为中国从自金州复州到钦廉雷琼的一万有四千余海岸中，“欲求一万全之船埠，如香港者，穷山际海未之有也。”可惜该岛被英国割占，陈炽感到非常痛心：“利器假人，悔将何及”。不过他不灰心，“不得已而思其次”，朝鲜的巨文岛映入陈炽眼帘。巨文岛位于朝鲜半岛南端与济州岛之间的济州海峡，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陈炽认为该岛“纵广数十里，民庶千余家，鼎立三山，形如品字，其中宽广可容千舶，峰峦回合，颱飓无惊，总珲春出入之襟喉，绾渤澥往来之锁钥”，英国人说其“为东洋门户，关大局安危”。早在1881年马建忠在《上李相伯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中指出朝鲜全罗道之巨文岛，应该仿照英国据有地中海玛尔岛之意，设防驻舶，以为防御俄、倭往来之路”，这是“天造地设以卫我东南数万里海疆要害之区”，并提醒清政府“洋人垂涎之巨文岛，尤当早为之计。”但此议并未引起清廷的重视。后来，俄国和英国因争夺阿富汗而关系紧张，1885年英国借口扼制俄国势力南下派舰队占领了巨文岛。后来朝鲜向英国索归该岛，但英国因为朝鲜贫弱，所以建议清廷在此设兵置镇作为持久之计。但清廷所派观察人员以该岛为“海中拳石”而放弃对其置守。陈炽指出“当英人见归之日，苟以海军分戌，擘画经营，比及三年已成重镇。惜机宜坐失，草昧未开，必高丽自守之而中国阴助之，而后可晏然无事也。”所以他建议清廷“宜与朝鲜秘议，就其地建立船坞，募练水军，守以坚台，通以电报，开设商埠，储备薪粮，通商用兵，进战退守。….朝鲜系东海之安危，而此岛又系朝鲜之得失，无先几之智，不足以保彼岩疆也；无烛照之明，不足以防其侵轶也。”

　　(3)组建渔团。陈炽认为沿海渔户世代生活在海滨，对于海上风涛习以为常，招募他们组成渔团，可以“防奸细、绝接济、禁登岸”，“补陆师海军之不足”。他查办渔团的具体方案是：“选立正人以为之长，妥筹经费，慎选贤员，购备枪刀，督率训练”，“海波帖妥，各自谋生，及兵事已开，则纠集壮丁驻守其地”。 强调编练水勇，依靠人民的力量保卫海疆，并不是陈炽的首创，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有类似看法，林则徐便说过，相信“民心可用”，招募渔民组成水勇；魏源则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兵，不如练水勇”的主张。一些海疆官吏在筹划海防时也曾团练乡勇来加强海防力量。确实，渔团在配合正规军作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陈炽对民众并非完全信任，他组建渔团也有防止沿海居民“通匪济贼”的目的。

　　(4)建海军学堂。随着造炮制船的洋务事业的进行，一些船政、水师学堂也纷纷创建，使晚清海防教育得以顺利展开，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海军人才。陈炽主张清廷建立强大海军的同时，建议南北洋海军应该“抽拨专款，自立学堂，教练人才，以储异日之用”。在《续富国策》书中，他对海军学堂的学生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指出：“轮船公司，则有管轮学堂也，驾驶学堂也，必由管轮学堂考验给凭，而后汽机之利弊周知，始可以为大副矣；必由驾驶学堂考验给凭，而后海道之情形熟悉，始可以充船主矣。” 虽然晚清重视海防教育者大有人在，但是陈炽在关注海防的同时，提议加强教育，却也抓住了根本。

　　(5)多制兵船。西人之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是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官员得出的直观认识，随后洋务派把购制船舰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推展。通过购买和自制，清廷的船舰吨位在甲午战争以前居于亚洲前列。但是在甲午中日交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朝野中部分官员借口中日交兵，海军失事而提出“兵船之无用”的说法，陈炽批评了这种看法并提出“轮船固须广行，兵船亦需多制”的主张。他认为兵船可以有两种用途：一是驻扎在内地通商各处，防止西人动辄称兵，要求无厌，中国受制于人；一是兵轮可以护商，特别是在南洋等地，每驻一领事，至少须驻一船。同时商船可以作为兵船使用。他以英法俄美等国为例指出“兵轮和商轮无大区别，恒有平日运货载客，络绎往来，有事改作兵轮，即为国家备战者”。相比中国，不论官轮还是商轮，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陈炽指出，对于守口巡阅兵轮，大可按照各国章程办理，而国家稍加津贴，即可任意往来；对于商船，朝廷开诚布公，酌补公费，发给军械，同时给予官带装弁各头衔。

