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台湾《全球防卫杂志》4月号文章题：越战中的台湾特种部队(作者瓜友)

　　所谓“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关台湾在越战期间军援南越的各项秘密计划，近年来已陆续曝光，如：奎山军官团、驻越军事顾问团、援越空运队等，不过这些大多是官方的正式援助行动：只是受限于当时局势必须低调进行。除此之外，仍有不少的秘密计划见不 了光，台湾特种成员赴南越任美国的越战雇佣兵就是一例。笔者走访曾赴越参战的特种部队老兵，并参酌岛内外资料，勉强补上台湾援越秘史失落的一页。

　　台湾特种部队在1956年成立，专门负责执行秘密任务，又称“武汉部队”，有希望特种部队能像武昌起义一样为反攻复国开第一枪的意义。不过，军方在1951年至1953年间，曾有游击伞兵运用计划和游击空降部队的训练计划，显示在特种部队编成前，军方当时是准备将空降部队和受过伞训的游击队空投大陆，进行敌后作战。

　　特种部队下辖4个特战总队，第二及第三总队接受美援，完全按美制编装及训练，员额约3000人，部队驻有美军顾问随军进行训练。不过这项美援是因当时台湾和美国在大陆情报搜集行动上合作密切，故台湾顺势要求美方代训特种部队。

　　第二及第三总队于1956年成立，当时军方还挪用部分美援装备成立第一、四总队，其中特战第一总队是因“8·23”炮战和支援西藏抗暴运动于1958年成立。为了模拟到西藏的长途飞行和经长途飞行后对战力的影响，那时特战队员经常搭着C--46运输机绕着台湾长途飞行后才跳伞进行演习。至于第四总队则是1962年接收滇缅边区游击队四千多人编成。由于特战第一、四总队并不为美军顾问团承认，故未驻有美军顾问。目前军方还存有从1957年5月至1962年8月“特种部队组训及作战管制与运用原则”相关档案。

　　名义上特种部队属于陆军总部管辖，但很多任务都是由“国防部”特种情报室或情报局直接指挥，甚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又有一种说法是归神秘的“316指挥部”指挥，但当时特种部队真正的幕后大老板应是蒋经国。1960年4月，当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就曾邀请驻台美军协防司令史幕德将军，前往中部某地参观特种部队，以争取协助空投特战部队到大陆打游击，不过美方终究没有同意。

　　当时台湾特种部队编组，不论形态还是员额等方面，与一般陆军野战部队有极大的差异。“特种部队”编组形态，以总队为单位，总队之下再区分为团作战分遣队(又称为大队，其中又区分为作战大队、突击大队、侦察大队等)，营作战分遣队(又称为中队)，连作战分遣队(又称为分队)等4种编组层级，其中又以连分遣队(分队)为主干。每一连分遣队(分队)的编组人数，以任务需要而定，队员人数最多仅有十余人，由具有各种兵科专长的队员组合而成，下分支援组、爆破组、火力组和突击组，每组3人。除个人已具备原有兵科专长外，在分遣队组合完成后，还必须进一步学习其它兵科的专门知识，使每位队员均能成为全方位的通才，以因应诡谲多变的战况。

　　1958年冬，特种第一总队队长夏超奉蒋经国指示率领1200人，搭乘C--46运输机途经泰国抵达孟帕辽机场，增援滇缅孤军，企图开辟第二战场，又称之为“西南国境保卫战”。但因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事倍功半，以致无疾而终。大部分特战第一总队队员于1961年“国雷行动”(取蒋经国之“国”及当时CIA台北站站长雷克莱恩之“雷”)中，撤退回台。当时夏超担任教导总队总队长，下辖9个教导大队，许多孤军在撤退回台后，因为有丛林实战经验且又无亲友在台可共谋生计，便编入第四特战总队或由其他台湾军方部队所吸收。

　　外传1962年时，军方曾派遣700多名特种部队官兵乘坐运输机准备向广东地区进行空降突击，飞行至半途，因军方高层获悉突击计划已经外泄，只好原机折返。

　　实际上，美国为防止台湾轻举妄动，干脆在行动上限制台湾反攻大陆的能力，尤其是对特种部队的敌后突击行动，只允许台湾军方一次空降十余名到二十名队员，这种任务最多只出动一架C--46或C--47运输机，真要动用700多名特种部队官兵，一定是进行大行动，势必瞒不过美方，而且美方也不会同意。

　　上世纪60年代，当局虽然偏安台湾，除了不放弃反攻大陆外，还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展示军力，及与友邦合作对抗共党势力的计划，始终未尝稍歇。据美国公布的秘密档案显示，1960年1月，南越总统吴庭艳访台时，曾和蒋介石进行七度会谈，其间提到了台湾派兵赴越协助西贡政府剿共的可行性。

　　1961年，越共加快南越境内的武装颠覆行动，吴庭艳向美国建议动用台湾军队赴越作战。吴庭艳在访台时曾参观过台湾军方演习，认为台湾军队受过严格训练，反共意识强，且西贡政府对越战逐渐“美国化”亦感到不安。

　　1961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姆尼兹上将访问西贡时，面询吴庭艳：美国应该怎么做才会对南越最有帮助?据说吴庭艳当面告诉他，派台湾部队到东南亚来，美国海、空军负责台湾的防务。

