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哉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驻京某部队结成精神文明共建单位，今年3月21日，由该社社长聂震宁率队，到部队驻地，将200套《昨天的战争》赠给部队。我作为这部小说的作者，应邀参加了这一赠书活动和座谈会。

　　座谈中，部队有同志问，当年，我是以什么身份了解部队生活的，是记者还是文化人?类似问题，也有别的读者或口头或信函提出过。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兵，是在战斗序列里，不是客人，不是以记者或作家身份采访部队，而是以战斗部队一员的身份，执行各种任务，在自己的岗位上，和我所在的部队一起，经历各种情景———享受胜利的豪情，承受挫折的艰难痛苦……

　　前些年，一位在地方从事党务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他读过我的短篇小说《留党察看的人》，说“印象很深”。那作品可以说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那个人物是一位营教导员，因为仗没有打好受了双重处分———党纪，留党察看；军纪，由营级降为士兵，虽然降为兵，然而又让他担任副连长，是一名“兵级”副连长。当在前线坑道里看到他背着背包、扛一支步枪时，我激动了。当天晚上，他带一个排去与敌人争夺一处阵地，我心里直为他祷告，希望他打赢，不死。在这个阵地的争夺中，我已亲眼看到了3名连级指挥员牺牲，因而对这位“兵级”副连长的安危特别挂心。我希望他活着，在战斗中活着，通过机智勇敢的战斗，清除自己的两个处分，重新获得骄傲和荣誉。那天夜里，当他胜利地回到坑道时，我虽没有直接跟他交谈，内心里却真诚为他庆幸。作为改名换姓的小说中人物，这个兵级副连长是牺牲了，那是我对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崇高灵魂和情操的艺术开掘，但若没有对生活真实的亲身感受，没有自己感情的震撼，我写不出这篇小说。

　　大概是1981年前后，《解放军文艺》将我的短篇小说《尊严》列为优秀作品予以奖励，文艺社原副社长张文苑同志当着我的面对这篇作品表示赞赏。我自己倒不觉得这作品有多么好，但它却是由我的亲身经历生发出来的。那还是在朝鲜战场，我们部队陷入敌军重围，而这时，我身上穿着一件美军上衣。这件敌军服装，原来是战利品，当准备突围、准备战斗、准备牺牲时，虽然天气阴冷，我也不愿再穿它。我想到，假如自己牺牲还穿着敌军服装，敌人可能踢着我的尸体拍一张照片，诬蔑我军穷得没有志气，穿他们“扔弃”的服装，这有损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的尊严，因此，我脱下扔掉那件衣服，为维护个人的、军队的和国家的尊严。在战场的大背景下，个人的这点儿经历当然也作了艺术的改造，但若没有真切的情感体验，我怎么也虚构不出这篇作品，设想不出这种情节。

　　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散文：《穿过黑色暴风雨》，正在医院治病的解放军文艺社原副社长张忠同志读过后，特地写一封信来谈他的读后感，给我以鼓励。说起来，那是解放战争中1949年在西北战场的一次真实经历。盛夏时节，夜间，那真是一场黑色暴风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狂卷的沙子打得人脸痛，我的一双布鞋都被湿泥拽掉，不得不赤脚走过一片麦茬地。散文讲究意境，我只是在新的历史氛围中，赋于此种经历一种新的意蕴而已。

　　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时，絮叨这些往事，是想表明一个观念，即：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说实话，当我最初学习写作并写成几篇东西时，并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讲话》，而是由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人物和事件的激动和感动，但这也正好说明，毛泽东阐明的道理是正确的，是合乎规律的：没有对生活的亲身感受，不可能进行艺术创作。

　　我现在不专门研究文艺理论。从学术上谈文艺，内容很复杂。但是想到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那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危难时期，顾及到这种历史背景，我想，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文艺家应关心民族兴亡，应关心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有出息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应投身到时代的潮流中，升华自己，吸取养料，写出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作品，等等，如果我们不是咬文嚼字而是理解其精神，这些道理并未过时。邓小平同志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文学艺术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都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呼唤和期待的都是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因为在战场上负伤致残，我离开部队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忘不了在部队经受的锻炼和战争年月受到的教育。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多，我当然不可能只写战争题材，只写部队生活，但在心理上我很珍惜在部队时的那种状态———不是客人，而是在战斗序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