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整整132年，广袤的亚洲大地和绵长的太平洋海岸，都受到发自日本列岛的火山和地震的摇憾。亚洲人反 复地问自己：为何日本有如此大的蛮力，在这样长的时间和这样辽阔的空间，发挥着军事帝国和产业霸主的影响？在无数的回 答声浪中，本文也将尝试一些新的视点。

　　武士道精神的发源

　　日本是东亚岛国，面积３７.７７万平方千米，由四大主岛和３９００个小岛组成。日本先民是由对马岛和库页岛南 下的突厥——鲜卑（通古斯民族群）语系的部落和顺菲律宾——琉球岛链北上的马来语系部族组成。其民风悍野，亦不乏纤秀 。日本地处西太平洋板块的断裂带，地震、火山喷发、台风、豪雨不断，岛民坚韧、质朴。自晋朝以后，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 响，在唐朝达到高峰。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蒙元世祖忽必烈出动联合舰队，两次渡海征日，由于天时（台风季节）、地 利（一支从来不习海战的大陆军队）、人和（中国和朝鲜军队不愿效力）不济，均遭惨败。

　　蒙元王朝和日本之战，对日本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外国（包括中国）历史学家对它的评估。大陆人难以想象岛国和 岛国人的心态。他们终年被汪洋大水困在贫瘠的海岸之内，任何外来的信息和刺激都将被放大许多倍，成为一个相当长时期内 的精神和物质内容。当北条时期的镰仓幕府用后宇多天皇名义征召全日本武士2０余万人，英勇抗击元军并取得胜利后，连武 士们也不敢相信如飓风横扫亚欧大陆数万里、征服无数部落、民族、国家的战无不胜的蒙古联军，居然会败在自己马下。

　　胜利激发出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迟早会产生一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公元前波西战争激发希腊产生了伯里 克利黄金时期；１５８８年英国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迎来了海权时代；彼得大帝战胜瑞典军队把俄罗斯推上了二百余年的辉 煌。日元战争也是同样。从此之后，武士阶层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民族的基干力量。

　　然而，武士要确定自己在一个和平年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非易事。武士在当时日本社会中，扮演地主、领主、大 名（大地主）的私人武装力量。他们既不从事经济生产，也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社会地位又高，终日佩刀游荡。他们需要社会 的动荡冲突，也就有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他们始作俑者把社会投入动荡。

　　自日元战争以后，日本开始一个史称“战国时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各领主、城邦、小国征战不休，武士越打越勇， 并且从蒙古战俘中学习了大量先进战术战法，在兵器上亦不断改进。与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相比，中国催生出灿烂的百家 争鸣的文明之花，日本却造就了各种骠悍的武士。长期统一的中国需要并造就了儒家、儒教、儒学，而长期分裂割据的日本则 出现了以菊花和刀为象征的武士文化。武士的祖先是草原骑马战士，这个带突厥战斗色彩的职业在西方演化成了庄园骑士阶级 ，在日本就蜕变成有刀无马（因日本地形崎岖，居民贫困，国土狭小，四面环海而马匹有限）的武士。日元战争后，他们在日 本历史上起着暴烈的作用，直至今天，还是如此，不过把战刀变成了制造业公司。

　　武士们不仅有日本传统的忠诚和悍勇，又从蒙古人那里学来了诡诈、计谋和政治智慧。到丰臣秀吉时代，他终于集武 士品质之大成，成为统一日本的第一人。

　　丰臣秀吉（１５３6年—１５９８年）是一个世袭的武士，这种世袭制度很接近于蒙古的制度。和他的前辈及同时代 人不同的在于：丰臣秀吉终于悟出了蒙古经中的结盟技巧、等级制政治制度、战利品分配激励方式和军事情报学。丰臣秀吉经 过南征北战竟然统一了日本，而在他之前的日本，只有中国周朝那样象征性的中央政府。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率２０余万水 陆军、７００余艘战船，沿着当年忽必烈皇帝的旧路线，反方向从日本杀向朝鲜。很显然，丰臣打算以朝鲜为基地进攻中国， 这也是忽必烈军的反向路线。如果天假时光和运气，就以中国为基地沿当年铁木真之路征服世界。既然成吉思汗能行，为什么 换上个日本统帅就不行呢？

　　丰臣远征军在朝鲜南方登陆，象电流一样击中了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早在公元６６３年（唐高宗龙朔三年），中国 和朝鲜的联合舰队就在朝鲜的白江海战中击败了日军的侵略舰队。朝鲜地缘，对中国极端重要。中 国自唐以前，谁居关中谷 地（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控制中国。自辽朝以后，谁居满洲平原（同样进可攻退可守）谁就能问鼎中国，满清、北洋军阀、 日本、中共林彪部队莫不如此。据朝鲜以吞满洲，拥满洲以侵中国，明王朝统治者自明其理。明神宗万历皇帝遣重兵大将李如 松协同朝鲜联合舰队司令李舜臣（李舜臣在朝鲜军事史上的地位只有纳尔逊在英国的地位可比）进行了艰苦英勇的反击战，终 于在１５９８年末全面击败了丰臣的舰队和陆军。其间爆发了激烈的玉浦海战、泗川海战、闲山岛海战、露梁海战等海上战争 ，日本海军遭到朝鲜舰队和中朝联合舰队极其沉重的打击。露梁海战是一场世界级的海战，日舰被击沉或焚毁４５０艘，损兵 数万人。丰臣秀吉因兵败忧郁而死。

