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必由之路在于改革

　　军事革命是军事发展史上的一种客观变化状态，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是，促成这种客观变化的却恰恰是人的主观努力 。在这里，人的主观努力集中体现为各国主动进行的军事改革。纵观近代以来的历次军事革命，都是由一系列军事改革所组成 。也可以说，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的军事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军事革命，离开了军事改革，便不可能有军事革命。因此，从另一 方面说，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地积极地推行军事改革，将直接关系到它能否顺应时代的潮流，能否跟得上军事革命 的形势，能否在国际竞争舞台上抢占到战略制高点。

　　在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中，至少出现了三个军事改革的亮点：荷兰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威廉（奥兰治亲王）所领导的军 事改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所主持的军事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克伦威尔所倡导的军队改革。法国革命战 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革命，同样贯穿着一系列的改革。拿破仑能够迅速崛起，叱咤风云，称霸欧洲，原因之一就在于他 通过对兵役制度、军队人事制度、部队编制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建立起了一支当时欧洲最为强大的军队。而后来拿破仑走向 滑铁卢，沦为圣赫勒拿囚徒，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他的对手如普鲁士等国都实行了认真的军事改革，学会了他的那一套战法 ，而他自己却固步自封，败在了自己学生的手下。

　　在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与世界性军事革命加速进行相伴随的是，参与军事改革的国家越来越多，各国军 事改革的频率越来越快，各国军事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水平越来越高，改革对各国军事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令人注目。 这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属于第三次军事革命时期的以老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军事改革，由日本人进行的影响到后来亚洲历史进 程的明治维新，以及沙皇俄国的“米留金改革”。也有属于第四次军事革命时期的，由美国陆军部长莱伊特. 鲁特所主持的 建立美国现代陆军的重大改革，以及20年代苏联进行的大规模的改革，20-30 年代法西斯德国进行的给欧洲人带来可 怕回忆的军事改革。还有属于第五、第六次军事革命时期美、苏等国连续不断的改革，如被称之为“拨乱反正”的80年代的 美军系统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席卷西方的职业军队改革，等等。

　　中国曾经与近代前几次军事革命擦肩而过，作为这种特定现象的背景，我们看到，我们的先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 进行军事改革的激情。他们视新的军事技术和制度为“蛮夷小技”，宁愿保守传统，而不进行积极的改革，从而与发生在欧美 的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时期，从欧洲东来的汤若望及时地向明朝君臣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西洋大铳，其精工坚 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深心兹道者，必更翻然易虑，详察利弊，灼知近来所以不胜之故，默计将来所以致胜之方。” [8]可中国士大夫对他的回答却是：“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贻笑？”[9]就因为不愿意让蛮夷小邦看“堂 堂中国”的笑话，不愿意让“蛮夷小技”沾污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圣洁”，所以，对外国人的东西一概拒而不学。军事改革 当然无从谈起。

　　就在近代第二次军事革命刚刚在西方开始的时候，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 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 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 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法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 罕！’”[10]对英国人送的火炮和炮弹，清朝的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 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尽管此时的英国也刚刚开始进行工业革命，马戛 尔尼所带来的物品也才初步地显露出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但它毕竟是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征候。清朝的君臣们却以“天朝 老大”自居，对这种新的气息和征候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中国军事的进步由此失去了内在的思想动力，中华民族在工业文明 时代的落伍势所必然。

　　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物 品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时期将清军打得大败的洋枪洋炮、令中国官绅谈虎色变的洋人“船坚炮利”，其实早在 马戛尔尼访华时便已经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而且，马戛尔尼当初就明确地预言过：“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 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11]当这个预言后来基本上变成现实之时，当 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得难以招架之时，部分中国人才开始从睡梦中醒来，感觉到了进行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形成了一定 的改革冲动。　　然而，有了改革的激情和冲动，还不等于改革的成功。在历史上，军事改革半途而废的先例屡见不鲜，它们 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近代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三世1791-1807年间、 麦哈茂德二世1826-1839 年间相 继两次发动军事改革均告流产，成为土耳其近代化悲壮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即使 是美国这样当今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它在军事改革的道路上同样走过弯路，本世纪60年代它所进行的陆军“五群制”改革的 失败就是一面难得的镜子。至于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所倡导的军事改革及其所引发的种种后果，更是每一位关心军事改 革事业的人都不应该忘记的。

