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常务理事王嵎生

　　“9·１1”事件发生已快一年了。美国外交政策有哪些重要变化和调整，目前国际上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引人注意。一种观点认为，“9·１1”事件标志着冷战的终结，“是冷战后大国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世界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理解的时代”；现在美国更加强调国际合作，正在由单边主义向世界主义方向转变 ，美国同其他大国关系已由“威慑与遏制”转为“磋商与合作”的新阶段。

　　另一种观点强调，“9·１1”事件后，美国毫无反思与悔改，更加露骨地推行霸权主义，更具冒险性和破坏性；它不仅要改造别国，而且要战胜和征服别国；它只顾自己的“绝对安全”，并且把这种“绝对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基础上，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动乱的时代”。

　　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值得重视和认真对待。不过，世界上的事往往是很复杂的，客观事实及其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是一厢情愿的。当我们注意某种倾向时，可能还有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

　　永恒目标———“领导”

　　美国外交战略目标，借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词：“领导”leadership，实际上也就是“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五十年，美国与前苏联争夺的就是这一个词。冷战结束后，也还是这个词在作祟。或者用美国某些领导人喜欢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没有变。它就像一条永恒的线，贯穿着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克林顿总统是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上台的。他在一次阐述美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时强调，“要使世界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后来发表的一些文件也公开宣布，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领导整个世界”。为了增添感染力，美国一些媒体还宣传，“美国居支配地位是一件幸事”，因为美国是一个“善良的霸权主义国家”。对此，克林顿总统有三大法宝。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国模式，绝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二是美国价值观的全球化(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等)；三是导弹威慑和袭击(新干涉主义、科索沃战争、导弹袭击苏丹的制药厂等)。他执政八年，一心想靠这三大法宝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可惜他没有成功。

　　布什总统的外交战略与克林顿总统看似不同，实则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布什总统及其主要助手一再强调，美国就是要领导整个世界；美国现在处于“新型霸主”地位，现实赋予它领导世界的责任，它“别无选择”。而且，为了突出美国这一地位的显赫和威力，美国一些鹰派人物还炮制了“新型帝国论”和“美利坚帝国论”。布什上台以来的外交战略，基本上也是克林顿三个法宝的继续和发展，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就拿人们谈论很多的“先发制人”问题来说，老布什和克林顿事实上早已做过(如入侵巴拿马、导弹袭击苏丹和阿富汗)，只是他们没有突出宣传，而布什总统公开宣传，对之更加崇尚而已。

　　布什外交的特点

　　由于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理念有所不同，代表的利益集团势力不尽一样(布什政府同军火集团的关系更加密切)，也由于布什和克林顿个人作风迥异，特别是由于“9·１1”的冲击，布什外交有着明显不同于克林顿的特点和布什个人的印记。

　　1、旗号不同

　　如果说，克林顿总统主要是打着“价值观旗号”维护和推行美国的战略目标，布什总统现在显然是打着“反恐旗号”。美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全世界都同情和支持美国反恐。因此，“9·１1”这件坏事，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次历史性机遇。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不是。看来，布什政府正在选择的不是前者，似乎正在利用反恐巩固其霸权主义地位，并将其推向新的顶峰：第一，它在反恐旗号下，已把军事力量渗透或扩张到在通常情况下过去无法到达的地区，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连接地带；第二，它在反恐问题上提出“非友即敌”口号，企图迫使世界各国向美国看齐或就范(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第三，它在反恐问题上提出“邪恶轴心”和“邪恶轴心外围”国家，不仅意在打击一切美国认为敌视它的国家，而且要警告一切持不同政见的国家小心美国的大棒，以减少乃至扫清其称霸世界的障碍。

　　2、安全观有重大变化和调整

　　“9·１1”事件后，美国强调并花很大力气保护本土安全，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要减少和牺牲其海外安全，更不是战略收缩，而是把二者有机地连接起来，利用保护本土“绝对安全”的需要，在国际上进行美国历史上新一轮扩张。同时，把反恐同地区热点联系起来，把地区热点逐个纳入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如中东阿以冲突，南亚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等)。所谓“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打击”，以及降低核门槛和可以对某些美国认定的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

　　3、拟建“美国指挥的大国交响乐队”

　　有人说，由于当前美国急需组成反对恐怖主义的广泛联盟，因而，“将使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主导的格局急速转变为真正相互依存式的合作”。这是对美国政策的极大误解。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明确回答说，这是人们的一大“幻想”。他说：“你以为这是团结合作的新时代吗？别指望那个。”

　　诚然，美国反恐战争需要国际合作，事实上，“9·１1”事件以来，美国也改善了包括同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它们也相应地以不同方式与美国合作)。但美国需要的是符合它战略利益的“最佳排列组合”，是“美国指挥的大国交响乐队”。它不能容忍异调或反调，否则就要对你另眼看待，甚至请你出局。美国新近提出的“融合主义”，首先是“融”，即要融入它的旋律，然后才谈得上“合”；它所谓的“多边参与的单边主义”，“多边”不过是一种装饰，“单边”才是实质。

　　4.策略有别

　　如果说，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一般更侧重于“模糊政策”，布什政府则更侧重于“清晰政策”。前者更注意策略，在外交上起着微妙的心理威慑作用；后者更注意用实力说话，在外交上起着直接的心理威慑作用。这一点在一系列重要国际协议和条约问题上，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在可以首先对某些国家使用核武器问题上，以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可以说淋漓尽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