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作了一番形象的描述，他说，在“9·11”事件之后掀起的打击恐怖主义、处置国际热点问题的过程中，寻求“历史性和解”的声音和注重挖掘国际恐怖主义深层次、体制性根源的态度虽然仍在发挥一定影响，但已比不过另一种立场及其逻辑，即“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用“先发制人”和“宁肯错杀、不可放过”的“铁血政策”扫荡或压制对手。美国在全球反恐联盟旗帜下对新的打击目标的擅自设定，中东地区一轮又一轮的“血债血还”的冤冤相报，少数地区和某些国家内部新热点的爆发 ，“文明冲突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的甚嚣尘上，从反面验证了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旧的冷战结束了，新的敌视和对峙又在滋生。与多数民众的善良愿望不一样，后冷战时代继续充斥着国际政治和安全关系的不确定，某些地方在某些时候甚至充满着血腥的、令人窒息的味道。

　　这番描述展示了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稳定，从深层次看，这种不稳定是右翼势力得势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右翼势力重新执政或进入权力中心，对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上台后，使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日益浓厚，“9·11”事件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事件打击的不仅是美国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更重要的是打击了美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安全观，使右翼势力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当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在事件后民主、自由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当一个自信绝对安全的社会在事件后变得不那么安全，美国人怎能不支持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怎能不支持布什政府采取进攻性安全战略和强硬的对外政策。而事件后“文明冲突论”的沉渣泛起和“新帝国主义论”的出笼，无疑又为布什政府以实力乃至武力为基本手段推行其全球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

　　国际政治中的右翼势力抬头，有着各种各样的极其复杂的原因，表现形式也不完全一样。王在邦认为，西方一些国家极右势力增长的原因，首先，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基础是“新保守主义”，欧洲国家内部的极右势力和“新保守主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而且也大大加快了一国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产业调整的同时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调整，把一部分人甩到社会的下层，产生落魄感和不满心理；再次，在“9·11”事件之后，布什脱口说出“十字军东征”，亨廷顿也搬出了他的“文明冲突”的理论。文明冲突是不同价值观体系的冲突。它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冲突，在唯物主义看来，其根源还在于物质，本质上是利益的冲突。因此国际上一些开明之士已在否认这种说法，包括美国现在也在淡化这个概念，其他国家也大多主张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之间要多开展对话，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

　　萨本望认为，关于“文明冲突论”、“新帝国主义论”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肯定有差异，有差异就会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矛盾不一定会引起冲突，只有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冲突。任何一种力量的消长都是实力地位的反映。这些国家极右势力的增长反映了在这些国家里意识形态、派别力量的地位消长。

　　“9·11”事件带来安全格局的变化

　　“9·11”事件的发生，给国际安全格局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非传统安全挑战在“9·11”事件后直接摆在了人们面前，并引起了各国决策者更大的关注。王在邦说，冷战结束后，环境问题、恐怖主义、贩卖毒品、洗黑钱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但是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政界，包括决策者还在受冷战思维支配着。“9·11”事件说明，对于美国的挑战，并不是它所设想的某个大国构成的潜在挑战，而是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其它各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形成了反恐联盟，各国围绕应对非传统挑战加强了安全合作。“9·11”事件使恐怖主义成为大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它也为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契机和新的平台。

　　地缘政治的再度活跃，是“9·11”事件以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舟认为，欧亚大陆(特别是欧亚非三大洲交错的地带)日益成为军事外交的战略制高点和列强角逐的“中原”，逐渐成为现今重大国际关系发生、依托及转换的一个“重心”。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这块大陆不仅是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自然资源密集储备的地区，是全球交通运输和海上通道的主要枢纽之一，而且是世界主要宗教、民族、历史和文明体系的发源地之一，更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主要战场；这里既存在新崛起的大国和野心勃勃的地区强国，也不乏失去目标的转型和多面夹击下的失落，看上去它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新一轮国际政治的重要激发点。有远见的外交思想家和政治家，不会无视“9·11”事件的地缘提示：和平与发展在新世纪能否实现，主要不表现为那些空洞乏味的呼吁和宣言，而体现在主要大陆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动向上。

　　“反恐战”托出“布什主义”

