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际均(退役陆军中将)

　　编者按：

　　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在本期《军事观察家》专栏，我 们特邀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战略学博导李际均中将就孙子兵法与当代国际安全的关系阐述自己的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孙子兵法》能够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思想魅力和影响呢？我认为就在于它有着多重性、深刻性的内涵，主要表现为谋略内涵、道德内涵和哲学内涵，并具有高于所处时代的思想性和创造精神。

　　《孙子兵法》的谋略内涵，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国方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用兵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的作战方法等等。指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强调能不通过武力交锋而达到战略目的才是最圆满的胜利，是战略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完美的境界。

　　《孙子兵法》的道德内涵，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非战不可时，要做到“有道”，强调开战要反映民众的意愿，并指出这是五个制胜条件的首要条件。将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的品格。同时又指出“将有五危”，将帅必须避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为敌所趁而造成严重恶果。

　　《孙子兵法》的哲学内涵，就是关于军事问题的朴素唯物论与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分析战争中的彼己、攻守、速久、虚实、利害、安危、强弱、劳逸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和转化关系，并指出通过主观努力，实现这些转化的条件。这种重人谋而不信天命的主张，是我们所看到的对军事唯心论的最早批判。

　　研究历史是思索现实与未来的一个起点。《孙子兵法》的文化遗产，对研究当代国际军事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历史告诉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必须有一个国际战略控制的理念。首先，要对战略企图与战略边界进行控制。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都是无限扩大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超越战略边界所造成的。利益没有边界，但战略必须有边界；“反恐”没有边界，但主权必须有边界。否则“全球化”就会成为霸权化；“新战略概念”就会成为新战争动因；“世界新秩序”就会成为世界无秩序；高技术、“零伤亡”的战争就会成为强权者对弱小者随心所欲的杀戮。其次，要对战争手段和战争规模进行控制；对军事同盟进行控制，对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进行控制，特别是对核扩散与核战争进行控制等等。这种战略控制，是防止人类失去理性和战略智慧倒退，避免把创造文明的力量异化为毁灭文明的力量的自觉与负责的表现。

　　正如20世纪的战略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略应当受《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启发，建立一种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中国的“柔武”思想，是对单纯“尚武”的超越。大国之间应当良性互动，合作而不挤压，竞争而不对抗。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到双赢的局面。

　　新军事革命无疑将进一步拉大各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但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种哲学、两种战略思维和两种政治智慧的较量。战争中各种因素的变化是非线性的，是双方在互动中的连续较量。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这种不对称作战理论方面，《孙子兵法》的谋略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思想仍有启迪作用。

　　当今的一种时尚，是把战争艺术应用于商业、行政管理和社会交往等领域，这是科学艺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我认为，在其他领域应用兵法的原则时，主要是应用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有些兵法原则不能在非战争领域应用，诸如“兵不厌诈”等等。用之于战争是无可厚非的，而用之于别处便是不道德。谋略决不是阴谋，其中有君子之道。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要正确了解其意义。它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运作，能战方能言和。在战略上有充分准备，挑战也可能变成机遇；反之，如果没有准备，那么机遇便会成为挑战。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更要以实力作后盾，建立自己的国防。

　　军事思想的底蕴是历史文化传统，军事思想的背景则是国家政治结构及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军事思想固然是国家政治的表达而非感情的表达，但古往今来的军事思想都与一个民族的哲学和使命感密切相关，并且凝聚着国家和民族所必需的生存斗争智慧。年代越久越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心理、思维习惯、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总和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战略思想遗产就是认同意识和统一观念，这是中华文明不朽的奥秘所在。21世纪实现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孙子兵法》说，“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台湾地方的分裂势力和妄图肢解中国的国际反华势力应当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