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及其重点

　　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几个方面

　　推进我国国际战略的方法和原则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日益紧密地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应对国际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要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必须在准确把握国际战略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我们的战略思想，在更高的层次上谋划和完善我们的国际战略，通过卓有成效的活动和努力，争取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充分利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战略

　　新中国诞生以后，在外交上，曾经实行过“一边倒”战略，即受制于雅尔塔体系和当时的世界形势而与苏联结盟；“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即一个拳头打“美帝”，一个拳头打“苏修”；“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即从中国开始，中经日本、中东、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最后至美国，形成一条线，在一条线上及其周边地区的一大片上反对苏联的扩张政策。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从1985年开始正式实行“两个转变”，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战略”，大多是事后对某种外交政策、外交思想的归纳和描述。在涉及现行的关于国际问题的政策和思想时，我们的正式文件一般都习惯于称外交政策、对外政策，而不是外交战略、对外战略，更少用国际战略。从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十五大的报告，都没有正式使用过“对外战略”、“国际战略”这样的字眼。

　　这不等于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战略思想。事实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同志，都很重视战略问题，包括重视国际战略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三卷中，“战略”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23次，其中一卷37次，二卷27次，三卷59次。在二、三卷的86次中，用于国际、外交、对外开放的有21次。其中，“国际战略”用了两次，“全球战略”用了4次。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则至少有13处地方使用了“全球战略”的概念。

　　然而，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和正式的文件中，为什么不使用“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这样的概念呢？也许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力有限，还难以提出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谋划？也许是为了韬光养晦，避免在国际上过于张扬？也许作为战略，只能内部掌握，而不宜对外公开？也许是习惯性的用法使然，谁也没有主动地要去改变这样一个习惯？但无论如何，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外交、我们的对外活动、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种种谋划，定位在“政策”层面，而不是“战略”层面，显然是低了。

　　使用不使用“国际战略”的概念，还只是一个引子或者形式问题。实质性的问题在于，无论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思想，进入新世纪，都面临着一个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水平的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新世纪的中国不仅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国际战略，而且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能反映中国综合国力和外交水平、更能实现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的国际战略。何以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今天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利益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有了相当的改变，相应地，对我们整个对外活动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了。

　　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巨大改进、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开放发展到新水平，中国将更加紧密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大系统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仅仅限于传统的国境线之内，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和磨合中，体现在国际组织的决议、条约和规则中，体现在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影响和对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也就是日益广泛地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将需要更多地通过这种联系、交往来谋取和维护。因此，不仅中国外交的触角将更多地伸展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而且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渠道和联系方式也正在远远超出传统“外交”的范畴，变得日益多样化、泛外交化。

　　第二，在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活动的方式，已经不是仅仅对国际事务作出直接的反应，而是要主动对国际事务发生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益表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态势。我们既要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也有必要和有能力对外部世界施加一定的影响，促使其向着对我们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就要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动向和趋势，及时把握潮流，因势利导，采取可能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走向；要综合判断世界上各种事件对我们的利弊得失，不仅以适当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而且要酌情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使我们的外交原则得以体现，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要更加关注各种超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发挥自己的作用，力求使这类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要积极参与各个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寻求全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争取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防止仅仅由少数国家决定国际事务。

　　第三，在新形势下，不仅外交的内涵正在扩展，而且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更加紧密，日益构成为相互联动的统一整体。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已经不是单纯的国家政府机关进行的政务性对外交往活动，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在内的全部对外关系和对外事务。这样的对外关系和事务，与国家内部事务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它要服从于国内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国内事务与之配合。例如，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和条约，我们都要全面地权衡对国家利益和内政事务的利弊得失；一旦加入，就必须承担国际义务，在有关的政策、活动方面加以调整，保证国内各有关领域都严格执行国际规则；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条约、规则所带来的每一点权利和机遇，促进国内建设的发展，争取得到最大限度的收益。这样，国际国内就应该是一个相互联动的过程，内政外交也就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交融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对外事务有了更高程度的系统性、整体性、主动性和长远性。国家的发展、安全乃至生存，与国际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整个对外活动的方向、政策、策略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基本国策。对外事务的活动方向与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所有领域的政策方向，都要密切配合，互相促进。这样，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就已经不是一般的外交政策问题，而应该是与国内事务紧密结合，面向世界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具有全局性特点的整体战略。这样的战略，要求有更广泛的外延，有更高层次的内涵，有全局性、整体性的谋划，有主动进取的精神，有所有相关领域的联系和配合，有更丰富多样的手段和方式。这样的战略，已经远远不是政策性的问题，而是辐射于世界的战略性问题。新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国际战略，就应该是这样更高层次的战略。