　　“9·11”事件给国际安全格局带来的最具根本意义的变化，则是随着美国反恐战略的实施逐渐形成的以所谓“布什主义”为代表的美国新军事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的形成，必将对今后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金灿荣把美国新军事安全战略的基调概括为“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战略”和“崇尚实力”。他分析其特点有三：一是美国认为，对敌人的确定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扩大了防范的范围，不仅仅是国家，还有一些非国家的组织和团体也包括在内。内涵变了，外延扩大了。二是强调使用核武器，降低核门槛。布什6月1日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提出了美国新军事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具有很强的进攻性，不能消极等待敌人进攻，而要把敌人消灭于摇篮之中。这就是“先发制人”战略。但是这种战略的前提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如果大国之间无法长期合作，那么这种战略很难实施。三是美国认为自己的直接敌人是恐怖主义。这就改变了原先美国注重传统安全的想法，把非传统安全摆在了第一位。

　　金灿荣认为美国的新军事安全战略是在逐渐发展中的，还没有成型的体系。它主要表现在《核评估报告》、《四年安全评估报告》、《中国安全评估报告》等几个报告以及近期布什的一系列讲话中。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钱文荣则具体分析了布什主义形成的三个阶段及其在各个阶段的特点。他认为，布什的第一阶段反恐战略思想是确立以反恐划线的外交政策，建立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开展报复性反恐战争。这个阶段的反恐战争基本上属于报复性的，布什旨在尽快向情绪激愤的美国人民作出初步交代，同时也向世界表明美国依然十分强大。布什第二阶段反恐思想以“邪恶轴心论”为标志。他在今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把一些美国的宿敌列为“邪恶轴心国”，5月6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又把这个名单加以扩大。布什的真实意图是要实行三个结合，即把反恐与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相结合，把反恐与加速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以及把反恐与打击美国的宿敌相结合。“邪恶轴心论”只是提出了扩大反恐的范围和主要打击目标，并没有提出实现这种目标的战略。于是，布什今年6月1日借出席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机会，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理论。这便是布什反恐战略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按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一些美国报刊所作的解释，这种“先发制人加预防性干预”战略还包括暗杀、绑架、经济制裁或封锁以及颠覆外国政府和外交等手段。钱文荣认为，在这种理论下，什么国际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都被抛在一边。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过的。

　　传统安全观仍受重视

　　虽然“9·11”事件后各国加强了对非传统安全观的重视，这并不是说世界大国就放弃了传统的安全观。相反，传统安全观在世界上仍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其今年春季号的所刊中就明确地说，美国不仅要反对全球恐怖主义，而且要对付由于正在崩溃的政权或新兴势力造成的其他危险敌人。事实上美国——至少是其国内相当一部分势力——认为遏制可能对其形成挑战的国家的崛起仍是其头号任务。阎学通认为，如果说美国进行战略调整，最多也只能说美国把反恐和防止一个大国崛起挑战其世界霸权的战略放在了较为平等的位置上。金灿荣也认为，美国目前对传统安全的戒备仍然很高，这从《中国安全评估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这就造成了美国的过度紧张，无端猜疑和无事生非，这对美国，对全球的安全形势都非常不利。

　　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一点、二洋、三段、四中心”的“稳定弧线”理论，实际上就是传统安全观的一个典型。“一点”指以俄罗斯南部地区为支点，“二洋”指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三段”的东段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中段为俄罗斯主导的包括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西段是俄罗斯与北约的“20国机制”，“四中心”指在这个“稳定弧线”中包括中、俄、欧、美四大力量中心。普京的这一理论，旨在构建一道横跨大陆、呈辐射状扩散、保障世界安全的弧形稳定带，反映了普京注重东西方平衡，主张地缘战略平衡和建立多极世界的理念。

　　另一个地区性大国印度，其调整后的战略也显示出非常浓厚的传统安全观。“9·11”事件及美国进行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国对印度的制裁全部取消，印美安全防务合作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印度借此机会加速扩展其军事能力，集中发展海上能力，业已形成对海上航线的全方位控制。印度的安全战略从专门针对巴基斯坦扩大到更大范围，意在获得对印度洋的控制。印度还为其90年代初提出的旨在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东向政策”增添了新内容，明确将“东向政策”的外延从东南亚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