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刘海燕

　　赵英：危机各不相同，需要当时拍板进行决策，但不能靠临时拍脑袋作决定，而是应该依托于一种机制，有程序化的反应过程，有固定的决策机构，有预案，有储备力量。中国的危机应对机制，应该朝着更加固定、更加长远、更加科学的方面发展。

　　王勇：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常设机构，在这个机构中集中着大量专家、学者，长期、连续地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进行研究，为国家提供情报，建立比较规范的预警机制，帮助国家提高制定有关国家安全决策的质量。

　　刘海燕：美伊战争带给中国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仅限于油价上涨、股市涨跌上。当世界局部发生严重军事冲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减少损失，也许是这次即将爆发的美伊战争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美伊战争之后，我国一大战略弱点将暴露在美国面前

　　主持人：有专家认为，地缘、能源是美国战略的两大核心，美国倒萨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实现其对世界能源的控制。一旦美国完成对伊拉克的打击，在中东取得战略优势后，还会把整个目光集中到远东地区，将对我国实施进一步的战略压迫，以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

　　王勇：我觉得美国打击伊拉克最主要还是出于安全考虑。美国感到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打击伊拉克是为了按照美国意图完成对伊斯兰世界的改造，影响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但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不会因为这次战争而得到彻底了结。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大概都会陷入中东、陷入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调整上。这一方面会进一步牵制美国的精力，可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上的压迫。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美国反恐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也有好处。

　　赵英：反恐无疑是美国打击伊拉克的一个重要动机，但不可否认这次战争也跟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关。我认为，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也将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由一个霸权国家对全球能源主要生产基地发挥主要影响的时代到来了。从冷战结束到现在，还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实力，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即将进行的对伊拉克的打击，我们看到美国逐步形成的全球能源战略。伊拉克问题解决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也就基本完成了，对世界能源进行控制的目标也基本达到。对于这种情况，不仅中国感到不安，欧洲国家、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都感到不安。在我国进口的石油中，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最多。要改变我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暴露在美国面前的一个战略弱点。今后中美之间发生任何重大的利益关系冲突，这就是美国的一张牌。

　　欧洲各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对于美国的这次行动，许多欧洲国家表示不支持，因为这是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实施的一项战略行动，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照顾不够。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使自己的利益空间过分扩展，这肯定要和其他大国的利益发生矛盾。任何大国的崛起和衰落都取决于支出成本和获取利益的平衡状况。获取利益的同时必然要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成本。如果获取的利益超过了为获取利益所支付的成本，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如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支出了过多的成本，而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收入不能抵消支出，长期下去，国家安全就会出现问题。美国目前的这种扩张，必然会给自己带来新的问题。

　　战争风险，企业也要应对危机

　　主持人：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美伊打持久战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国与石油相关联的行业会不会一下子陷入衰退的境地？这些行业应做哪些准备？国家是不是应该在战争期间予以支持？

　　赵英：战争趋势已经很明显，战争酝酿的时间也比较长，我国的石油化工企业肯定已经做了一些商业储备。从企业商业化运作来说，可能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锁定了一部分，但严格说，石油安全储备必须是实物性的。我反对一些经济学家说的———为维护我国的石油安全，应该由国家进入石油期货市场，这是完全错误的。国家战略储备必须是实物性的，否则你到用的时候拿不到油怎么办？其次，国家参与石油期货市场，等于国家拿钱跟国际投机资本博弈，风险很大。企业现在面临的风险就是他们是否建立了足够的商业石油储备。作为企业来讲，应该有这种远见。

　　当战争或其他非正常事件对企业利益的侵害已经达到危害国家利益时，国家可以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外交手段来维护企业利益。但风险经常存在，国家不能每次都站出来为单个企业买单。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支持一些中介组织帮助企业应对这些事情。日本就有一个半官方组织———日本贸易振兴会，这个组织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服务。比如经常为日本企业提供世界政治、军事风险情报———告诉企业，一旦遇到危机，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我认为，政府没有责任为每一个企业来承担商业损失，这是企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比如我国的海尔、中石化等，这些在国外有投资的企业，公司本身就应该有国际战略研究部门，来预测全球经济、政治形势，制定相应的发展、应对战略。外国大公司都有专门分析国际战略的部门，不能指望政府替你承担商业风险。

　　主持人：我国1993年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2001年进口原油6500万吨，2002年则达到7000多万吨。预计2010年将达2.1亿吨，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当美国真的实现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时，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是各个公司力量所承受得起的，国家的能源战略恐怕要随之做出调整。