　　我们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应该是什么

　　一个完整的国际战略，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战略目标在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中国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是什么？我们党的文献有过一些不同角度的表述。十四大以来主要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新世纪，对这些基本的规定要继续坚持，同时，为着提高国际战略的水平，也有必要根据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调整，力求使我们的战略目标更加准确、更加完善，也更加明确，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

　　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战略需要，根据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根据我国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根据21世纪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新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应该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

　　这一目标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任何外交、外事和对外联系，根本上都从属于国家战略特别是内政要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世纪，我们的根本任务依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争取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新的“三步走”战略，21世纪的前10年，我们要争取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个1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之后，还要进一步向较高水平的现代化目标迈进。这样一个根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我们在其他所有领域、包括国际舞台上的所有目标、任务和战略。

　　在当今世界国际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要实现这样的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我们在坚持自己的中心任务时，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没有外部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根据三步走的战略规划，邓小平说，我们的经济建设“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因此，中国对外政策乃至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保证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能够顺利实现。

　　第二是“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利益”。

　　国家利益，是可供满足主权国家人民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等等。在一定意义上，环境也是利益。但环境的本意是为实现利益创造条件，因此还不完全等同于利益。一切国家的国际战略，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谋取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国家利益分别而言，有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有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有国内利益与国际联系利益，如双边利益、地区利益、全球利益；有共同利益、冲突利益和交叉利益，等等。在国际关系中，最大量的是联系利益，最棘手的是冲突利益。传统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在本国内部得到实现的(当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本国之外的所谓“利益”另当别论)。但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联系的日益紧密，特别是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国家利益的空间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有形的国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发生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地方，但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许多条款，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的国际环境，但却与我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商机，也许马上就能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益。所以，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仅仅在于一般地改善国际环境，还在于在一切相关的领域、地区和方面，以合理合法的方式，争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21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中，应该明确地包含维护国家利益在内。

　　国家安全，属于国家利益，而且是一种基本、特殊和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应将它单独提出来规定在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之内。

　　第三是“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

　　中国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内部的建设上，但同时也应该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作出必要的贡献。过去有些时间，中国曾经对外部世界承揽了力所不及的责任，这对中国的发展并不有利。后来加以调整和改变，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人类的命运和发展漠不关心。既要韬光养晦，又要有所作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各种事件不断发生。对此，中国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基本立场呢？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所要促进的是什么呢？对于未来世界，中国希望它向何处发展呢？对这些问题，国际战略都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以作为应对和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的基本指针。

　　江泽民同志说：“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据此，他明确指出，我们要顺应世界潮流，高举和平的旗帜，高举发展的旗帜，在国际上树立维护和平和致力共同发展的形象。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已经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江泽民同志也已经说过：“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新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实际上是已经包含了和平与发展在内的。当然，如果仅仅讲和平与发展还不够。如前所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应都属于战略目标的范畴。除此之外，在国际方面，还应有“进步”。“进步”是人类重要的价值观念。除了和平、发展之外，世界更需要进步。所以，我们在国际方面的战略目标，说全了，应该是“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

　　我们在国际战略上应该把握哪些重点

　　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范和表述。例如，十五大的报告用十个“要”字概括了外交政策的十个要点。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表达了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所有这些，无疑都应该成为新世纪我国国际战略的框架性的内容。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还是需要根据新的世界形势，从国际战略的高度，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归纳，理顺其中的结构关系，以便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国际战略的框架结构。尤其需要根据新形势、新趋势、新特点，注意把握一些战略重点，解决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这样，可以根据国家利益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确定整个战略的轻重缓急，并有条不紊地加以实施；可以明确主攻方向，集中必要的战略力量和战略资源，解决战略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可以争取在关键之点上取得突破，创造更为有利的战略形势。

