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沈阳军区司令部召集机关有关部门的同志，座谈讨论“战争是否日趋软性化”问题。与会同志感到，在军报《军事论坛》上展开的这场讨论，抓住了当前军事学术领域的前沿性课题，对于全军官兵统一思想认识，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大家感到，研究探索这一问题，必须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科学预测和把握未来战争走向。

　　战争演进过程和人类文明进步过程相适应。因此，研究战争，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

　　徐升(办公室研究员)：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这个演进过程，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相联系。因此，我们考察战争现象和战争形态，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应融入到社会技术形态的演进、生产力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和把握。当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回眸战争演进的历史进程时，就不难发现：20世纪，随着工业社会的鼎盛和向信息社会的转轨，战争经历了由有限到无限，再重新回归到有限的过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本世纪的上半叶，这绝非偶然。工业革命产生了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分配，在军事上则表现为大规模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破坏。空前高涨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业文明之光在军事领域的物化和应用，使得战争跨越洲际、走向海洋、走向天空，走向整个世界，使得人类战争走向了极致。但是，近一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由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战争中的力量竞赛，已不再是以钢铁、炸药为主导，而是以高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正如专家评论，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标志着单纯依靠拼钢铁的工业化战争时代结束，表现为拼科技的信息化战争正在开始。百年巨变，沧海桑田。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历史转折点上，战争正在日益呈现出知识化、智能化、数字化、个性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战争呈现出“软性化”特征的趋向是存在的，它符合事物的演进规律。但值得指出的是，日趋软性化并不是战争的惟一特征，而且战争的暴力本质并没有丝毫改变。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对抗手段和对抗方式的多样化，研究战争，必须放开视野，切忌瞎子摸象，以偏盖全。

　　赵彦(兵种部处长)：透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不难看出，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在推动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产生变革的同时，也引起军事领域发生一系列变革，而首当其冲的是促进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改进，引起作战方式乃至战争形态发生嬗变。从科技发展历史看，最新的技术成果往往首先物化为战争工具和手段。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旦投入战场，必然使传统的战役战术、军事理论、条令条例、编制体制面临挑战，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变革。20世纪后半期，新技术的出现不是单一的，而是以一个个新的技术群出现。因此，军事领域里的变革就显得空前的丰富多彩，纵横交错。因此，我们认识战争、研究战争，应当跳出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方式，以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

　　王维佳(军训部副部长)：研究战争，研究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发展的新军事革命，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战争的外在特征，去揭示其内在规律。人类战争由徒手时代、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逐步发展到今天的机械化与信息化并存的时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手段、作战方式，发生了一次次根本性变化，但战争作为政治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征服性”和“强制性”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换句话说，战争本身意味着暴力和流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在高技术充斥、盖然性弥漫的战场上，信息战与火力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信息战中有火力战，火力战也离不开信息战，我们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新思想、新学说常常弄得人们眼花缭乱，只有科学地预测战争走向，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战争指导规律，更加有效地进行军事斗争准备，最终驾驭和赢得战争。预测战争走向，应缘着战争发展的历史轨迹，依托军事领域某些初见端倪的新生事物，进行前瞻性研究。但这种前瞻应是适度的，而不是过于遥远的；是可以把握的，而不是虚无飘渺的。

　　战争样式日趋多样化、战场环境日趋多元化。因此，军事斗争准备重在多手与综合，切忌单一化

　　赵宇(作战部副处长)：如同知识经济的出现一样，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军事凸现出来，暴力机器中的“软性”含量增加，知识成了战斗力新的增长点。著名科学家朱光亚说，信息和知识改变了过去单纯以计算有多少装甲师、航空联队、航母战斗群，来衡量军事能力的做法。现在还必须计算一些无形的力量，如计算能力、通信容量和系统的可靠性、实时侦察能力等。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具有火力、机动力与信息力并用，硬摧毁和软杀伤紧密结合，多种作战手段和战法一起登台，作战行动一体化程度提高的特点。如运用诸军兵种实施综合打击的空地海天一体的机动战，以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实施超视距打击的电子、火力瘫痪战，海空封锁战，争夺“制信息权”的信息战，以及特种作战等。同时，各种作战样式间的交叉并用与转换也更加频繁。

　　从西方大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世界、地区军事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看，领土、海权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等，都可能引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战场环境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可能包含从陆地边境到纵深，从海岸到岛屿，从空间、空中到海洋的广阔领域。战场环境是否熟悉、战场建设是否完备，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研究认识现代战争，关注的重点还应放在如何应对作战样式和战场环境的多样化问题上。

