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11月4日签署的《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将启动；国外一些媒体因此渲染说，中国已从日本手中抢过东亚经济合作的领导权。日本也在第二天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伙伴联合宣言》。有媒体称，日本试图夺回被中国抢走的领导权，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将趋于激烈。这些评论把中、日两国特别是中国看成是东亚经济合作的领导，把互惠互利的多边合作解读为零和游戏中的恶性竞争。而实际上，正如朱镕基总理在金边会议上所言，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东 盟，而中、日、韩三国是共同发挥“主要推动作用”。

　　东盟仍然是核心

　　1997年正式起步的东亚经济合作，其合作地域虽然大大超出东南亚的范围，但一直是在东盟的组织框架中进行的。这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以及东盟分别与三国的首脑会议，东盟与中、日、韩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宣言》。1999年东盟扩大为10国后，上述机制被分别简称为一个“10+3”和三个“10+1”。东亚经济合作刚一起步就是首脑级会议，起点固然很高，但其正规名称中一直没有包括“东亚”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很不正规的字眼“10+3”(历次会议的英文版文件使用的是“Asean+3”)。从东盟方面来考虑，这样做有两个作用：一是申明东盟的核心作用，二是照顾美国的感受。

　　从中、日、韩三国的表态和实际行动看，它们对东盟的核心作用不但完全赞同，而且积极支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东盟曾发起、主导过一些多边合作机制，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东亚地区的现实状况还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在多边区域合作中单独发挥所谓主导作用。

　　东亚经济合作的早期构想虽然出自马来西亚，但东亚各大国中第一个表示支持的是中国。随着10多年来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对东亚合作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发展为积极参与、主动推进，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小步调整的政策红线。可以说，今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质的飞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中国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不让人民币贬值的政治承诺和经济措施，使中国确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东亚各国之所以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段内化危机为转机，启动“10+3”和“10+1”机制，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国对东亚区域稳定高度负责的态度。几年来，江泽民主席、胡锦涛副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继出席“10+3”和“10+1”一年一度的首脑级会议，更是凸显了中国对东亚合作的高度重视。

　　从长远来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目的是要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共赢，但近期而言，这显然是中国在关键时刻“再拉东盟兄弟一把”。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内部经济结构问题的总爆发，它们仍可指望西方的帮助，那么，去年以来世界经济衰退的源头是在西方，本已开始复苏的东南亚各国因此被抛入“最寒冷的夏天”，无法再指望西方。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和东南亚吸收外资的比例，90年代中期是3：7，现在是7：3，中国的吸引力显然已大大超过东盟各国(巴厘岛爆炸案可能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朱总理主动提出10年内建立自贸区的设想。这一计划的出台，对“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东盟各国逐渐消亡，起到关键作用。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评论传达了东盟各国的普遍看法：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来说固然重要，对东盟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本的作用不应忽视

　　在东亚13国合计约6.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中国和东盟各有1万亿美元，韩国有4000亿美元，而日本高达4万亿美元。此外，日本在中国和东盟的外资、外贸等领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日本经济虽已低迷多年，但总量仍占东亚的2/3左右，东亚经济合作若没有日本的积极参与，其发展程度和实际意义都将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不过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的态度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转趋积极，“脱美入亚”的实质性步伐有所加快。中国和东盟就自贸区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后，小泉首相今年1月访问东南亚时倡议在东亚地区建立“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共同体”。

　　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做法虽然有所不同，但这本身不会对双边合作以及双方在东亚合作中的协调构成新的障碍。可以说，两国间的合作范围能否扩大、合作层次能否提高，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合作的最终发展水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两国各自的根本利益。因此，朱总理在金边会议期间展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蓝图：建议中、日、韩在“10+3”的框架内强化三边合作，讨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争取把东亚合作从目前的经济领域全面推进到政治、外交、社会和安全等更广阔的领域。(尚前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