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宇球、曾苏南、本报记者张国育

　　内容提要

　　●我军军事斗争准备是在世界军事真正发生剧变的特殊背景下进行的。如果缺乏与时俱进的强烈意识和开拓创新的理论准备，就无法把时代精神贯穿于军事斗争准备的全过程

　　●军事变革的诸多阶段及其可能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决定这些判断和准则的取舍，只能把它们放到军事变革的“总坐标”中去考量

　　●与时俱进不是随波逐流，不是按部就班，跨越式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题中应有之义。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缩短甚至超越某些发展阶段，走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斗争准备之路

　　激变时代催生伟大思想。江泽民总书记在“5·31”讲话中指出：“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江主席提出的与时俱进思想，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推动军事创新的持久的精神动力，它必将对军事斗争准备产生深远影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用开拓创新打开工作局面，用解放思想提升战斗力，才能把“打得赢”落到实处。

　　军事斗争准备最突出的时代背景是新军事变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思考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在新的实践中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与时俱进，则是一个反映了时代本质特征的观念。用这一观念考察军事斗争准备，首先应当看一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影响军事斗争准备的因素很多：国际形势的发展，战略格局的演变，对安全威胁的判断……但是，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广泛的，当首推上世纪末期兴起的新一轮军事革命。

　　———战斗要素的革命：打击力、防护力、机动力同步提高。千百年来，还没有哪一次军事变革在短时间内使打击、防护、机动能力获得同步发展。而当今发生的这场军事变革，正在把三种作战能力同时提升的理想模式变为现实。

　　打击能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精确制导武器。传统非制导武器的命中精度一般与打击距离构成稳定的反比关系，而精确制导武器却在改变着“射程-精度”规律，它不因射程的增大而降低精度。这一变化猛烈冲击着上一代战争中形成的时间观、空间观和效能观，“非接触作战”、“防区外打击”等新战法应运而生。

　　在历次军事变革中，防护能力的变革总是“慢半拍”，战场严格遵循“靠消灭敌人来保存自己”的铁律。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的装甲革命只是冷兵器时代“阻隔与抵消对方打击威力”的思路的延伸，实在算不上是一次防护革命。今天，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防护革命悄然而至，代表性的技术是被称为“低可探测性技术”的隐身技术，它突破了沿袭数千年的传统套路，通过降低目标被发现的概率来“保存自己”，同时又为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创造了条件，堪称先“保存自己”再“消灭敌人”的进攻性防护手段，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机动力正在向“空中化”转移，军队机动呈现多维立体的特征。随着情报保障、指挥控制、机动工具的跨代式改善，空中机动能力从战术级跃升到了战役级。目前，有些发达国家军队主力部队的直升机数量与坦克大致相等，平均每100名士兵就有一架直升机。一旦地面不再成为障碍时，战场将出现什么新景观？

　　———军队结构的革命：诸军兵种一体化。一体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成果在指挥协同领域的突出体现。自从有了军兵种，军队就信奉整体作战思想，但由于信息的“横向流动”比较困难，制约了军队整体作战能力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化通信设备、敌我识别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网络相继跻身战场，不同类型、不同级别、不同空间的部队第一次具备了信息“横向流动”的能力，为一体化作战创造了条件。反映这一趋势的是近年来美军提出的“行动中心战”概念。基于传感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快速反应能力的发展，美军把“计划中心战”转变为“行动中心战”，这将是军队指挥协同领域的一次深刻变革，诸军兵种一体化作战将由此达到一个新水平。

　　一体化还体现在军队编成上。首先是军种界限的弱化。二次大战以来，军种力量通常由战略统帅部直接掌握，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军种界限。未来联合作战，传统的指挥体制已无法适应对时效性的特殊要求，必须打破原有的军种界限，组建一体化部队。当前，建立由陆军旅特遣队、空军战斗机中队、海军舰艇部队和陆战队远征分队组成的“联合特遣部队”，就是发达国家军队谋求一体化的新尝试。其次是兵种界限的弱化。发达国家军队纷纷组建兵种混编合成部队，如美国空军在前几年“混编联队”试验的基础之上，将在2003年前建立10支远征型航空航天部队；英国从2000年开始将海军的“海鹞”飞机与空军的“鹞”式战斗机混合编组。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机械化战争时代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军队结构将出现新格局。有些学者称之为“关系的革命”、“结构的革命”，不失为一种远见。

