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俞邃研究员
国家利益为核心
普京总统主政以来,遗产沉重,难题迭出,竭力进取,成绩斐然。他的一些重大政策举措,包括外交,也引起不同程度的争议。为了重振俄罗斯,他坚守国家利益原则,激发民
族团结精神,其外交必然具有强烈的自主个性;面对经济全球化热浪,经受美国单边主义冲击,俄处于弱势地位,在外交中又不能不带有鲜明的妥协色彩。这种绵里藏针、以退为进、独具风格的“普京外交”,大致上具有五个特点。
第一,延续性。所谓延续,直接意义上是指对叶利钦时期合理做法的继承,对其失误或者不合时宜东西的扬弃,并根据形势变化加以调整。如普京所言,“不仅在制定战略上,而且在国际实践中,把错过的东西补回来”。这种延续关系还可追溯更远。俄外长伊万诺夫在为当代世界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的他的专著《俄罗斯新外交》一书“中文版序言”中称:“今天的俄罗斯外交依然时刻不忘它代表着一个具有千年历史和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的国家利益。尽管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它依然意识到只有在继承的坚实基础上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意味着,必须以新的方式思考俄罗斯和苏联外交的历史遗产,将一切好的东西纳入当今对外政策宝库。”
人所共知,叶利钦当政九年,其业绩经济不如政治,内政不及外交。对外关系的一大建树,是促进了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叶利钦后期,确切地说,主要在普里马科夫相继担任外长和总理之后,通过对当初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教训的反思,“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转而奉行多方位外交。这是留给普京的一笔宝贵财富。所以,相对而言,普京在外交方面对其前任的继承更多一些,并且进一步将多方位外交上升到政策平衡性的理论高度加以认识和实施。
俄罗斯多方位外交的基础,一是国家利益原则,这与它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因素有关;二是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这与俄自身在当今世界中的定位构想有关。从叶利钦到普京,如果说从“一边倒”转为多方位是“欧亚主义”在同“大西洋主义”较量中终于占据上风,因而是俄外交中的第一次质的飞跃的话,那么,俄从承认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到否定一极世界论,着力推进多极化并坚持外交政策平衡性,则是俄外交中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第二,务实性。普京接手的俄罗斯,如他上任伊始所言,处于“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境遇如此,外交怎么办?普京当选总统后不几天,俄政策咨询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关于俄罗斯战略的长篇报告,在《俄罗斯对外政策面临21世纪的挑战》章节中,呼吁新领导确立“符合俄罗斯利益和力量的外交战略”,采取“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战略构想。该报告蕴涵的韬光养晦原则和全面战略收缩方针,显然被普京所接受,并付诸外交实践。
普京强调说,俄“一个严重问题仍是经济上衰弱”,“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将我们推入第三世界的行列”。他提出,制定对外政策“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应以明确优先方向、务实主义和提高经济效率为基础”;任何一体化———无论政治一体化还是军事一体化,“其基础当然首先是经济性质的问题和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他又指出,俄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以及俄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都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文明而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
可见,普京外交的务实性,植根于国家发展战略。实践表明,普京巧妙地将俄国内存在的三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融合,有选择、有侧重地运用于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逐渐形成了一套务实的治国方略。这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强国富民为使命,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民族精神为动力,以强有力政权为依托,以团结全社会为手段,以历史教训为借镜,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道路为方向,以优化外部环境为条件,以重振大国地位为目标。只要弄清普京制定这一治国方略的必然性,就不难把握其外交运作的基本轨迹。
韬光养晦擅平衡
第三,平衡性。平衡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家最大利益。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益平衡性决定了政策平衡性。只有准确地估量自己国情,全面地审视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遵循平等、互利、双赢的原则,才能借助和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本国的发展谋取最大限度的好处。普京指出:“在人们大量谈论的日益发展的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国家还需要给自己找到在世界上的定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一体化的战略方针当然是和国际社会的一体化,是和愿意并准备和我们实现合作的人发展广泛的政治对话和互利合作。
普京高度评价政策平衡性。在经过他批准的俄外交构想中称:“这是由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要求最合理地分配各个方面的努力”。俄外交构想中的对外关系排序是:独联体(首先是白俄罗斯)、欧洲国家(首先是英、德、法、意)、美国、亚洲国家(首先是中国和印度,接着列举的是日本、东南亚、伊朗、朝鲜半岛、阿富汗等)、中东、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鉴于“欧洲情结”深厚,俄与欧美关系中的欧洲因素明显上升。平衡性分为若干层次,简言之,在全球实行欧亚平衡,在西方实行欧美平衡,在亚洲实行中国印度平衡,在朝鲜半岛实行韩国朝鲜平衡,等等。不过,从具体运作来看,这种平衡仍有相对性。例如欧亚相比,虽然亚洲的分量加重多了,但仍更突出欧洲。
值得一提的是,俄外交平衡性带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在伊万诺夫外长的专著中称,“俄罗斯文明吸纳了西方和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并成为后来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的基础。
第四,兼容性。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形势变化使然。改善对美关系无疑是俄外交最重要的也是最棘手的任务。普京表示深信,“‘冷战’不仅结束,而且世界上已经建立了使俄罗斯和美国可以齐心协力地解决许多当代经济性的和安全领域的问题的条件。”而美国对俄采取的则是利用加限制的政策。于是,彼此之间形成摩擦与妥协并存的局面。普京的办法是“学会了坚决地但是决不发生对抗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务实外交要求随机应变。今年5月,俄美元首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俄美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等系列文件,俄与北约关系发生新变化,形成了“北约20”机制;美国则在车臣问题上减少对俄干涉,承认俄是市场经济国家,对俄不同形式的经济援助开始运作。今年8月以来,俄增强了与美国宣称的所谓“邪恶轴心”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的合作,并准备跨国在格鲁吉亚山区剿除车臣恐怖分子,引起美国不满。俄先后这些做法,既不是“倒向美国”,也不是“对抗美国”,而是俄国家利益和外交兼容性所驱使。
顺便提一下,俄与美国合作反恐,并非仅仅因为发生了“9·11”事件。在此之前,普京已在酝酿国际联合反恐的构想。2001年1月26日他在俄外交部讲话中曾经指出,俄遇上一系列的尖锐问题,“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和任何流派的原教旨主义的危险”。他认为,一个恐怖主义的“国际”正在形成,“在这里我和我们的伙伴们应该安排好有条不紊的和协调一致的工作”。
第五,隐蔽性。俄的大国欲望近期在舆论宣传中确有收敛。普京说过:“很清楚,今天我们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的手段客观上并不是我们所希望拥有的那么多。”怎么办?大话少说,实事多做,这是普京高明之处。他颇为担心俄被世人瞧不起,指出俄外交方面的中心任务之一是“促进国外积极地看待俄罗斯,而目前这方面的情况远不是很好的”。普京的雄心壮志丝毫不减。他上台时的诺言“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一个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余音在耳;他不久前还直言不讳地强调俄依然是独联体各种一体化进程的“自然的核心”。俄不再把促进世界多极化挂在嘴边,有人误解为俄放弃了多极化构想。其实,《俄联邦安全战略构想》中的警句“其他国家抵制俄罗斯作为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一个有影响的中心的企图在不断增强”,真正反映了现领导的心声。
来源:《解放日报》2002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