　　第一，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主权和安全，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根本基点。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整个国家的独立自主，这是基本国策问题。坚持独立自主，就是珍惜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国家的利益、尊严；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政策，决不仰人鼻息，决不允许外国干涉内政；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既认真学习外国的经验，又不照搬外国的模式，一切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原则和判断决定对外政策，全方位地同各个国家搞好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必然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和权利。按照我们的一贯主张，“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主权、安全，都属于利益范畴，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说到底，都是为了谋取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国际战略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利益的范畴，把它包含在战略基点和战略目标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这类重要的范畴和政策上，世界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人们的观念也有了很多新变化。比如说，主权问题，今日世界，已经不存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或主张过的“绝对主权”。随着世界联系的加强，我们每签订一个条约，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实际上都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让渡出部分主权。所以，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并不是也不可能坚持那种所谓的“绝对主权”，而只能是准确地权衡部分让渡的必要性及其利和弊，以新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独立和主权。

　　再比如，国家安全，我们不仅需要继续注意维护传统的国土安全问题，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国土安全。而且，更需要注意新形势下、以新的方式提出来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等问题。而且，这类安全，已经不可能以封闭自己的方式来加以维护，而是要在日益深化、日益扩展的相互联系和交往中，以更加巧妙的方式来实现。所以，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制定一种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第二，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和文明三种新秩序，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本主张。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又有着新的特点。作为主题，它既是趋势，又是课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最得人心的事，所以，我们要继续明确地高举和平与发展两面旗帜，在世界上进一步树立和平与发展推动者的良好形象。

　　解决两大课题，必须紧密结合它们在新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要进一步寻求实现和平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如邓小平所说，对世界上的许多争端，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对传统的领土争议，要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对解决某些国际争端，中国应当酌情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不可长期置身事外。对国际上各种类型的新冲突，应研究提出理论和对策性的框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要作更细致的研究，采取更加现实和积极的态度。对发展问题，要致力于解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世界贫富差距拉大、数字鸿沟、生态、环境、资源、教育、卫生等等。

　　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和文明三种新秩序，应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主张。无论是和平和发展，都要以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为基础、作保证。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安全的新世界的必然要求。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要求建立新秩序。但对这种新秩序的内容，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的斗争和磨合还会长期存在下去。我们需要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对现实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在坚持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不失时机地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张，从深层次上规范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各国文明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新局面。

　　第三，把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大国关系，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格局，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基本布局。

　　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需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关系。

　　周边环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主权和安全，也是传统的国家利益的临界线和矛盾冲突的焦点。建立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是我们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必须继续坚持睦邻友好的政策，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进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助于牵制霸权主义，有助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文明新秩序。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继续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在国际事务中，一如既往地同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除了传统的友好国家外，要加大对其他国家、包括同台湾有所谓“邦交”关系国家工作的力度。

　　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是我们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重点。大国关系稳，世界就稳；中国与大国关系好，我们的外部环境就好，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就更有利。发达国家对中国，有不够友好、利益摩擦和施加压力的一面，但也有对我友好、相互倚重、谋求合作的一面。所以，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以更大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相互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乃至军事的合作关系，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求大同，存小异。也可以求大同，存大异。在斗争与合作之间，斗是必要的，但合作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应把谋求合作摆在首要的地位上。

　　近些年来，在多极化发展过程中，大国关系的调整进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阶段。各国领导人频繁接触，形成首脑会晤和联系的机制。大国之间建立了各种内涵不同的“战略关系”、“伙伴关系”，出现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借重，既有磨擦又有协调的新局面。我们要继续因势利导，大力推动多极化进程和大国关系的调整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争取建立一个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格局。

　　第四，把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趋利避害，积极参与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进程，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作为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的重点。

　　国家利益，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之间最主要的交往和联系。经济外交，也日益成为各国外交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国家利益，既体现在打开大门，引入外部的经济资源和经济要素上，同时，也体现在我们进入国际市场，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上。所以，我们的对外工作要更多地从政务外交扩展到经济外交；将着眼于外部环境的外交战略与着眼于内部发展的开放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对外战略、国际战略，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交往活动。

　　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它正在造成一种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并将更进一步地加深这种联系，日益明显地改变传统的国家形态、国家关系，向我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积极参与和推进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进程，这是我们唯一的战略选择。我们要既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遇，又对其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应对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切实谋取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尽快提高科技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为发展知识经济创造物质条件；不断调整和改革产业结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抓住国际统一大市场不断形成和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良机，尽量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来发展自己；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积极发挥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廉价的传统优势，努力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与回旋余地；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把经济联系的触角更多地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也要防止和抵御全球化对我们以及发展中国家所可能造成的侵害，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维护经济安全；防止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防止世界范围内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