　　在中国，军事改革的历史非常悠久，留下军事改革的失败记录也就不足为奇。清政府为了“自强”先后几次做出大的 决策，设立兵工厂，建立军事学堂，改编防军和练军，发展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一连串的军事改革，虽也曾使中国军事 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自强”的目的并未达到，改革从根本上说都以失败而告终。

　　逝者如斯，往事不可追。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无非是找出隐藏在历史冷面孔后面的军事改革的规律。

　　　（四）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启示

　　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都可以得到一 定的启示。这里特别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需要强烈的机遇意识，需要克服“胜利病”和“和平麻痹症”，需要果断的决心和坚强的 毅力。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多数国家的军事改革都发生在具有强烈战争背景的和平年代，或者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或者是 在几场战争中的间隙。

　　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告诉我们，一方面，和平年代比战争年代更加有利于进行系统的军事改革。[12]战争年代兵 慌马乱，政府很难集中精力和财力于军事改革。因此，尽管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家在军事问题上的各种 缺陷，最容易提出进行军事改革的客观需求并为人们所认识，但政府却难以组织系统的军事改革。即使象拿破仑这样具有雄才 伟略的军事家，也只能在战时对法国军事中最急需的部分进行局部的改革。

　　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又很容易错失军事改革的时机。在远离战争的年代，人们往往安于现状，容易对已经存在的军事 改革的客观需求和可能性视而不见，在主观上缺乏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既成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也很难打破，改革的阻力常常大于改革的动力。为此，不少国家在历史上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改革机会。其结果，在修修 补补、因循苟且之中，军事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越来越严重，直至最后战败受辱。战败之后容易产生军事改革的激情，改 革较为容易推行，但却是以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为代价的。

　　无疑，军事改革的积极选择是在和平时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历史上这种类型的军事改革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如1 9世纪中叶在毛奇等人领导下的普鲁士军事改革、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所进行的军事改革等。特别是美国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不仅使美军赢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而且使得它能够以领先的水平进入21 世纪。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推行和平条件下的军事改革。可以说，这种没有直接战争背景的军事改革，已经成为现 代军事发展的一个新的特点。谁能在和平的条件下不失时机地搞好军事改革，谁就能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占居主动。

　　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住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机遇呢？历史告诉我们，首先在于人们一定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并将这 种机遇意识与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内在的军事改革激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进行军事改 革的机会并不是经常存在的，一旦机会出现却没能把握住，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所说的：“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明天改革就会更加复杂，再迟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了。”

　　历史上许多打了胜仗的军队往往缺乏改革的激情，总是愿意保守自己的传统，认为原来行之有效的东西不能丢弃。这 种现象被现代人称之为“胜利病”，或“和平麻痹症”，也有人将之概括为“成功为失败之母”。中国近代的湘军和淮军在这 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正是这种“胜利病”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湘、淮军从得胜之师很快就变成了“外战外行”的败亡之 师。“胜利病”是一种流行病，它在许多国家都曾泛滥过，过去有，现在也有。它是一切军事改革的大敌。英国军事家富勒说 过：“必须牢记，战争手段确实在变，因此，人类的智力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敏锐、活跃，不为传统 所束缚。”[13]

　　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由于要在没有外来直接冲击的情况下改变既成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而阻力重重，往往起步难，持 续下去更难。面对阻力，改革者如果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如果遇挫而返、浅尝辄止，就将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伟大的军事改 革运动，更不可能将之深入地进行下去。历史上有许多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胎死腹中，或者半途夭折，究其原因，都与当时的 改革者不果断、不坚决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者需求有非凡的魄力和毅力，有一种为了国家的强盛而 勇于进行军事改革、敢冒风险、敢于战胜困难的勇气和精神。要有拿破仑那样的果敢和坚毅。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我的字典 里没有难字！”