　　柴寿德(编研室副主任)：当今世界正处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战争，既保留了工业时代战争的主要特征，又展现出信息时代战争的雏形。随着信息技术向战争领域的渗透，以及火力与信息、火力战与信息战越来越深入广泛地融合，火力与火力战越来越依赖于信息与信息战的支撑；而信息与信息战已成为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息与火力组合、信息战与火力战结合，从而使军队作战效能飞跃式增长的现实及其诱人的前景，几乎是强制性地使战争指导者摒弃了传统的单独依赖“硬打击”赢得战争胜利的作战思想。同样，在信息技术应用于战争领域尚待完善和成熟的时期，也不能单独凭借信息战这种“软杀伤”作战样式赢得战争。尽管信息战已经可以不必借助火力，而单独实施很多样式的“软杀伤”行动，但在今天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软杀伤”行动与火力战相比，在战争全局中仍然是辅助的、配合的地位。不可否认，信息战取代火力战主导战争进程是战争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漫长演变过程，不能指望在明天或者不远的将来就能实现。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应当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着眼未来，首先是要准备打赢今天和明天的战争，然后才是照顾未来的发展。

　　桂兵(情报部参谋)：未来战争的多元性，要求我们必须从多方面统筹军事斗争准备。从军事理论研究来说。不仅要研究对付不接触的火力战，而且也要研究以“软杀伤”为主的信息战。理论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逐一突破，但都要站在系统整体上进行。从武器装备的发展来说。针对各种作战样式的需求，按计划、分步骤地研制武器装备，加大现有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使之科学匹配，发挥最大效益。从加强海陆战场建设来说，应逐步完善战场指挥体系、防空侦察警戒体系和设防工程体系；建成未来作战需要的数字化战场体系。在国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部队建设在着眼多样化作战的同时，应突出重点，建设一批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能多向适应各种作战需要的“拳头”部队。总之，我军的军事斗争准备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特点，多手进行，建设多能部队。

　　武器发展中的软技术与硬技术相辅相成，战争中的软杀伤与硬杀伤相得益彰。因此，军事斗争准备应软硬兼容

　　马国武(通信部处长)：随着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到军事领域，武器装备中软科学技术的含量确实是越来越大。在各种武器系统中，愈是先进的武器系统，软技术的含量愈高。据统计，电子设备所占武器成本的比例是：水面舰艇约占22%，装甲战车约占24%，作战飞机约占33%，导弹约占45%，航天器高达66%。电子设备几乎成了所有武器装备系统的核心，成为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硬杀伤”武器不断“软性化”的同时，类似电磁脉冲炸弹等新概念武器，可以在一定距离内干扰对方电磁系统，甚至可以直接摧毁实体。这使“软武器”更具有“硬杀伤”的色彩，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把“软硬一体”推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美军在总结数字化部队的经验时认为：工业时代的装备与信息时代的技术相结合，会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由此可见，传统的火力摧毁原则将会被“火力＋电子”摧毁所取代，未来的武器装备必将呈现“软硬一体化”趋势。同时，从武器装备运用上讲，在现代战争中，信息与火力的运用是统一的，不是分割和对立的。特别是在高技术战争中，更加强调的是信息条件下的火力战、机动战。被发现就意味着被摧毁，是对现代战争“软硬一体化”打击的深刻表述。以指挥控制、侦察监视和精确定位为一体的综合体系，为“硬杀伤”武器装备远距离、全时域、全空域的打击提供了条件，致使军事目标和力量的生存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战争都要困难。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苏—27、米格—25、29虽然都是比较先进的作战平台，但由于其自身的“软件”弱点，均是未曾接敌就被击落。于是军事专家指出，在现代战争中，电子技术是火力的倍增器。光靠“软手段”虽然打不赢一场战争，但没有“软手段”也同样打不赢一场战争。这就是说，火力和信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徐升：古往今来，战争行动中的软杀伤和硬杀伤都是相辅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离开软杀伤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从没有完全抛开硬杀伤而单凭软杀伤即能达成作战目的战争行动。即使“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建立在战则能胜基础之上的。实际上，信息战本身就包括火力战。精确打击是信息战的主要打击手段，导弹战本身则是火力战的最高境界。信息化武器亦是信息技术与毁伤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随着软科学、软技术、软杀伤在战争行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我们丝毫也不能忽视硬科学、硬技术、硬杀伤的地位和作用，绝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人为地去强调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都不利于我们做好军事斗争的全面准备。