　　我们应该怎样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舞台的多边外交活动

　　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要通过多种恰当的活动形式来加以实现。在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我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很多国际交往的形式，能够展开比较成熟的外交。但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还需要总结经验，学会运用更多的方式和形式，展开更为广泛和主动的交往活动，拓展我们对外活动的空间，推进和实施我们的国际战略。

　　其中，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方面，是加强在国际舞台的交往与合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参与或召集各种国际会议，参与制定各种国际规则，更加广泛地展开首脑外交、会议外交、礼仪外交、电话外交、政党外交、民间外交、非政府组织外交等等，广交朋友，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一，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

　　二次大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不同形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不断涌现，作用日渐加强，活动范围日益扩展。他们超越传统的国家界限，使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增加了新的角色和内容。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有助于国际社会向着秩序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尽管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类型、性质极为复杂，某些大国常常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狭隘利益服务，发展中国家在不少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越来越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作用，力图通过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以及相关的多边外交活动发挥自己的影响，促进国际问题的解决。一个国家与国际组织会议的关系，也成为衡量其国际地位和对外交往能力的重要尺度。

　　联合国是当代世界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的最重要国际组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联合国所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有理由期望它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它们在调节世界经济资源、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建立和维持国际经济秩序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已经进一步扩大。

　　正由于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积极参加这些组织和会议的活动，就成为新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实现形式。目前，中国已经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活动总体上还是被动的、薄弱的。中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参与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能力和影响还比较有限。过去中国还不善于利用多边聚会的场合加强首脑之间的交往，这种情况近年来已有所改变。未来我们应该在战略和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或组织这类活动。要促使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通过控制冲突、解决争端、裁减军备等方式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通过协调各国的经济关系，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协商与合作，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社会的福利条件，改善人权状况，推动社会进步；通过就重要问题作出决议，并成为国际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奠定法律基础。

　　除了世界性的国际组织以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多。除了欧洲已经建立欧盟之外，非洲国家也已经将非洲统一组织改建成为非洲联盟。但亚洲国家迄今尚未有全洲性的国际组织，即使区域性的洲内组织，中国也没有能参加其中。这固然有过去的历史原因。但在未来的新形势下，积极参与和建立洲域国际组织，将可能越来越有其特殊的意义。对此，我们应采更为积极的态度。

　　第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国际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决。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越来越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和短缺，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恐怖主义时有发生，妇女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都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内建设，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加强与世界组织、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不更加充分地关注这些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是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和突出表现。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各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施展影响和才能，展示自己实力和地位的过程。多年来，我们虽然参与了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但总体上，参与的数量还很少，范围还很窄，程度还很浅，作用还很小，与我们作为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如果中国长期置身于或被排除在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之外，就不能算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新世纪，我们需要以更加主动的态度，关注世界的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在区分不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以适当的方式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量力而行做一些牵线或斡旋工作。通过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加深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当然，这也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过问。许多事情，我们力所不及，有的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置身事外，可能也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第三，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往活动。

　　近年来，很多国家元首展开了电话外交。两国间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商量商量；双边磋商谈了什么问题，给第三国通个气；对方遇到什么喜庆，表示一下祝贺；哪里发生了什么灾难，表示诚挚的慰问；……等等。举动不大，但意义不小。方式便利，运用灵活，既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沟通，避免了一些误会的产生；又增加了国际交往中的人情味，平添几分温情、几分关切、几分友谊。这样的形式，可谓外交形式的新创造、新发展。未来必然、也更需要大量地运用。除了首脑之间的热线电话外，其他方面、其他级别也不妨酌情加以采用。礼仪外交，也是加强双边和多边沟通的好形式。哪一国的元首、国王就任了，前往参加就职典礼；哪一国的领导人故去了，前往参加葬礼；哪一国发生什么灾难了，前往表示慰问；……这类礼仪外交，有它特殊的重要性质。被邀或前往参加这类礼仪的，往往是相互关系比较深、彼此感情比较好的国家。对于增加接触、了解情况、加深感情，特别是增加元首之间的个人交往和友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历史上也曾参加过这类活动。但后来，认为太麻烦、太费事，便取消了。所以，中国首脑迄今一般不大参加外国首脑就职或葬礼之类的活动，也不邀请外国元首参加中国的重大庆典之类的活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这类礼仪外交的特殊作用，失去了一种多边交往、联络感情的好机会。新世纪，应该认真研究，权衡利弊，积极主动地把这种形式利用起来。

