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绵阳，有一个闻名世界的科研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没有它，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强国梦。

　　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和专家，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发扬“两弹精神”，使中国的核科技向着更快更强的目标加速迈进。

　　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薛本澄就是这个专家群体的突出代表。

　　从大学时代起，他就为祖国的核事业奋斗和奉献

　　1936年生于山西省祁县一个小村庄的薛本澄，1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1958年，在校时的他被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为这个事业奋斗和奉献的历程。

　　1964年初，当位于青海高原的银滩研制基地具备初步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从北京来到海拔3200多米的“前方”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大会战。

　　青海高原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几乎每一个刚去的人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气喘、头晕、失眠和食欲不振。由于气压低，饭经常半生不熟，6月天有时还会下大雪。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清苦的生活丝毫没有减低他们为中国人民造“争气弹”的热情。薛本澄就在那时写下了“银滩六月吟白雪，火州千里赏红柳”的诗句。对工作的饱满热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1963年9月，在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后，科技工作者们又投入了氢弹理论的研究。1966年5月9日，薛本澄组织参与的首次含有热核材料的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2月18日，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

　　中国的核武器是在一种夹缝中艰难前行的。薛本澄也是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核武器专家。

　　在薛本澄的心中有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就是青年时代曾有幸在王淦昌、邓稼先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的带领下工作和学习。他说，是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以身许国、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中国的核科技。为此，在奔赴青海高原前夕，他将不到3岁的孩子送回山西老家，毅然离开了北京。几年之后，他又将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的妻子调到青海，共同书写奉献的人生。

　　从老一辈手中接过重担，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写下一次次辉煌

　　1972年，作为“臭老九”遣送河南接受了两年“劳动锻炼”的薛本澄又回到了他热爱的岗位。在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老一代科学家的带领下走上了新的攀登之路。

　　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突破被外国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子弹技术成了新的攻关目标。时任院长的邓稼先和常务副院长高潮，在物色一个可以作为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可以担当中子弹研制试验技术负责人的人选时，薛本澄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时只是一个职能处室副总工程师的薛本澄刚动过心脏手术，但他接过了这副重担。一方面他要组织好全面的攻关，一方面还参加了与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一个课题组，研究中子弹所必需的一种特殊结构的材料。十几年的协同攻关结出了硕果，1988年一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薛本澄作为这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于敏、胡仁宇等几位著名科学家，根据对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国际核裁军动向的缜密分析，向中央提出我国核事业必须加快研制步伐的建议，并立即开始了策划。

　　1989年初，院里决定由薛本澄召集一些专家组成一个软科学研究组，提出一种新型核装置的概念设计，性能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

　　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经过10个月工作，专家们就这种新型装置的原理、结构、主要技术指标，技术参数、技术途径及必须的保障等条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当1999年末，薛本澄在院高层专家会议上代表他的研究组提出综合报告时，得到了参加会议的王淦昌、朱光亚等专家的一致好评。研究组的建议形成了专家组的决定。

　　其后不久，他又受命组织了又一个研究组，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影子弹头”的要领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我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0年初，薛本澄被任命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院长交待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好这种新型装置的攻关，尽快使“概念”成为实际东西。一场加速发展的攻坚战打响了。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又和同事们一道开始了新一轮艰苦攀登。

　　薛本澄深深懂得每次试验的成功与否，都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为保证每次试验万无一失，他从试验整体方案的设计，到全过程的每一项技术，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对采用的每-项重要技术措施，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民主决策。通过协同攻关，其间进行的十余次重要核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1996年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前完成了必要的试验任务，实现了核武器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增强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突出贡献。薛本澄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开始，薛本澄先后参加了约20次。

　　在薛本澄的人生坐标上，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

　　“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薛本澄自1979年入党后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他负责技术把关的每次试验中，他总说，我国搞核试验，经费投入不易，经费使用要有政治眼光，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在做出每项技术决策时，他力求在科研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有一个试验方案，如果要从总体上改进，要花很多钱。薛本澄经过认真计算，决心总体不动，从内部装置优化设计，通过攻关达到同样的目的和效果，而试验规模和资金投入大大减少了。

　　“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自己”，这是院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评价。试验基地位于西部戈壁大漠，气候恶劣，环境艰苦。在加快发展的几年中，为了争时间、赶进度、出成果，薛本澄身先士卒，一年几次奔赴基地，而且，为了兼顾院里和试验现场的工作，他频繁地往返奔波。

　　在1974年一次出场试验前的体检中，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舒张期杂音，确诊为风湿性心脏病。医生建议他休息一下。他却毫不介意，毅然奔赴戈壁滩试验场地。有一次在试验基地，他发生急性心衰，大汗淋漓，口吐白沫，被同志们发现后立即送往战地医院。但两天后，人们在试验场上又看到了他忙碌的身影。直到1980年底，在院领导的多次催促下，他才在北京做了心脏手术。20年后，在成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很多人了解到这么多年驰骋于核试验场的薛本澄曾是个两次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时，感动得流泪。

　　为中国核武器的更快更强做出突出贡献的薛本澄，也用自身的一言一行实践了江总书记在1999年9月18日总结的“两弹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新华社记者侯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