　　———作战体系的革命：机械化军队转变为信息化军队。人类社会正面临历史上第三次大转型，信息革命的浪潮持续不断。几年前，作为“智能化”战争的信息化理念尚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而今天没有多少人再怀疑它的出现。

　　战争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呈现出加速度发展趋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机械化作为战争形态的主流已经达到它的巅峰，但同时也陷入了困境：武器装备的物理性能达到极限，大量的投入回报甚微；核武器的灾难性后果，使其越来越难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对无辜人民的伤害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导致生态恶化……在机械化的框架中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出路，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即从更深层面上解决打击效率和作战效果问题，努力实现精确化、可控化和智能化，而这就是信息化。目前，许多国家军队都在努力开拓跳出机械化战争困境的变革之路，机械化战争让位于信息化战争的趋势不可逆转。江主席敏锐洞察世界军事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精辟指出了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信息化革命，为我军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指明了方向。

　　当前，发达国家军队都在大力推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建设，在积极发展C4 I系统、精确制导弹药、灵巧武器、数字化单兵装备的同时，注重搞好顶层设计，使目标侦察与监视、目标信息处理与传输、精确打击与毁伤评估实现一体化，形成“军事大系统”。这样，就把工业时代的适于发挥火力和机动力潜能的作战体系，逐步改造成了信息时代的适于信息快速流动和使用的作战体系。

　　我军军事斗争准备恰逢世界军事领域正发生着真正的剧变，亲历了这场革命，我们应有比以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紧迫感。当我们针对现实威胁认真准备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忽略或者忘记我们正置身一个新的时代，一定不可以忙于应对而淡漠大势。不眷恋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东西，敏锐吸纳历史潮流为我们展示的新鲜事物，乘势而上，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这就是与时俱进思想对时代挑战的有力回应。

　　按照军事变革大趋势设计军事斗争准备“总坐标”

　　江总书记在“5·31”讲话中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从“决定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与时俱进，军事斗争准备就能在更开阔的背景中找到参照。

　　———历史的启迪：顺应趋势者昌，逆趋势而动者亡。顺应历史潮流注定得到历史的青睐，抢占先机者往往是那些对历史潮流异常敏感的军队。19世纪中叶，普鲁士比其他国家更早察觉到工业革命给军事领域带来的挑战，率先实现了军事体系向机械化战争的过渡，从而使它在后来数十年间比那些兵力更多、科技水平更高的欧洲军队都占有决定性优势。

　　相反的情形是，军事上的巨额投入与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其原因恐怕也是缺乏乘势而动的灵敏嗅觉。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中国社会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发展到了极致，军事上也处于冷兵器时代的鼎盛期。几乎在同一时间，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变革：火药革命方兴未艾，机械化革命接踵而至。面对军事变革的冲击，满清军队却死抱着“骑射乃满洲根本”的迂腐观念，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把坚船利炮看成妖术。大清王朝最终被动挨打，丧权辱国。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道路的选择却有高下优劣之分。当今，世界军事又一次面临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海湾战争以后，中央军委敏锐察觉到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及时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19 96年，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提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两个根本性转变；1997年，又以高度的智慧和过人的胆魄，确定了军队跨世纪发展“三步走”战略……这些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前瞻性视野。十多年来，我军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进展与突破，就是因为把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融入其中。

　　———有益的经验：把改革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着力点。冷战后，国际局势起了变化，各国军队开始重新设计发展蓝图。普遍的做法是，高度重视新军事变革的影响，强调把握战争形态转型的历史机遇，按照时代要求推进军事改革。一个波次接一个波次的改革浪潮此起彼伏，最终形成了席卷全球的改革之势。

