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

　　今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说，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国正在不同程度地谋求研发和扩散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形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为防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美国已将这三国列为“全球反恐战争”所要打击的目标。此说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欧盟、韩国、俄罗斯、中国等纷纷对此说提出批 评。然而，布什政府不仅不为所动，反倒做出更加惊人之举———增加了“邪恶轴心”的成员。5月6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在华盛顿一个基金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指责利比亚、叙利亚和古巴也在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将它们列入布什提出的“邪恶轴心”国家的扩大名单之列。由此看来，“邪恶轴心”说绝不是布什政府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精心表达，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表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三大支柱：维护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扩展美国经济；在世界推进所谓“民主”。在维护安全上，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遏制能够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大国，即战略竞争对手；二是对付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的直接威胁。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就是对付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威胁的重要环节，因为如果它们掌握了这些武器，对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会成倍甚至十倍、百倍地增大。

　　“9·11”事件促使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放在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上，并且更加担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9·11”恐怖袭击的制造者虽然没有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美国战略家并未因此而减弱对防扩散的重视程度，反倒更为加强。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恐怖分子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袭击美国，所造成的损失比“9·11”更大。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年1月31日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的题为《21世纪美国武装力量的变迁》的演讲中说的，“9·11”事件出人意料，“无可怀疑，在未来几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被震惊，被新的敌人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的袭击所震惊。如果他们掌握了威力更大的武器，他们的袭击所造成的损失会比‘9·11’更惨重。”

　　“9·11”事件之后发生在美国的炭疽恐慌，特别是美军在阿富汗发现了化学武器构造图，更加重了他们的这种担忧。所以，美国下一步的反恐斗争要双管齐下，就像布什在1月份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美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彻底打垮恐怖分子，具体说就是要铲除至少10多个国家的恐怖分子的地下训练基地，其中包括在菲律宾、波黑和索马里的基地；第二个目标是防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就必须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源头上考虑问题。于是，布什政府锁定了它认为最有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即“邪恶轴心”国家。

　　且不说由“无赖国家”到“邪恶轴心”的转变所蕴涵的美国安全战略的微妙变化，以及“邪恶轴心”这一用词的不合理性，单说这一转变的过程本身，就凸显了布什政府的外交风格。阿富汗战争尚未彻底结束，美国就确定了新的反恐战争目标，但这个过程完全是美国的单边行动，未征求任何反恐联盟国家的意见，在遭到欧盟国家等盟友的批评时，美国仍然我行我素。更有甚者，伊朗、古巴等国在前一段的反恐战争中虽然不一定算是反恐联盟成员，但至少配合了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行动，也可算是准联盟成员，但是，它们却成了“邪恶轴心”的成员。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的“标准”。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外交，自然有其这样干的“资本”。美国装备精良的海、陆、空三军能够涵盖全球范围，位居全球首位的军费开支超过位居其后八大国军费开支的总和，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实力正面挑战美国……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所说：“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赫然耸现而使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但约瑟夫·奈也向自己的祖国发出了忠告：“即使罗马帝国也有崩溃的那一天”，“处于权力顶峰的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努力使自己不走向孤独”。无独有偶，几年前，另一位美国著名战略学家亨廷顿也发出过美国不要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的呼吁。然而，布什政府似乎听不进这些“忠言”。也许像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布什政府现行的外交政策与风格主要是为了满足共和党强硬派和军工利益集团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借反恐战争来保持民众的高支持率，为中期选举甚至下次总统大选作准备。但更深入地看，布什政府此举依然是为其谋求“惟我独尊”的“世界领导者”地位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