　　从历史角度看，丰臣的北进西进战略，与明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路线是一样的。这个战略方向，利益巨大，阻 力巨大，风险更大。以当时丰臣所拥有的兵力和兵势，窃以为择南进战略似更有利。

　　日本一路沿琉球——先岛群岛南下菲律宾东部诸岛，另一路沿小笠原——马里亚纳群岛南下西加罗林群岛和印度尼西 亚中部群岛，在辽阔的菲律宾海周边建立一个殖民商业圈。在开始，的确无法收到足够的商贸利益，但略加稳固之后就能通过 帝汶海和弗洛勒斯海各海峡前出到印度洋上，通过几个精心选择的珊瑚环礁足以建立可靠的印度洋航线，不在马六甲与西班牙 、荷兰舰队争锋而在印度洋与西方商船交换，从事获利丰厚的东西方贸易并随时跟踪西方产业、商贸、金融和科技文化进展， 将始终保持领先的势位。这一战略方向阻力小，时间长，但远期利益很高，却不是当代人所能采纳的。其实，明末清初收复了 台湾的郑成功父子，何尝不能弃北进而改南进？今天，日本企业金融集团基本上就是沿南进战略实施的产业外移，日本从中获 得了难以估量的经济和金融利益。只须指出到１９９８年，日本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贷款已达３.８２９万亿日元（３６ ４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政府间贷款只有２.４８１万亿日元（２３６亿美元——当前价）。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这一时代被后人扣上“锁国”的帽子，明治维新后，对德川时代大加贬诟 。二战后日本复兴，日本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评估了德川时代，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结论。

　　德川家康（１5４３年—１６１６年）原是丰臣秀吉的大将。今天看来，他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汉高祖、唐太 宗和宋太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出身城主，却在敌对家族长达１２年充当人质，练就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完全不同于 单纯的日本武士。他在日本诸侯兼并战争中，感悟到政治手段和谋略远比军事斗争重要。他读汉书、写汉诗、吃中药，崇拜朱 熹和朱元璋，学会了人生权谋和政治权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隐忍”之术。丰臣秀吉对德川极为器重，临死将儿子和霸业 全托付与他。

　　日本北侵朝鲜失败后，武士政权面临崩溃之局。如果在一个海岛国家保留丰臣那一套蒙古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势必引 发王族继承权的血腥争斗，类似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最后耗光日本武士的气血，并且使日本陷入长期贫弱不堪的困境。德川 比谁都清楚丰臣秀吉之子根本无政治能力使日本走出困局，便当仁不让地反叛。他欺凌丰臣秀吉留下的孤儿寡母，（日本有成 语“德川家康式的挑剔”）激起他们的反抗，引发了一场卵石之争，把他们及所有王族斩尽杀绝。对于一个以忠义为本的日本 武士，德川的行径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讳。１６０３年，德川成为日本最高行政长官——征夷大将军。

　　一旦政权到手，德川家康便开始了迫不急待的改革。从历史上看，一点儿也不亚于著名的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６年） 和明治维新。德川改革的核心是用法制分配权利和利益：幕府（日本的中央权力机构）领地约占全国1／4；其余由大名（诸 侯领有），称藩国；在中央机构中，将军与老中（相当于中国宰相）、若年寄（相当现今国务院秘书长）、宗教界划清权力和 职责。幕府有直辖地，在那里垂直领导；其余藩国，分权自立，对幕府保持形式上的尊重。从表面上看，德川时代的日本政治 ，类似中国西周＋南宋的混合状态。武士阶层和他们的最高领袖，保持了形式上的领导和尊严，而具体的权力和利益，让与了 封建主（大名恩）、城主、文官（日本式文官与中国儒家式文官不同）、宗教界和天皇等。这就保持了日本政治的基本稳定， 它与中国明清两朝的集权式稳定完全不同。下层、藩国、武士各有自主权。日本表面“沉睡”，完成了明治维新前的准备，就 象欧洲中世纪后期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准备一样。

　　日本武士始终活跃在对周边诸国的武装试探性攻击中，这类中国称“倭寇”的海盗性袭击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受 害巨深，日本武士却得益匪浅。它使日本在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里，职业世袭武士和沿海民众能保持相当强的战斗力，而国家 又无需供养一支常备军。而常备军又因无常年作战滋生了腐败，“倭寇”匪商合一，采用分散式的蒙古和日本结合战法，内部 组织严整，多采用突袭伏击游击等战术，过去的日本武士是不会这种蒙古技巧的，其情报工作极其优良，往往很少的“倭寇” 就迫使庞大的明朝狼狈不堪。直到神宗派戚继光采用中国传统战法与游牧民族的战法相结合的战术（类似宋朝岳飞和岳家军战 法），才逐退倭寇。然而此时已到１７世纪初，明朝江山倾覆在即，日本朝野都看不起中国，为１８世纪的思想变化和１９世 纪向西方学习打下了理念基础。

　　日本海盗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船长商人有广泛接触，远比闭塞的中国士大夫和下层民众对西方的认识直接和真实 。日本的“锁国”只不过一小撮贵族在王宫中研究书道、茶道、剑道和看看《源氏物语》而已，它的下层是完全开放的；而中 国的中央集权，上头一僵硬，举国皆成死棋。

　　从地缘上看，日本武装试探的范围主要在黄海和中国东海。这片海域最终成为明治昭和两朝的日本人的搏杀战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