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里

　　基辛格秘密访华，引发外交大地震1969年3月，在冰封的乌苏里江上，围绕一个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中苏两国爆发了武装冲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场冲突竟然会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提供契机。

　　1969年春天，毛泽东主席透过珍宝岛把目光盯在了地球的另一边，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远在万里之外，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似乎也闻到了珍宝岛的硝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和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时……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感觉到了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中美关系已经冰冻了整整20年，横亘在两国之间的不仅仅有辽阔的太平洋，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长期的战略敌对。打破坚冰的过程十分曲折和艰辛，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家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飞抵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基辛格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准备在越南战争之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可留待历史去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美国还希望获得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体面的办法。周恩来指出，中美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并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

　　当晚，周恩来等人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当听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毛泽东说：“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毛泽东还提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毛泽东的这番讲话表明，他是从战略的高度思考中美关系的，着眼于世界大局和中国的安全环境。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阐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天下大乱的看法。他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对周恩来的这番话，基辛格显然没有心理准备，他连忙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交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听到基辛格的这一表态之后，周恩来指出：“苏联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这句话点出了会谈的要害，正是共同面对的苏联威胁推动了中美两个大国走向缓和。

　　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取得了令双方都满意的成果。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向外界宣布了这次访问的消息，并发表《公告》称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这一公告对国际外交界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基辛格二度来访，草拟“前所未有”的联合公报1971年10月20日—26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美方事先没有通报此次访问要商讨尼克松访华公报的起草问题，而在到达后搞了个“突然袭击”。基辛格带来了一份集中了美国政府所有中国问题专家草拟出的公报初稿。为了突出尼克松访问的成就，这份初稿竭力掩盖中美之间的分歧，用一系列外交辞令彰显所谓的“共同点”。周恩来不同意发表这样一个公报，他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讲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

　　周恩来提出联合公报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根据这一基本精神，中方人员提出了一份别具一格的公报草案：序言概述尼克松访问的情况；第一部分以明确的语言阐述中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然后留下一些空白由美方填写不同的意见；第二部分阐明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由中美双方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第四部分提出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建议。毛泽东在听取这份草稿的汇报后表示：“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们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面对中方提出的草稿，基辛格开始时大吃了一惊。即便是这位专门研究外交史的哈佛大学博士，一位饱经国际风云的外交老手，也感到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公报。但他很快就理解了这种做法的高明之处，并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智慧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在最为困难的台湾问题上，基辛格经过反复斟酌，摘引了美国国务院文件中的一段文字，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尼克松成功访华，《上海公报》正式发表

　　基辛格的第二次访问奠定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然而，接下来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在基辛格回国后，鉴于美国国内某些亲台势力的压力，美方又企图重新修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由于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出现一些新变化，中美需要在公报中加入一些内容以反映这些变化。此外，由于尼克松在对华关系上倚重基辛格，绕开国务院，自然引起国务院官员的嫉妒和不满，部门间的明争暗斗也对联合公报产生了影响。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尽管先前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和谅解，但在这最后关头，围绕联合公报的谈判仍然进行得十分艰苦。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企图加入“关心”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措辞，而且回避了美军从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的承诺。对此，中方谈判代表、副外长乔冠华评论道：第一，既然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无可置疑的，外人无权干涉；中方的措辞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国不能承诺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第二，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美国无权在那里驻军，美方只承诺“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军事力量和设施，这不符合双方声明的精神。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美国当然应该撤出全部军事力量。

　　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基辛格问道：如果寻找不到可为双方接受的措辞怎么办？乔冠华回答道：那就难说了，达不成协议不发公报也可以。这话让基辛格感到有些紧张。2月25日，周恩来单独会见基辛格，做了一些劝解的工作。这场谈判整整持续了22个小时，到26日凌晨才终于达成了一个公报文本。然而，在当天飞往杭州的途中，美国国务院又提出若干意见，基辛格和乔冠华不得不连夜加班，熬到27日凌晨2点才最终定稿。

　　2月27日下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谈话。《上海公报》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全球的瞩目和强烈的反响。28日，在尼克松结束访问之际，《上海公报》正式发表，中美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个公报奠定中美关系的基础

　　《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关系出现缓和；中美两国国内局势也出现了变化：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下台，中国的“文革”也进入后期；这些因素导致中美关系徘徊不前。70年代末期，随着苏联出兵阿富汗和美国在伊朗解救人质事件的失败，卡特政府开始着手推进中美关系。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也迎来了新的政治局面。

　　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就中美建交问题展开磋商。邓小平副总理在接见他时指出：“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就是著名的“建交三原则”。所谓废约，就是废除美台在1954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撤军，就是美国从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和设施；断交，就美国断绝同台湾的一切官方关系。经过激烈的内部斗争，卡特政府终于在1978年5月派遣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中国建交的“方针已定”。

　　从1978年7月开始，中美通过三条渠道展开了建交谈判：一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中国外长黄华，二是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三是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与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美方在谈判中提出，美方准备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中方接受他们的“三条”：第一，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准备单方面发表关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第二，美国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关系；第三，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公报》宣布，两国将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在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还“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建交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原则，并且向前迈进了一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从公报文本上看，中国方面提出的三原则已经被美国接受，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仍然做了妥协。例如，中国默认美国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由美国政府通知台湾在一年之后失效；卡特总统在宣读《中美建交公报》的同时，单方面声明“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美在建交谈判中没有就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当时中国作出的一个妥协。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坚决反对在中美建交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问题很快成为导致中美摩擦的焦点。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从而从国内法的角度为美国对台军售提供了支持。

　　1981年1月，以共和党强硬派自诩的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他的强硬言行立即引起风波，其中美国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的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1981年12月，中国副外长章文晋、韩叙与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就军售问题展开谈判。中方要求美方承诺：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并且“采取措施逐步减少直至在一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接受中方要求的前半部分，但不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只表示“逐步减少”并“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美方还把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解决军售问题的先决条件。

　　正如人们所料，这场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其间甚至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当时存在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最终还是发挥了作用。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公报》共9条，核心是美国政府在第六条中做的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