　　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发表的《2001-2002年度战略评估报告》称，“9·11”事件以后，美军提出了新一轮的军事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六个重要组成部分，首要部分是“关于未来战争的设想”。对未来战争有了新看法，必然对战争机器进行新的改造。其实，最早意识到当今这场军事变革的是前苏军，但美军后来居上，当许多机械化为主的军队还在争论信息化是否会到来时，美军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信息化改革，于1994年成立了“军事革命研究高级指导委员会”，作为军事改革的组织领导机构。各军种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如陆军数字化办公室和地面信息战中心、海军新作战概念委员会和舰队信息战中心、空军信息战中心等。经过多年积累，取得了大量有益成果，为军队信息化改造提供了坐标。

　　改革越深入，操作的难度就越大。许多国家的军队已经看到，在机械化时代日臻完善的军事体系已经没有太大的改造空间，必须大刀阔斧地推进新军事革命。美国国防部专门成立了5个工作组，集中探讨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彻底改造美军，并且建立了6个专门研究信息战的战斗实验室。美军认为，目前还不能有效地应付各种复杂的新安全挑战，需要以迅速、灵活、各兵种有效联合行动为目标进行军事改革，包括设立一支常备联合特遣部队，开发需要的跃进技术，增强指挥机构的灵活性，改革采购战略，放弃旧的军事系统以便为新系统腾出经费，等等。俄、英、法、日等国推行新军事革命的条件虽然不如美国完备，但它们也纷纷制定面向长远的国防发展战略与军队建设规划，加快本国军事改革的步伐，以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这些反映了大方向的改革举措，值得我军借鉴。

　　———使命的呼唤：把军事斗争准备和建设一流军队统一起来。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是确定的，而军队建设的参照系却不是凝固的。多变的国际环境、未定的战略格局以及我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这些都决定了一旦发生战事，我们的作战对手和作战方向可能都不是单一的，主要战略方向也具有相对性和可变性。建国后，我们所进行的几场局部战争，几乎没有一场是在我们准备好了的战略方向进行的。如果仅仅瞄准一个对手，设想一种情况，无疑是一种战略短视。

　　面对这种局面，怎样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答案是：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起点，建设一支一流军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测性的现实中，具备应付各种情况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这如同参加大型国际比赛，仅仅战胜一个对手不行，只有战胜一系列对手才能夺冠，这就需要综合实力。所以，军事斗争准备要从长计议，不过度专注近期威胁而忽略长远建设，在突出重点的同时，着力去开发整个军队应付挑战和不测事件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加强质量建设，在追赶世界军事强国的过程中获得。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军队发展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加速对先进技术、先进体制、先进思想的追赶过程，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最终形成自己的优势。这样，我们才能在为近期威胁作好准备的同时，也关照好未来。

　　军事革命是全球性的，但它不会自动光顾每一个国家，它虽然使后发国家军队有了奋起追赶的可能性，但机运只为那些正确应对者而来。我们把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和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两大战略任务统一起来，边准备，边建设，以准备牵引建设，以建设促进准备，这无疑是正确的抉择。

　　在变革潮流中走具有特色的军事斗争准备之路

　　不同国家军队由于起点不同，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呈现出多样性。国外某学者曾断言：“一支军队什么方面落后、落后多少完全规定了历史的变化模式。”经济学领域称这种现象为“路径依赖”。如果把世界军事强国的变革之路视为唯一模式，不假思索地套于自身，那么，必然导致起点、途径与目标的严重错位。

　　———确立崭新的发展思路。战争形态在21世纪必定跨入信息化阶段，世界各国军队有可能在这场过渡中发生新的分化，形成作战水平的重大差异和不平衡。欲避免在新的角逐中落伍，常规的思路肯定不行，必须找到一条快速追赶的路径。

　　机械化是西方军队的发达之路，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给西方军队提供了特殊条件，而我军不可能重新具备这些历史条件，不可能在机械化战争形态中获得同等发达水平。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在机械化框架中能否真正赶上发达国家军队的问题。

　　信息化战争是战争形态的大飞跃。其实，从旧形态向新形态的发展是通过作战系统内部一系列巨大转变来实现的，这种转变不是旧形态向新形态的直线推移，而是一种“转移式发展”。正如“蒸气船不是进化发展的帆船；汽车不是马和马车的进化型改进；晶体管不是一种较好的真空管”一样，“转移式发展”是作战手段的本质、方向的改变，其突出特征是它的转折性、非线性、间断性和创新性，从旧形态的视角向前直线展望是看不到新形态的。

