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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心中一直隐存着一个“大印度联邦”计划，期望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甚至更大的地区纳入“大印度联邦”。他断言“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
吴永年
印巴两国自去年12月13日爆发危机以来已有半年，虽然国际社会频频从中斡旋调停，最近也出现了缓合的迹象，但任何突发因素将会把印巴两国推入战争的深渊。
“大印度联邦”计划作祟
尽管蒙巴顿在南亚实施的分而治之政策，尼赫鲁从根本上是不同意的。但是，1946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空前的大仇杀，使尼赫鲁大为震惊，这一严酷的事实不得不使尼赫鲁同意蒙巴顿实行印巴分治的方案。但是，包括尼赫鲁在内的许多国大党要员都抱着这么一个幻想———印巴分治不过是权宜之计，经济的落后，对印度的依赖，国家行政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决定了巴基斯坦必将是一个短命的国家，终将回到印度的怀抱。尼赫鲁的心中一直隐存着一个“大印度联邦”计划，期望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甚至更大的地区纳入“大印度联邦”。他断言“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
实际上，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印度中心论”是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政治战略思想。印度独立后，又成了他的立国思想，也是他推行民族主义区域强权政策的思想基础。而英国殖民者在南亚的势力范围为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计划创造了客观的条件。这个以印度文化圈为基础，印度民族为主体的“大印度联邦”计划，在当时的国大党与印度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里还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今天的印度不再提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计划，但是，“印度中心论”和“有声有色的大国论”，仍对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克什米尔：危机之源
克什米尔地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之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印巴独立之初的1947年，根据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各土邦有权决定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或者与英国保持旧有关系。在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上，印巴一开始就出现了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的对抗局面。巴基斯坦主张由克什米尔人民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选择。可是印度却提出由信仰印度教的王公所控制的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什米尔属于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因为对印度来说，将克什米尔并入印度，不仅因为它是一块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同时它还是尼赫鲁的故乡，其中浓重的个人情感，迫使他对克什米尔作出志在必得的抉择。所以，当克什米尔的土邦王公哈利·辛格签署了将克什米尔并入印度的证书之后，尼赫鲁马上派出军队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并控制了首府斯利那加，随即印巴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大战。
虽然在1953年，印巴两国政府达成了和解。然而，印度政府一直阻扰公民投票，坚持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此，所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时常发生骚乱，并进行武装斗争，又引发了1965年4月第二次克什米尔的印巴战争。1971年11月21日爆发的肢解巴基斯坦的大战，克什米尔也是最初的起因之一。
印巴自独立至今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的大小战争和武装冲突不计其数，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更值得注意的是克什米尔问题往往成为印巴两国政局不稳的诱发因素：卡吉尔冲突导致巴政权更迭，军人政权又一次走上巴基斯坦政治舞台；而2001年瓦杰帕伊和穆沙拉夫在印度阿格拉峰会的无果而终，又使克什米尔问题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而更加复杂多变，印度政坛也出现了一阵混乱。克什米尔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印巴政局也无稳定可言，印巴两国经济发展仍将因克什米尔问题受挫。
宗教矛盾：危机之根
南亚和印巴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往往与宗教演变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思想已深入到印巴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印巴危机的最大祸根往往是由宗教因素引起的。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与冲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早是从公元712年开始的，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的伊斯兰统治者为了征服印度教徒的反抗，不惜采取极为严酷的宗教高压政策，使印度伊斯兰化。那时广大的印度教徒的权利被剥夺殆尽，他们经历着巨大的苦难，伊斯兰统治者只允许他们谦卑和服从。虽然，在伊斯兰莫卧儿王朝不乏开明的统治者，如阿克巴大帝改变了以往对印度教徒的高压政策，取得了印度教徒的信任，但是，他的继承者又恢复了对印度教徒的欺压，至使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仇恨种子深深地埋在心底，两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一刻没有停过。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期间，英国殖民主义者又利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宿仇，挑拨离间，一次又一次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仇杀，以达到稳固自己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仇恨。印巴分治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仇恨并未从此消失，宗教冲突的危机依然存在，印巴的克什米尔问题，印度的寺庙之争，进入21世纪后，因修建罗摩庙在古吉拉特邦引发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流血冲突……所以，宗教问题始终是印巴危机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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