　　第二，理论准备、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相辅相成，只有三管齐下，才能使军事改革积极稳妥、深入持久。

　　军事改革作为军事变革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行为，需要有理论的支撑，有组织上保障和制度上的建设。我们考察古今中 外的军事改革，不难发现，凡是成功者一般都比较好地实现了三者的结合，而凡是失败者则肯定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9世纪初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就是一个理论准备、组织保障与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成功范例。在这次军事改革正式发 动之前，普鲁士的一些有远见的青年军官便开始进行军事改革理论探讨，并不断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后来成为这次军事改革 核心人物的沙恩霍斯特、克劳塞维茨等人还于1802年成立了“军事协会”，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关心军事改革的人。通过他 们的这些活动，不仅明确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方向和思路，而且在军队内部形成了一种追求军事改革的气氛，改革的力量得以 形成。1807年普鲁士军事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国王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宣布成立以沙恩霍斯特为主 席的军事改组委员会，以之作为军事改革的领导机关。正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制订出了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具体计划，有 条不紊地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改革运动。这场军事改革涉及普鲁士军队从体制编制到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改革是系 统的和比较彻底的。随着军事改革的深入，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条令法规，将改革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及时地巩固下来。因此 ，尽管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便已逝世，但改革的进程却没有出现逆转，改革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相反，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事前既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当改革开始以后又没有在组织上和 制度上采取得力的措施。结果，使得这场改革犹如一团散纱，杂乱无绪，没有明确的指导理论，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计划，方向 不明，思路不清，措施不系统，过程不连贯。整个改革过程断断续续长达30多年，但一切都还停留在表皮上。就当时中国的 军事制度而言，是既有旧规又有新章，旧的制度因行不通而名存实亡，新的制度因不成体系而难以运行。晚清时期从整体上说 是一个军事制度的混乱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战斗力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在继续走下坡路，直至在甲午战争中被日 军打得大败。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军事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对改革的理论准备与组织保障、制度建设采取并重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的一些军事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启动，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决策者犹豫不决。而决策者之所以犹 豫不决，除了因为对军事改革的社会环境缺乏确实的把握，不能确定军事改革的政治、经济条件是否真正成熟外，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就是军事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失去了军事改革理论的坚实支撑，弄不清改革的方向、方式和方法，如何能下得了改 革的决心呢？即使下定了决心，军事改革也难以顺利地进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的领导人曾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条件下宣布 要全面展开军事改革，但实际上在几年的时间里并未获得大的进展。这就充分显现了理论准备对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

　　军事改革的组织保障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改革者必须能够切实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核心的直接支持，最好是能实 现二者的同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准备进行全面军事改革之时，更是需要由国家最高决策层亲自参与组建军事改革领导机构。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军事改革能够成为国家的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才能得到全社会的积极支持和配合。目前俄罗斯的做法是 ：经叶利钦总统批准，在国防会议之下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是军事建设委员会，由总理领导，另一个是军事改革财政与经济 保障委员会，由一名副总理领导。两个委员会可以从政府的高度对军事改革进行总体协调，并实施财政保障。

　　军事改革中的制度建设，既是改革的内容，又是改革的保证，因此必须将之作为军事改革的中心环节来加以关注。历 史上有一种军事改革，就其局部而论，可谓是轰轰烈烈，成效显著，但就其全局而言，却是旧者仍旧，新者亦无长久的生命力 。明朝戚继光创设“戚家军”的改革、晚清曾国藩创设湘军的改革，都属此类。问题的症结在于改革者所采取的是不触动国家 根本军事制度、只是在旧的体制的边缘改制创新的办法。对于这些改革者来说，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局部 的成功，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却由于新的军事制度不能顺利确立，致使军队建设的整体水平并无大的突破。局部的改革最终 也一定陷入因人而兴、人去而废的境地，“戚家军”、湘军都是如此。

