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达丽娅·阿斯拉莫娃、周海燕编译

　　我们占据了杰克的房间，喝了他的酒，换上了他的便鞋

　　我们一行三人到达喀布尔时已是深夜，寻找住处成了难题。所有的客房，甚至是虱子乱爬的旅店都人满为患。后来一位联合国人员告诉我们，曾经看见过挂着“澳大利亚楼”牌 子的别墅。“你们是澳大利亚人(我未反驳)，去敲敲门试试看，或许可以住一夜。”

　　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澳大利亚楼”，但看门人却不允许我们入内，理由是这座楼是美国的军事顾问杰克租的，他现在去外地执行秘密任务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住处，我们哪肯轻易让步，同行的达赫尔是旅居澳大利亚的波斯尼亚演员，他一看到大门上画着的袋鼠就认定要住在这里了。我们就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硬闯了进去，进大门时果真看到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不经过预先的检查，任何车辆不准入内，杰克不在的时候，任何人不准入内”，下面还有杰克的签名。这座楼很舒适。墙上写有所有的阿富汗军事指挥员的手机号码，挂着皮尔斯·布鲁斯南在电影《末日危机》中扮演詹姆斯·邦德的大幅肖像画。桌上放着杰克身着特务队队服在尼加拉瓜、泰国和巴拿马的酷照，还有一张他教儿子射击的照片。我们还大胆地偷窥了桌上的文件，原来“杰克”只是绰号，并不是这位神秘特工的真名。同行的爱尔兰女记者海伦在厨房还找到了伏特加，在她看来，饮伏特加的男人总是有优点的，起码是个体面人。我们就这样占据了杰克的房间，把他的酒喝了，还换上了他的便鞋。那一夜，我们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他从来都不摘墨镜，没有人会认出他不戴墨镜的样子

　　杰克是三天后与美国军事记者代表团一起回来的，我从未奢望杰克会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尤其对我这个来自俄罗斯的记者。我打定主意和他建立纯朴而友善的关系，住在一个屋檐下为什么要弄得不融洽呢？杰克疲倦地问我“你是克格勃的人吧？”，我没有解释克格勃早已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出于怀旧，老一些的特工是不愿改变克格勃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的。尽管外面夜色已深，杰克却戴着墨镜。我请求他摘下眼镜，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摘墨镜，没有人会认出我不戴墨镜的样子。”我们一边喝着饮料，一边闲聊，在凌晨时已经彼此接受了对方。杰克允许了我们几个外来者住在这里。

　　很快我们就习惯了喀布尔的上层生活，最大胆的举动就是在解除宵禁之后，在不知道夜间口令的情况下参加娱乐活动。

　　2002年的喀布尔就像1943年的德黑兰，特工在这里多得是。各国凡是有些实力的情报机构都把最精干的特工力量派往阿富汗。喀布尔到处是双重身份的人。在市内唯一一家联合国酒吧里常常见到一些“文化官员”、“经济学家”以及“人道组织的代表”。“文化官员”身上可能文着诸如“不忘自己的特务队”这类题词，“经济学家”则壮得让人觉得他那双大手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鳄鱼的嘴巴折断，而“人道组织的代表”更是对国家军事和政治内幕无所不知。这群可疑的人在四处打探着情报，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和煤油灯的光亮在下象棋(下象棋是喀布尔人的一大嗜好)，喝着伏特加，收集着信息。

　　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经常光顾“澳大利亚楼”

　　杰克回来以后，很多不明身份的人也经常光顾“澳大利亚楼”。我们突发奇想打算设置一个特工俱乐部并收取入门费。俄罗斯的特工人员也不甘寂寞，他们对杰克非常感兴趣。那一天，俄罗斯客人到来时已是深夜，他们和杰克的谈话从闲聊开始，而后是职业性的对过去战争的回忆，最后才深入到实质，那就是目的明确地验证自己已经得到的信息或获取新的信息。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也出现了不愉快的场景。俄罗斯特工让杰克回想起他1993年在莫斯科被捕的情景，回想起留在那里的女友塔吉亚娜。接下来的谈话就更让人尴尬了，当俄罗斯特工暗示，在莫斯科这个姑娘的情况可能不太妙时，杰克认为，各国的情报部门间存在着不成文的协议，那就是不触及特工人员的家属及其亲近的人。一个俄罗斯特工摊了摊手说：“我们是好人，善解人意，但莫斯科不是我们的地盘，那里有自己的规矩。”当时，杰克简直是太愤怒了。

　　午夜过后俄罗斯客人才走，杰克送他们上车时又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回来后，他告诉我说：“我只是警告他们，如果我女朋友出什么事，我会杀了他们。”第二天早晨杰克穿着一新，穿上迷彩服和防弹背心，带上冲锋枪，给汽车贴上特殊的识别标志以免被美国的轰炸机误炸，然后就向乌兹别克边境出发了。

　　我又碰到和杰克争执的俄罗斯特工时，发现他神情很不自然。他和我解释说：“昨天喝多了。”我便安慰他说：“没什么，等杰克回来，你们一起喝喝酒就和好了，这并不妨碍你们为各自的祖国效劳。”▲(摘自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