　　民间外交，是我们的老传统。但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发展民间外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一个被我们长期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问题。这些年来，世界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毋庸讳言，这些非政府组织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有政治性的，有非政治性的；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有对我友好的，也有对我不友好的；不一而足。有的非政府组织甚至到处从事对我敌对的活动。因此，对这些非政府组织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但是，谨慎，不等于无视、无为。既然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就不能小看。由于它们能以更加随便的方式，发挥很多政府机构所不能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对待它们，注意利用和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至少要减少它们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应该认真研究这些组织的性质、特点、作用、活动方式、政治立场、对我们的态度等等，仔细加以鉴别。对与我友好的，应适当加强联系，开展一些交往活动；对无特殊政治立场的，也可酌情进行沟通，增加它们对我的了解；对与我敌对的，则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进行适当的斗争，也不排除做一些转化工作。总之，这是一种新型的民间外交，只应做好，不能放弃。

　　第四，更加主动地向世界推介中国，塑造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就必须在全世界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增强人民的信心和爱国主义感情；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有利于缓和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解决双边和多边合作事务以及由此出现的分歧和问题；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外国政府、企业、投资者、贸易界人士的信心，更好地吸引资金、技术、人才；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拓展中国商品的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加强同各个国家间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合作和交流，吸取外国文明成果，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从以往的情况看，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形象推介和形象宣传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在国外，很难看到中国的资料，很难听到中国的消息。许多外国人甚至很多政治家都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因此就容易受某些新闻媒介或政治家片面宣传的误导，也就容易发生误解、分歧和冲突。某些反华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肆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宣传，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对中国很不利的局面。

　　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世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有关部门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与新世纪的战略需要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改变“被动挨骂”的局面，把中国的良好形象扩展到全世界更多的人们当中。无论制定国内还是国际政策，都要考虑国际影响和外部世界所能理解的程度，给世界一个爱好和平与自由、讲信义、负责任、民主人道、仁爱宽厚的形象。同时，大力加强外宣工作，运用各种合理合法、有效有益的手段和方法，向世界推介中国。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历史、现实，介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改革开放，介绍中国所经历的苦难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要了解外国政治制度、舆论宣传和公众心理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形象宣传易于为外国人所接受，也使我们的政策易于为外国人所理解。特别是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传播媒介、电讯工具等，巧妙地展开公关工作，组织宣传战役。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形象战略，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喜爱中国、帮助中国、支持中国，从而促进我们战略目标的实现。

　　推进国际战略应该坚持哪些战略策略原则

　　国际战略，既要明确我们在21世纪的大局中做些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做，同时，还应该明确怎样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掌握什么样的艺术和方法。因此，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确定和掌握必要的战略策略原则。

　　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家实力、战略地位和国际战略的中心目标，我们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第一，坚持和平友好和永不称霸的原则。

　　中国是个大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块头大，别人见了免不了有点害怕和担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有心人又担心中国强大了以后外交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再加上西方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歪曲、污蔑，造成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有误解。所谓“中国威胁论”，所利用的就是人们的这种心理。不消除这种心理，对中国的形象是不利的，对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过程中，要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保持友好的形象，坚持永不称霸的诺言。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对别的国家就没有什么恶意和企图，更不想在世界上耀武扬威。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国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去发动什么战争。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都是中国受人侵略、欺负，而不是中国去燃起战火，侵略别人。所以，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充分地宣传这方面的道理和主张，并且在国际政治中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和平形象，取得世界的理解和认同。对世界各个国家，我们都要保持友好、善意的态度，乐于协商，善于合作，显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气度和风范。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都一再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庄严承诺。坚持这一承诺，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长期坚持下去，中国就能得到更大多数国家和人们的理解和信任。