　　显然，只有真正做到理论准备与组织保障、制度建设并重，军事改革才能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军事改革积 极而有序，持久而深入。

　　第三，能否理清军事改革的宏观思路，选准改革的突破口，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和结局。

　　检讨历史上的军事改革，我们还可以发现，大多数比较成功的先例，一般都有较为明确的总体思路。尽管各次改革的 具体思路都不相同，但大部分成功的思路又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思维逻辑之上的。历史所显示出的一种比较理想的军事 改革思维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根据国家的军事战略和作战环境来确定未来的军事需求，同时根据未来的技术条件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环 境来确定未来军事发展的可能；然后，综合需求与可能，进而确定改革的目标，并将目标科学地分解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指标； 在此基础之上，第三步便是依据对现状及其与目标间差距的把握，进而确定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第四步则转而进入改革的实 施。在实施阶段，一方面，需要有严密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实验论证，并据此对改革计划进行动态调整， 以期达成重塑军事体系的改革目的。

　　这种思维逻辑比较适合于全面系统的军事改革。德国19世纪初的军事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军事改革，美国在 本世纪80年代后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以及俄罗斯目前正在推行的军事改革都显示出了这种思维逻辑的魅力。相反，中国在2 0世纪初由清政府所主持的新军编练运动，虽然也曾按照这种思维逻辑来疏理军事改革的思路，但由于清政府对当时中国所面 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缺乏清醒的认识，对进行大规模军事改革的可能性条件的估计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结果改革运动还 是陷入了困境。美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五群制”改革最后也归于失败，则是由于当时美国军方对其战略的制订出现 了问题，同时对未来作战环境的估计也出现了失误，进而导致它没有能够正确地把握住军事改革的需求。可能与需求，都是军 事改革总体思路的逻辑起点，对它们的认识偏差往往会给改革带来严重的后果。这又说明，仅有正确的思维逻辑仍然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有事实求是的态度，有敏锐的洞察力。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人人都可能掌握正确的思维逻辑，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能设计出可行的军事改革思路。

　　在军事改革的宏观思路中，最为困难同时也最为重要的是，必须选择好改革的突破口。由于各个国家所面临的改革条 件不同，所需要完成的改革任务不同，历史上军事改革的突破口存在着许多的差异。总起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从军事几大要素中的某一方面入手，通过它的优先发展来带动整个军事体系的进步。具体说来，或是从整顿改造 军官队伍下手，依靠军官队伍素质的提高来促进整个军队建设；或是从改革兵役制度下手，藉军队官兵成份的改变来推动军事 的发展；或是从研究采用新战法入手，根据新的战法要求来对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造。特别是美国在越战后的改革，首 先是从1973年阿以战争中看到了一种新的战法已经出现，同年便成立了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强调战法革新，重视训练改革 ，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要改变部队的编制，直至海湾战争后力倡军事革命。

　　二是齐头并进地对军事制度、武器装备、官兵素质和作战方法进行全面的改造或改进，而以改革军队体制编制为中心 。这种类型也可说是后发展国家在进行军事改革时所常用的。因为先进国家已经确立起了新的军事体系，后发展国家完全可能 以这种新军事体系为蓝本，直接对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这种改革方法如果能够被顺利采用，往往可以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后发展国家迅速地缩小与先进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米留金军事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军事改革，都 显示出了这种效果。

　　此外，许多国家的全面军事改革往往还伴随着对军队员额的大规模压缩。通过裁撤旧的过于庞大的部队以减轻负担， 以便能集中力量进行军队的质量建设。这种一面压缩军队规模，一面推行军事改革，并努力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做法， 也是一种特定的军事改革启动形式。