　　(6)制枪造炮。枪炮是海防必须之物。通过中日之战的对比，陈炽发现洋炮确实比中国所制之炮先进，“上年中倭之役，北洋短炮过多，我之弹未及人，人之弹先及我，其利钝可见矣”。陈炽指出湖北枪厂所造比利时新式快枪、上海制造局所制快利枪的“亦称利用”，可以广筹经费，专造这两种枪。至于造炮，陈炽认为应该舍短取长，如果单为防守海口，可在陆地炮台放置德国克虏伯炮厂所造的三百三十五吨炮；如果用在船上，则应该多造英国阿姆斯脱郎的八十吨炮。陈炽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推广仿制，就能杜强邻之环伺，保海宇于澄清。

　　四、陈炽海防思想的总体特征

　　陈炽生活的19世纪后半期，中国海疆烽烟骤起，封建统治者开始把较多的注意力投注到海防上。“福建之船政创始于前，北洋之海军踵兴于后，各省机器制造之局，水师武备之堂，铁舰、水雷、快枪、巨炮肇开，船坞广筑，炮台亦步亦趋，应有尽有”。 陈炽在晚清早期维新派中，虽然其海防思想因与其年龄与入仕较晚的经历而形成较晚，但是他的海防思想已经涉及到现今海防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认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内海发展到外洋。陈炽不仅关注内海(渤海)作战，而且把目光投注到东海、南洋等地。在东海海疆防务上，他对毗邻中国的朝鲜半岛非常关注。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曾撰写了《朝鲜》、《法美》等文，将朝鲜比作战国时期的韩国，同时指出朝鲜战略地位重要，是“东海之藩篱”，因朝鲜比较贫弱，不能自主，各国争相染指，所以陈炽曾忧心忡忡地指出：朝鲜“万一为他人所并，则仁川之兵舶，一夕可达天津，咸镜之陆师，长驱以入东省，畿疆重地，根本要区，何堪设想不加保护焉”。 因此，他建议清廷扶植朝鲜，同时重视朝鲜的巨文岛的地位，建船坞、造炮台、练水师、铺电线，以保朝鲜、固东海。

　　第二，海防思想与塞防思想并重。陈炽在重视海防的同时，对我国的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的地理进行了研究。他曾指出：“综观大势，旷览将来，恐中国之大患仍不在水而在陆，不在东南而在西北也”。 所以他在《庸书》中《龙江》、《奉吉》、《金山》、《新疆》、《青海》、《西藏》、《蒙古》、《三省》等文，不仅介绍了各地的历史沿革，而且揭露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提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第三，朴素的海权思想。依据美国人马汉的观点，海权是海军舰队、商船队、海外基地三者的总和。陈炽的海防思想中即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陈炽一向支持清廷建立海军，认为它能够振国威、张国势，“保京津之门户，固江海之藩篱”，甲午战争以后呼吁“中国南北洋海军兴复万难再缓”，并且改变原来设两洋海军足够的看法而赞同建立三洋海军，同时主张海军应具备精枪利炮铁舰快船，有培养人才的学堂等，足见陈炽对中国拥有强大舰队的渴望。其次，陈炽重视商船的作用，把它作为国家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庸书·轮船》文中，他指出清廷应该准许中国商民自制轮船，行驶内河以及外海，这既可以广华民之利赖，也可以杜异族之觊觎，同时如果有外患内忧，可随处利用商舶运兵，既收转运之功，又省养船之费；在《续富国策》中再次阐述这一主张，认为商船虽然没有战舰坚固，但战时可以充作运船使用，同时无事则海天转运，俨然商部之章旗，有事则舰队联翩，高列海军之位号，声威远震。最后，陈炽建议将朝鲜的巨文岛、南洋等地经营完善，作为屏障中国的海上藩篱。陈炽的这些主张已经初步具备了海权意识。

　　当然，陈炽的海防思想亦有其不足之处，他不像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曾出任疆吏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也不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有出国考察的经历，他只是京师的一名京官，只能通过游历和阅读西书译本来获取对西方的认识，所以对中国海防的认识可能有偏颇之处，他所重视的是东南沿海防务，对北洋一带的防务建言较少；他所防的对象主要是西洋各国，而对日本的侵略认识不足等等，不过他提出的关于海防问题的见解，不仅对当时社会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今天的海防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方世藻：《陈炽与台湾海防浅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丁日昌：《请速筹台湾全局疏》，《台湾文献丛刊》第288种，第80-82页，转引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赵树贵 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2-63页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47页。

　　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196页。

　　王韬著 陈恒 方银儿评注：《弢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陈炽集》第118-119页。

　　《陈炽集》第98页。

　　《陈炽集》第119页。

　　王家俭、戚其章两先生均有此论。分别参见王家俭：《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载《清史研究论薮》，台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和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汪家君：《近代历史海图研究》，测绘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陈炽集》第120页。

　　《陈炽集》第261-262页。

　　《陈炽集》第121页。

　　《陈炽集》第49-50页。

　　《陈炽集》第121-122页。

　　《陈炽集》第271页。

　　《陈炽集》第137页。

　　《陈炽集》第48页。

　　《陈炽集》第110页。

　　相关专题：甲午海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