　　我们提出实施和推进中国新世纪国际战略的建议，目的仅仅是希望研究和明确我们未来在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去做。并不是要在世界上到处伸手、扩张。每个国家、特别是涉外事务比较多的大国，其实都会有自己的国际战略。只不过这种战略的性质、内容、规模、程度、特点各不相同而已。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和平型而不是武力型的，是友好型而不是恶意型的，是自律型而不是扩张型的。这种显著的特点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家战略和发展需要决定的。当我们制定、实施和推进中国的国际战略时，必须充分反映和显示这种基本的性质和特点，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防止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第二，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原则。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以及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等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应对国际复杂局势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表现出了高度的远见和胆识，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谋略艺术，不仅对我们度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比较严峻的时期，从容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在一个更长时期内的内政外交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以，它理所当然应该是我们新世纪国际战略中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策略方针。

　　韬光，把声名才华掩盖起来；养晦，暂且隐退，等待时机。韬光养晦，意指隐藏才能，不使外露。引申到这里，可以理解为，收起锋芒，保存实力，卧薪尝胆，苦练内功。按照这种战略，对外，要善于守拙；对内，要埋头实干。致力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下决心奋斗五十年、一百年，实现我们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在新形势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有的同志认为，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方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条件不同了；还有的同志认为，实施这一方针过于软弱，不能表现中国的坚定立场，所以没有必要再坚持了。这类议论，其实都缺乏对邓小平战略思想和当今世界战略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国，无论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是基于自己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基于自己的综合国力，还是基于战略和策略的需要，都要始终保持一种和平、友善、仁厚、文明的良好形象。实力不足时如此，实力强大了依然需要如此。这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从思维方式来说，世界上很多问题，并不是靠言辞和态度的强硬就能解决的。它更需要的是沟通、磨合。善于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从战略策略来说，世界的矛盾很多很复杂，我们没有必要把各种矛盾的焦点引到自己身上来，造成引火烧身的局面。棉里藏针，柔中寓刚，谦和而不四处张扬，坚定但不咄咄逼人，对我们是最有利的选择。所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我们仍然应坚持下去。

　　当然，韬光养晦不等于无所作为。作什么？按邓小平的说法，首先是要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扩而大之，从21世纪的国际战略来说，是要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好的环境，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更有力地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在实施和推进自己国际战略的过程中，适当地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既不要只讲韬光养晦而忘记有所作为，也不要只讲有所作为而忘记韬光养晦。

　　第三，坚持竞争磨合和有利有节的原则。

　　当今世界，充满着竞争。新世纪各个国家的竞争更加广泛、更加激烈。这种竞争表现和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几乎所有的领域。竞争，是世界进步和发展的一个有效的动力。有竞争，世界才充满了活力，人类文明才不断向前进步。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要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参加世界各个范围内的竞争，在竞争中前进，在竞争中发展，在竞争中交流学习，在竞争中搏击风云。

　　但是，竞争并不等同于斗争，更不等同于厮杀。竞争，要按规则进行，要有严格的秩序，要充分体现文明的精神。竞争的同时也应该有合作。竞争，并不应该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在更多的情况下，应该是互有让步，互有妥协，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

　　这样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磨合关系。在竞争中磨合，在磨合中竞争，通过磨合，达成一致。这是当今以及未来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磨合”，本来是一个机械和物理概念，但转用于国际关系，也是非常恰当的。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纯粹的斗争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合作关系。每个国家都需要交往、合作，同时也会有竞争和磨擦。在交往、竞争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出现矛盾怎么办？按以前斗争哲学的观点，有矛盾就斗，斗的结果必定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实际上，这在不少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斗争必然有，但不一定都能一方消灭另一方。大多是双方在磨擦的过程中，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可能是双赢，也可能你让的多一点、我让的少一点，大家各得其所。世界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上都是竞争磨合的关系。我国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时，与别的国家也会产生矛盾，会有斗争，但出发点不可能是绝对地我赢你输，而只能是适可而止。掌握这一点，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原则性和策略性结合起来。

　　所以，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竞争与磨合的辩证法，处理好竞争与磨合的关系，促成各种复杂问题的合理解决。在竞争磨合的过程中，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达到“有利”的目的。但同时，也要注意“有节”。话不要说死，事不要做绝，适当地留有余地。给自己一些回旋的空间，也给对方一点后路。有所节制，才能使更长远的合作成为可能。(李忠杰作者为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科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