　　看来，理顺军事改革的宏观思路，找准改革突破口，既有规律可循，又无现成答案，需要改革者根据国家所处的特定 环境、所具有的特定条件，并遵循军事改革一般规律来确定。

　　第四，军事改革必须处理好与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关系，必须追求社会效益与军事效益的统一，并将对战斗力的追 求作为军事改革的根本宗旨。

　　历史上只有少数军事改革是比较单纯的，大多数的军事改革都与政治、经济改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有关国家社 会变革运动的一部分。对于这种非单纯的军事改革，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处理好它与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关系。这常常是对 军事改革者的一种严峻考验，因为它使得军事改革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缺少确定性，需要军事改革者从国家社会变革的全局 高度来把握军事改革的进程。

　　历史告诉我们，军事改革与政治、经济改革的关系，是一种受制约同时又具有强烈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军事 改革受制于政治、经济改革。政治、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客观上要求在军事方面也进行适应性的改革，并 为这种改革提供了环境的保障。政治、经济改革既是引发军事改革的动力，又决定着军事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另一方面，军事 改革的成功，又有助于政治、经济改革成果的巩固，或对新一轮的政治、经济改革产生推动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场深 刻的军事改革（军队领导体制问题）与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政治体制问题）往往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完全重叠在一起的。国 家的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军事改革的根本问题也难以突破。反过来，军队领导体制问题不解决，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也不可 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后，处于开国之初的美国在华盛顿总统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这场改革的 第一步就是颁布《联邦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美国军事制度的基本框架。它规定，在中央政府的集中领导下，以文官领导军 人为原则，以正规军为骨干，以民兵为基础，形成两级武装力量体制。可以说，美国的这次军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次从政治 的高度来确立根本军事制度的改革。

　　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展开明治维新军事改革之前，幕藩领主也曾进行过大量的军事改革活动，从技术到制度多个方 面学习西方军事，但却成效甚微。到了明治维新运动兴起之后，随着近代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确立，随着封建武士特权的废除 ，随着地税改革后新经济关系的建立，这时的军事改革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但改革措施更趋系统，就是同样一种改革 措施，前后的效果也判若霄壤。

　　从中外军事改革的大量实践及其得失之中，我们看到，军事改革在和平时期作为全面社会改革大系统的一部分，正确 处理它与政治、经济改革的关系，需要遵循下列三条重要原则：

　　首先，军事改革应该自觉服从于政治、经济改革，坚决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也就是说，军事改革要服从于国家政治发 展的大方向，要与国家经济基础的状况相适应，要从国家政治、经济总的改革形势来把握军事改革的时机。离开了政治视角， 军事改革就会迷失方向；离开了经济视角，军事改革就可能严重背离社会生活的实际；不关注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进程，军 事改革的盲动就可能干扰国家全面改革的大局。

　　其次，政治、经济改革有必要考虑到军事改革的特殊需要，积极地为军事改革创造条件。在许多情况下，军事问题的 解决是不可能仅靠军队自身的，需要国家从政治、经济的全局高度采取措施，有时更需要全社会采取行动。历史上的许多军事 改革之所以归于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社会支撑体系，没有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如恩格斯所指 出的：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14]

　　再次，军事改革要在追求社会效益与军事效益统一的基础上，确实将对战斗力的解放作为其根本宗旨。军事改革的历 史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改革者都能处理好这一关系的，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的改革者过于关注军事改革的社 会效益，而忽视了军事改革的根本宗旨。例如，从宋朝到清朝的长时间里，有不少军事改革者出于减轻国家经济负担的目的， 主张废除募兵制，恢复古老的乡兵制。他们看重的是乡兵制的社会效益，却全然不顾它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又如，在美 国“建国时期”，由于不少美国人认为常备军会对美国的自由政治构成威胁，一度取消职业军人。结果，美国全国只剩下70 名正规陆军官兵，当1812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爆发时，美国由此陷入了严重的被动状态。历史上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 虑而违背军事改革根本宗旨的做法，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这种思路下的军事改革，毫无疑问都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

