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世纪之交，同样是社会转型期，100年前的中国国防战略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沉重的思考……

　　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最先出现的不是经济领域里生产的发展，而是军事 领域的一系变革。在急于获得国外先进的装备技术的同时，人们也对提高国家整体战略防御能力提出了要求。此时，中国传统 的国防体制在列强的侵略下，已经基本失去了它保卫国家疆土的作用。进入70年代，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 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个方向是国防战略 的重点所在，国防的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在最高决策者的主持下，1 874年清统治集团内部还就此进行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 ，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中国数千年的国防史上，以中原为政治中心的封建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和东北山林地区游牧民族 的侵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以北和西北两个方向作为国家安全的重点防御方向。而古代的东南沿海疆域基本没有真正遭到过 外敌入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欧亚海上航路开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烟波浩瀚的大海，在古代的条件下构成了一道天然 的国防屏障。清朝入主中原后曾厉行海禁，但几代之后即海防空虚，武备尽废。最终导致了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中抗击 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的失败。在经历了这两次打击之后，传统的国防体制已走向全面崩溃。而恰在此时，中国边疆危机又全面 爆发。

　　19世纪的70年代，英俄两国正在争霸西亚。但它们共同支持一个境外中亚伊斯兰罕国的军官阿古柏率军队入侵中 国的新疆地区。阿古柏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了所谓的"浩罕"汗国。俄国军队此时也在中亚不断吞并各小国家，1871 年以"代管"名义进占了中国西北重镇伊犁，并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俄国之手，公开给阿古柏政权 以外交承认；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也宣布承认阿古柏，并向他提供武器和军官。新疆的形势变得十分复杂。 这使中国西北方向 国防的压力骤然增大；与此同时，在东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湾的严重事端：1874年日本正式成立了一个"台湾都 督府"，非法任命了台湾地方官员，并派遣军舰和3600人的军队武力进犯台湾。清军急忙赴台布防，并在海上集结舰队。 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这种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同时吃紧的安全形势是清王朝从未遇到过的。尤其是日本对台湾的侵略给清 王朝统治集团以强烈的心理刺激。他们决定调整国防战略以确保王朝的安全。但是，在如何调整国防布局、将国防战略防御重 心设在什么方向的具体问题上，清统治集团内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以主要的两种观点为代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种意见代表了传统的观点，主张以西北陆上防御为主，全力以"西陲军务"为战略重点，以统一新疆作为主要作战 方向。这种观点实质上仍以西北陆上边塞防御作为国家安全的唯一防御方向,人们称之为"塞防派"。与"塞防派"的观点相 对立的是"海防派"的主张。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官员主张停止在西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改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 的传统国防战略格局，将国防重心从西北边塞转移到东南沿海，全力加强东南一线的海防建设，以确保东南财富区的安全。这 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一时使最高决策者难下定论。此次事关国防战略大局的讨论也因此陷入了僵局。在这种背景下，一种貌似 折中的观点出现了。1875年3月，陕甘总督督军西北的左宗棠提出，从国家整体安全的角度出发，新的国防布局应以海塞 防双向并重，"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以两个方向共同作为国防战略的重心，在西北和东南同时加强军事防御的建设。从表 面上看，左宗棠的观点是折中了尖锐对立的海、塞两论，但事实上他是反对把战略防御的重点转移到海上方向的，他仍然赞同 塞防优先的立场。

　　左宗棠的意见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最后决策。虽然清廷此时已深知国家海防建设刻不容缓，但新疆问题关系到蒙古甚 至京师的安全，因此他们视此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矛盾。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封建王朝统治者所有的选择都紧紧围绕自身安全 的特点在决策中充分的反映出来：清廷决心不放弃将西北塞防作为国防战略重心的选择。但同时基于对现实形势的考虑，清廷 又将海上方向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另一重要方向，明确告谕天下：海防"现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必须大力 加强对海防建设的支持。很明显，晚清统治集团的决策者们希望以东南海上和西北陆塞两个重点方向，共同支撑起它的整个国 防战略体系。

