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

　　世界近几次高技术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实践表明，战争法的基础已发生了动摇，战争法的核心内容———作战法规已出现真空；但从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战争法在现代战争中已成为交战方克敌制胜的“新武器”。可以说，法律战场的开辟，已经使现代战争阔步走进了“斗力”与“斗法”并重的时代。

　　战争法将追随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而约束战争

　　法律规范是人类文明的表征，战争法则是表征人类战争实践演进的文明。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战争法条约的出台，都反映了人类在文明与良知道路上的孜孜追求。第一个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战争法条约———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明确道出了战争法的文明精神。其后一百多年来相继制定的每一个战争法条约中，都贯穿了这一精神。战争法作为控制战争暴力野蛮性的人类法制文明，只要战争的暴力本质不变，战争法就将发挥作用。高技术武器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暴力本质，因而高技术战争必将受到战争法的制约，近几次高技术战争实践中在战争法上的“大打”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其次，“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它既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又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多级、平等的国际安全体制，战争法正是这一历史趋势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再次，人类的战争史和战争法史也表明，战争法作为表征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时刻都追随着人类战争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调控对象。因而战争法的核心组成———作战法规总是试图跟踪代表战争物质力量的制胜因素：在冷兵器时代，作战法规的调控点是体能；在热核兵器时代，作战法规的调控点是热能；而在信息时代，作战法规的调控点必然转向信息能。

　　战争法将在与高技术战争的矛盾斗争中发展

　　高技术战争使现有战争法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第一，现有战争法规建立的基础已经动摇，但有关高技术战争的作战法规尚未确立，法律真空一时无法填补，因而其作用很有限。第二，由于强权政治的存在，国际社会对超级大国尚不具有决定性的约束力量，战争法自然也就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第三，战争法的制定和执行具有不稳定性。与国内法相比，战争法属于国际法体系，它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主体。当履行条约义务不受约束时，势必造成对权力的滥用。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国家视战争法为一种工具的功利主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战争法作用的发挥。

　　另外，战争法在完善立法的发展道路上也将是曲折的。战争法是建立在战争实践基础之上的，没有成熟的战争实践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战争法立法。高技术战争实践的成熟程度直接决定了有关高技术战争立法的时机成熟与否。在有资格打高技术战争的国家之间，对高技术战争中战争法立法也持不同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战争法发展的反复性。例如就禁止使用核武器而言，尽管国际社会早已普遍认同核武器的残酷性，关于核武器的战争法条约非常多，但由于某些大国的反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

　　战争法正在“力”与“法”的冲突中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

　　随着国际社会对战争法的日益重视，现代高技术战争已经进入“斗力”与“斗法”并重的时代，应对高技术战争所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

　　严格履行现有战争法规的条约义务。例如在限制作战手段方面，细菌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已被战争法条约所严格禁止。为保证条约义务被严格履行，2002年9月25日，作为战争法监护组织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所有签约国家在2003年年底以前达成一项国际宣言，以进一步严格履行上述公约的条约义务。

　　加强对核武器的监察和控制，呼吁全面禁核法规的出台。1996年12月，国际法院应联合国大会的请求，就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了一个咨询意见，认为习惯国际法和条约国际法都未特别准许也未全面、普遍地禁止核武器的威胁和使用。同时，14位法官又一致认为，威胁和使用核武器应符合适用于战争法的要求，特别是限制不必要痛苦的比例原则和禁止使用其效果对作战人员和平民不能加以区分的区分原则。为此，国际社会仍然在努力控制核武器计划的发展，有识之国也在继续呼吁全面禁核法规的出台。

　　监察新武器的研制，并关注其发展以利新的法规出台。一些国家利用战争法调控对象的变化，研制了大量不受公约约束的高技术武器，是违背战争法精神的，某些国家在近几次高技术战争中使用的新武器就受到了国际道义和舆论的强烈谴责。尽管目前战争法对新武器的监察，仍停留在仅仅是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笼统限制，而不可能具体地指出可能导致某种后果的武器，但战争法必将以其一贯的精神密切关注此类武器的发展，以利在成熟的高技术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出台具体有效的法规。

　　总之，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高技术战争谱写新战争形态的时代，战争法必将在人类文明“力”与“法”的猛烈冲突中艰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