　　我军目前尚处在机械化进程中，机械化的局限性正在快速显现但尚未完全暴露，而我军在信息技术某些领域已逐渐涉足新军事革命，甚至在某些局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许多西方国家军队落后。这表明了一个事实，机械化与信息化并不完全是直线相接的，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并不是建立在世界最发达的采猎文明基础上，英国开拓工业文明也不是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

　　新战争形态的间断性、转折性往往会给原本并不先进的军队提供一个后来居上的历史机遇。信息革命为我军在不拥有充分发展的机械化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

　　———用信息化牵引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断代性”发展，既是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始因。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正在研制或引进的武器系统是为哪一代战争做准备？如果用昨天的装备去迎接明天的战争，难免碰壁。试举一例。现在正在服役的绝大多数预警机，采用的雷达系统是主动式辐射雷达，这在下一代战争中将基本没有生存能力，如果盲目引进此类预警机，是不是一种战略失算？显然，超前意识对装备发展来说尤其重要。

　　所谓超前意识，对现阶段的我军来说，就是确立“用信息化牵引机械化”的发展观。信息革命为我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机械化阶段不可能完全跨越，我军武器装备的机械化水准还不高，有些甚至仅仅是半机械化。用信息化牵引机械化，就是适度发展机械化，但不追求最发达的机械化，不影响信息化改造的资金投入，不过度完善机械化指挥体系和机制，在维持机械化作战方式的同时，保证信息化改造顺利进行。把适度发展机械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在维持前者的同时，重心向后者倾斜。

　　———在继承中深化改革。江主席早在1996年就指出：“从当前世界军事发展的动向看，我军的编制体制不合理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编制体制的调整改革要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任何军队都在沿袭着经过实践检验、体现自身特色的编制传统，如瑞典几百年来一直采取了寓兵于民的组织体制，印度陆军的编制体制仍然保留着英印时期的“联队制”传统……但是，军事变革的冲击点往往首先瞄准编制体制。编制体制所处的“枢纽”地位，使它成为任何一支有所作为的军队所关注的焦点。

　　随着军事革命向纵深发展，武器装备、人员素质和作战理论的一系列革新成果，最终都需要物化于一种顺畅的体制内，用科学的机制去表现它、反映它，使其最迅速、最有效地释放能量。我军的编制体制调整应当冲破积弊，超越传统，创造足够的空间促进机构改革，坚定不移地朝着江主席所要求的“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的方向努力。所谓与时俱进，就应当在这些顶层设计的焦点、难点上大胆改革，而不应为眼前的细节所累。

　　———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在新军事变革的过程中，我军的科学精神、科技意识都在与时俱进，全军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科技练兵活动，走出了一条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的新的训练发展道路。

　　历史上，拒绝科学技术的军队均难逃厄运。二次大战中，日本关东军信奉“完成任务的因素，是信念而不是知识”，战斗条令一味主张“白刃主义”。到了1938年“张鼓锋事件”，尽管白刃战伤亡仅占总伤亡的千分之二点八，但关东军1941年的战斗条令仍然强调“白刃主义”，缺少对付坦克和飞机的训练。日军战后承认，关东军“在近代作战训练方面几乎等于零”。而西方军队则具有崇尚科学的传统，他们十分重视根据军事科技的发展及时修改训练条例，调整训练内容。据报道，美空军已不再进行空中近距格斗项目的训练，而把训练重点放在控制导弹飞行上。

　　近年来，全军按照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对教育训练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已经进行的改革是初步的，今后的路还很长。教育训练内容创新，应紧紧围绕下一代战争对人员素质和作战能力提出的要求，由上至下搞好总体设计。近年来，我军建成了全军军事训练信息网和各院校校园网，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教学场馆和训练场地，研制配发了一大批与新装备配套的训练模拟器材，实现了战役战术训练模拟系统的互连互通……我们将高擎与时俱进这把时代精神的火炬，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把教育训练不断推向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