　　从根本上讲，主张"海防"与主张"塞防"的两派在当时争相作为国防战略重点的尖锐对立，其矛盾的焦点在于如何 分配有限的国防经费。晚清国力日衰，能够动员的国防资源几乎近于枯竭。据当时的记载：70年代初期前后，清廷年总收入" 约四千数百万金"，其中军费的"饷粮支耗半之"。事实上清朝后期的总计岁入近8000万两，但各种国内征战已经将国库 耗尽。面对所省无几的资源，究竟如何配置才能实现安全效益的最大化，这是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棘手的问题。很明显，国防建 设成效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投资的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企图以自己为中心来架构新的国防体系。在客观上，无 论朝廷向西北或东南哪个方向倾斜，都必然导致国防战略整体布局的改变或失衡。正因如此，上述两个方向兼顾的国防战略才 得以出现。而这是一个超出晚清国力能够实际承担的军事战略。在清廷确定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并重之后，海、塞防的国防经 费之争便突出起来。新疆的大规模用兵在7年之间共耗银5230万两，平均每年747万两。仅1879年一年就新增开支 600万两。而同期海防经费在名义上每年有400万两，但实际上在1875年至1878年间，海防经费仅得200万两 ，不足应得款项的三分之一。另有相同数目的海防经费被西北用兵占用了。就在大力加强西北塞防的1876至1878年间 ，清廷停止了向国外订购军用舰只的活动，大量购入陆军所使用的枪炮。

　　这个有两个主要作战方向的国防战略大约存在了10年。1885年，清廷再次调整了国防战略重点，以海上方向作 为唯一的作战方向，中国近代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体系最终完成了将重心从陆上边塞转移到海上方向的历史过渡。对由于存在两 个主要防御方向而导致的国防体系的混乱，当时的政治家已经有所批评。左宗棠就指出：国家收入是一个定数，海、塞必然相 争。"洋（海）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然而塞防尤如一个包袱，吃掉了国防经费的大部分。而无分主次的战略指导使得晚 清的国防无从重点部署。中央政府在军事上疲于应付,也不能真正加以贯彻执行。因此，清廷在收复新疆之后，被迫裁减驻疆 守军，从而减少花在塞防上的经费。加上此时俄国势力逐渐东移，俄国海军在远东海上加强了活动，这使清廷感到俄国的威胁 已经主要来自于东北和海上，塞防方向已不构成对王朝的直接威胁。这样，西北塞防的国防价值就不复存在了。进入80 年 代，海防作为国家战略防御唯一重心的地位开始确立。1879年日本吞并了中国的属国琉球。这再一次使自诩为天朝大国的 清政府感到来自海上方向的安全压力。他们认识到必须将海洋方向的防御放在国防体系的头等位置。在"严防东洋"的战略判 断下,清政府不仅加强了对海防的投入,大量引进购买国外生产的军舰,同时还在北方沿海修筑了新式军港。1883年爆发 的中法战争,使晚清国防体系全面受到冲击。尤其在海防方向,各口防御因被法国海军封锁分割而无法发挥作用;福建海军被 法军全歼;清政府赖以进行南北军事调动和军备补给的海运线也大部陷于瘫痪。海上作战的失利使清政府在此次有限战争中吃 尽苦头,以至不得不在陆战场获胜的有利条件下仓促结束战争。战后清政府再次就国防问题召集了一次大讨论。讨论的结果, 不仅明确将海防确立为国防体系中的重中之重,而且还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海军衙门。至此,近代中国新 的国防体系终告建立。

　　从1875年开始的重新建构国防战略体系的努力,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有效保卫国家安全而理性确立国防重心的重要 历史过程。它为中国传统的国防指导思想输入了新的内容。从两个战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为唯一的国防重心的转变过程,实 际上是中国国防完成从陆到海战略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为近代国防以防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为主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必要 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