　　赵英：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石油进口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现在则处于不安全状态。中国的石油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安全战略长期存在的一个弱点。既然是战略弱点就要采取战略性措施来解决。措施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等。这时的石油储备不再是商业储备，而是国家行为。在战略石油储备方面，国家也不应对企业提出过分要求。当然在发达国家，企业尤其是一些大的垄断企业有为国家储备石油的义务，但国家会给予适当经济补偿。政府可以指令某个公司为国家进行石油储备，但不应该由公司承担因为石油储备造成的成本和支出。日本的石油储备由石油公团负责，石油公团是政府出钱建立的负责石油储备的公司，是一个非营利机构。

　　如何建立综合应对机制

　　主持人：美伊战争现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说开战的可能性有多大，战争将持续多长时间，这些目前都是未知数。在这种非正常状况下如何迅速做出正确决断对于维护自家利益至关重要。

　　王勇：现在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安全的概念，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冷战以后，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当然，国防安全仍然重要。现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传统的国家安全体制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利益的变化要求我们的国家安全体制与之相适应。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更增加了突发危机到来的经常性。比如我国是否可以成立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机构，来协调政府各部门、各产业的关系，建立一个官、产、学三方真正有效的合作。这里我想强调，政府机构必须建立一个与学术机构和思想库合作的机制，甚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常设机构，在这个机构中集中着大量专家、学者，长期、连续地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进行研究，为国家提供情报，建立比较规范的预警机制，帮助国家提高制定有关国家安全决策的质量。

　　美伊战争，中国需要综合应对机制

　　赵英：国际上的一般做法是施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安全咨询和决策的机构，处理综合性的安全问题，美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有国家安全综合保障会议。以能源为例，我国的能源管理是条条管理，电、石油、水能、核能的管理各自独立，没有一个统合部门，当我们能源战略要进行改变时，几个部门的行动可能就很难协调。

　　中国确实需要建立可以协调各个部门来综合处理重大安全问题的机制。成立一两个对国家安全进行预警和评估的组织，及时向政府提供咨询，同时需要建立紧急情况下协调各个部门紧急运作的综合应对机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有许多部际协调委员会，紧急情况下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危机各不相同，需要当时拍板进行决策，但不能靠临时拍脑袋做决定，而是应该依托于一种机制，有程序化的反应过程，有固定的决策机构，有预案，有储备力量。中国的危机应对机制，应该朝着更加固定、更加长远、更加科学的方面发展。

　　主持人：有数据表明，欧美在世界上进口能源、消耗石油的地位在下降，亚洲特别是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能源进口的重要部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亚洲的产业结构将以加工工业为主，亚洲各国将成为石油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和其他石油进口国进行合作，从一定程度上讲，也能增强我们抵御能源危机的能力。

　　王勇：我觉得中日、中韩或者一些石油进口国之间建立一个组织、进行一些合作，还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大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也有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的一面，比如日本有比较尖端的石油处理技术、有资金，中国有比较便宜的劳动力，也许能取得双赢的结果。

　　我们当中一些人还在强调你得我失、你失我得的观念，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的观念不能及时调整，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不能够加强的话，最终吃亏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特别是突发事件来临时，就会感到孤立无援，不得不自己去应对这些问题。

　　赵英：国际能源组织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互相协调的机制，比如紧急情况下，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确保某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亚洲国家之间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联系紧密、可以互相支援的机制很重要。比如国际能源组织就能命令一艘美国油船去日本港口卸货，满足日本对石油的需要。现在的货币互换协定，就可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现。通过国际合作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是中国能源战略的一个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经济利益所在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和正确的判断。在国际关系当中，经济利益本来就是通过经常互换来达到双赢目的。

　　近期撤侨，远期谋求“国民待遇”

　　主持人：如果我们把能源储备看做是应对美伊战争的前期准备的话，美伊战争一旦爆发，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准备？

　　王勇：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就是减少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非急需人员，预计近期的撤侨工作还将继续。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在战后伊拉克的重建中，中国能够发挥什么影响？

　　在最终解决伊拉克的问题上，欧盟、俄罗斯不会同意美国独自霸占伊拉克，他们会通过提供援助等多种形式参与其中，来获得对伊拉克的影响。根据世贸组织中的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伊拉克的石油市场一旦对美国开放，也应该平等地对其他国家开放。中国要想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维护自己的能源安全也应该利用现行规则参与进去。

　　赵英：石油开采市场从来不是自由竞争的，进入石油国际市场很困难，必须以政府的力量为后盾。日本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形成从石油开采到炼制的链条，中国要想实现多元化的石油开采，就一定要为实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选题策划：唐清建、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