　　第五，军事改革同样也是一种利益调整，它的动力和阻力都与利益相关，只有正确地处理好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才能使改革健康发展。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于军事改革往往显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对于军事现状越来越不满意， 向往着军事改革，另一方面，当军事改革真的进行之时，特别是当改革的方案涉及到自己时，又常常左顾右盼，心怀疑虑，甚 至对改革横加阻挠。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军事改革也象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一样，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使涉及改革的 人都面临着一个利益得失问题。也可以说，军事改革的参与者又都是军事改革的对象，军事改革首先就是对军事改革参与者的 考验，特别是对军事改革组织者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改革的组织者便不能不认真地考虑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 变化，不能不为解决利益矛盾而确立原则、寻求对策。

　　细察历史上的军事改革，它一般要触动两种类型的利益关系：一是军队外部的利益关系，包括军人与非军人之间、军 队与政府之间、军队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平时期社会转入以经济生活为主的轨道，容易出现军队利益下滑 、军人经济地位下降的情况，有时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这种背景下的军事改革，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军队的成员 积极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对军队外部的利益关系重新加以调整。

　　二是军队内部的利益关系，包括官兵之间、军队各个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每一支军队在进行改革之前，都存在着一 种固有的利益格局，这当中有的军人或单位占居着明显的优势地位，有的则居于劣势地位，军事改革往往会对这种利益格局进 行调整，从而必然地触动其中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一旦触动既得利益者，便会引起他们对改革的疑虑甚至是反对，从而成为 军事改革的阻力。和平时期的许多军事改革常常是动力不足，阻力有余，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存在着上述各种利益关系，历史上成功的改革者在进行军事改革时一般都比较注意把握两项原则：

　　原则之一，设法使大多数军队官兵能够在改革中受益，而不能让他们的根本利益受损，要努力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够达 到社会的中上水平。中外许多军事改革者，往往要将提高军队官兵的薪饷待遇作为一项重要举措。美军官兵的薪水收入水平本 来就比较高，在1997年又提高了3%，而且还计划在2002年前再投入107亿美元以改善官兵待遇。 俄罗斯军人的 待遇由于受苏联解体的影响一度较低，但现在也已决定下大力气加以改善，计划在2001年内将军官的工资比目前提高1倍 以上。到2005 年时更要比目前提高1.5倍。 顾炎武曾经说过：“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15]

　　原则之二，敢于触动少数人的既得利益。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军事改革，由于要对军队进行结构性调整，或是裁撤 ，或是归并，因而不可避免地触动到其中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为了军事的进步，当时的改革者不惜得罪这些既得利益者， 以十分坚决的态度坚持进行改革，最终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当然也是很多反面的例子，如近代土耳其的几次军事改革就因 决策者不敢正面地触动既得利益者，而使改革难以深入下去，屡次半途而废。

　　原则之三，灵活地运用利益补偿手段。在进行利益补偿时，改革者一般都要对军人的利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 根本利益与非根本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等。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进而确定哪些利益是必须保留 的，哪些是可以不保留的，哪些是可以替换的。然后再据此对军人的既得利益进行调整。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军事改革，对利益 补偿手段的使用比较普遍，一般都有助于减轻军队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反对。

　　与这些原则相对应，历史上的军事改革还显现出了一个处理有关利益关系的有价值的策略。这就是，为了避免过早或 过度地激活人们的利益意识，改革者可以使军事改革变成一系列的技术操作，真正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许多和 平时期的军事改革，往往事先都有意识地不进行正面的利益得失问题的讨论。或者在进行明显会触动旧的利益格局的改革时， 有意识地淡化它对人们的利益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干脆对整个改革计划都做低调处理，不做大的公开的宣传。这种情况下的军 事改革，会呈现一种平淡而实际的特征，“不显山，不露水”，但能真正解决问题。

　　诸如此类的教训和启示，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