　　由于美国的阻挠，台湾直无法公开派兵参与越战，但仍有传言指台湾特战部队在南越军方的默许下仍秘密有限度介入，即援助“海燕特区”。

　　海燕特区的由来是因南越总统吴庭艳施行国籍法，使得华侨为了生计，不得不入越南籍。但越南兵役法规定：凡达18岁，必须自动入伍报到，否则以逃兵罪受军法处置。华侨入伍后，受训完毕如无巨金贿赂，必被调到前线作战，新兵经验不足，多数一去不返。所以适龄华侨青年，都千方百计设法免遭此劫。

　　华裔的阮乐化神父是吴庭艳的知交，他想出一个消极办法，以拯救华侨子弟的生命。1959年，阮神父向吴庭艳要求开发南越最南端金瓯角的狭长半岛，这个地方是一块低于海平面的沼泽地，共有700平方公里，周遭都是越共占领区。阮神父招募农民自行开垦，并由南越政府配给垦荒工具及建筑材料，吸引很多华侨子弟前往。这一地区由吴庭艳直接批准阮神父策划经营，并定此区为海燕特区。

　　阮乐化为广东人，抗战时加入“国军”，并接受游击队训练，抗战结束，升为陆军中校。大陆沦陷后逃到越南，并辗转来到南越。

　　海燕特区成立之初，只有七八百人，后来增加到二千多入，阮神父针对成员施行军事化管理和军事训练以自卫，并获美援军需品的补给与装备。越共初以为可欺，集结进犯，遭受迎头痛击，铩羽而归，从此对金瓯角的海燕特区，再不敢存觊觎之念。阮神父也博得“战斗神父”之美名。

　　其实，海燕特区的性质类似吴庭艳时代大力在农村推行的“战略邑”，以一些居民较多、经济与交通条件较好的村落优先建立，再将散居各地易受越共协迫的民众迁入，原则上每邑约150户。战略邑周围架设铁丝网，挖掘壕沟，并构筑碉堡，以防越共入侵，各邑之间还可组成联防系统，后改称“新生邑”。

　　据曾在1963年亲赴海燕特区采访的资深女记者苏玉珍的回忆录《破冰》记载，海燕特区内有台湾游击队，升有“国旗”，并有很多中文的反共标语，也讲“国语”，书中并称海燕特区为游击队基地，阮神父为指挥官。

　　根据苏玉珍回忆录的描述，当时，海燕特区游击队很像滇缅边区孤军，只不过海燕特区是南越政府核准的地区武力。苏玉珍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有台湾特种部队在海燕特区，不知是否因保密而未提及，还是当时尚未有或确实没有台湾特种部队军援海燕特区；不过在苏玉珍报道后，政府开始重视这批在南越的反共游击队，并接当地小孩来台就学，阮神父也曾在1965年来台。

　　越战时期，台湾援助南越工作主要是以政战顾问、航空运输、医疗、农业和经援为主，并未直接派兵参战。不过台湾军事人员曾介入越战的传闻却不断，经笔者查访，当时确实有少部分现役特种部队人员经由美国情报单位安排，以雇佣兵身份私下前往南北越交界区和胡志明小道从事侦察任务。

　　胡志明小道是假道当时为中立国的老挝，在越南国境线以西不远，概略与国界平行的一条走廊，并有支线通达柬埔寨。

　　而台湾特种部队人员介入越战，约在1965年前后。由上述时空背景看来，美方要求台湾特种部队人员赴越进行侦察任务，可能是要因应急剧增加的北越渗透活动。因为胡志明小道位于丛林地区，极易隐蔽且不易侦察，故越战全期，美军对胡志明小道的真实路线也末必全盘了解。由于美军大都派机轰炸以摧毁越共辎重，因此必先由特种部队进行侦察掌握敌踪后，再呼叫战机轰炸以收战果。而当时美军特种部队兵力可能还无法掌握北越在胡志明小道的全盘渗透活动，因此才出重金私下请台湾派出特种部队协助侦察，加上台湾特种部队与南越官兵同为黄种人，有助于掩护侦察行动。不过，因美军随后迅速增兵南越，因此推测台湾特种部队成员在越南活动期间应不长，最多只有两三年。

　　由于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台湾介入越战，因此不太可能是透过军方或外交管道向台湾提出请求。由于特种部队一向与情报单位合作密切，台湾特种部队成员赴越南应该是透过情报合作管道，详细数目已不可考。

　　赴越参战风险很大，死伤几率很高，因此美军许以重金，每个月薪水500美元，台湾部队官饷也照领，而且出发前还先发半年官饷。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的生活水准而言，真是一笔大钱。另外依照美军规定，凡被选派前往越南服务者，不论中西、不问国籍、不管身份，凡届满9个月只要还能活着，即可打道回乡，不管你人在何处、身在何方、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任务，全都“一视同仁”。另在服务的9个月期间，还能获得一周假期，休假期间可免费搭乘美国各航空公司飞机，前往世界各地游玩。

　　由于台湾特种部队成员参与越战，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整个计划的细节至今仍是谜团，例如：当初台湾与美国协定派遣特种部队的计划内容，在越任务规划，战果如何，计划时间，参与人数，阵亡人数等，都是一连串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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