　　柴寿德：为了适应打赢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我军在武器装备的研制上，“硬打击”兵器与“软杀伤”手段应同步、均衡地发展，达到既有硬的一手，也有软的一手。使“软杀伤”手段在未来的高技术战场上，能与“硬打击”兵器互为补充，互为呼应，协调一致实施作战行动，以“软”、“硬”两手打赢高技术战争。

　　未来战争是系统对系统、体系对体系的对抗。因此，要用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研究和指导战争

　　马国武：从近期几场局部战争来看，高技术战争呈现多维多元化特征，已成为系统对系统、体系对体系的博弈，彻底改变了机械化战争的平台对平台、要素对要素的作战样式。或者说，系统对系统、体系对体系的对抗，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基本形态，是区别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的重要标志。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事高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支持现代战争的庞大的综合技术群，极大地促进了信息化武器装备的综合一体化。特别是以C4ISR为主体的指挥自动化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以指挥控制系统、侦察监视系统、武器控制系统、电磁打击系统等组成的作战体系，为系统对系统的作战提供了物质保证，从而也引发了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过渡。二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带来了指挥控制方式的深刻变化，使指挥体系由传统的纵长横短的树状结构，转变到横长纵短的扁平状结构，大大减少了指挥层次，提高了指挥效率；从统帅到士兵都可以随时构成直接联系，战场空间可以大范围进行实时的指挥控制。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每天要保持70万次电话呼叫和15万次文电传递，这在机械化战争中是不可想象的。三是系统对系统的对抗促进了作战样式的变革，加快了作战节奏。正是由于作战力量以系统和体系的形式出现，才真正实现了远、中、近，高、中、低，软硬一体化的作战，提高了打击强度，缩短了战争的进程；才使得超视距打击、非线性作战和精确定位打击成为现实。总之，现代战争是系统对系统的对抗，是C4ISR与火力、机动有机结合能力的较量，谁结合得好，谁就拥有了主动权。因此，在军事斗争准备中，应充分关注我军系统作战能力的提高，逐步实现由平台对平台、要素对要素的作战准备，转变到系统对系统、体系对体系的作战准备上来。

　　桂兵：军事系统论要求我们，现代战争的指导艺术，就是依据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按照整体性、关联性、最优性等原则，对每一作战阶段和作战方向、每一个军兵种和武器系统、构成战斗力的各种要素所形成的纵横交错的母系统、子系统，进行科学编组和统筹的艺术。战争是错综复杂的，战争中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海上、空中、航天、电子、信息等力量形成的系统结构，使之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中实现力量倍增。可以说，现代战争是一种混合的“鸡尾酒”式的战争。只要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问题，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因此，必须把未来战争作为由各个部分、层次要素构成的系统整体来对待、考察和预测，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结构与功能的规划设计。那种把信息战与火力战割裂开来，单一地关注某一方，并以此作为军事斗争准备重点的做法，是违背战争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规律的。

　　军事斗争准备有着丰富的内涵，因此，既要发展我们的先进装备，又要完善弥补我们的“短板”

　　王维佳：军事斗争准备有着丰富的内容，它涉及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具体讲，我认为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精神准备。就是对全体国民包括全军官兵进行爱国主义和军队职能教育，使其树立高度的国防观念和主权意识，使全军将士树立为正义而战的必胜信念和为保卫国家安全而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二是理论准备。就是使各级指挥员掌握科学的决策方法、先进的军事思想、灵活的战略战术，做到在指挥上胜敌一筹。三是人才准备。就是在全面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和战术技术水平的同时，培养造就一大批能够驾驭高技术战争的组织指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四是装备准备。就是在管好用好现有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加紧研制、改进和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配套管用的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设备。五是战场准备。就是结合经济建设，统筹规划和落实相关地区的通信、交通等国防设施建设，加强重要城市的人防工程建设，搞好战备物资储备。六是动员准备。就是按照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尽快完善国家战时动员体制，搞好战争潜力调查摸底，制定各项动员方案，并组织动员演练，确保届时能及时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七是法律准备。针对当前我国法制仍不够健全，国民法治意识还不够强的实际，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国防、动员立法，把军事斗争准备纳入法制化轨道，增强国民依法履行国防动员义务的观念。另一方面，加强有关国际法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国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的涉法问题有所了解。尤其是国家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更应认真研习国际法，善于运用国际法这一特殊武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掌握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主动权。

　　孙库(编研室研究员)：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内容确实很丰富，各项工作都需要抓好落实。我觉得，采取综合措施弥补制约我军整体作战能力生成的“短板”至关重要。当前，值得优先抓好的有三点：其一，从军事理论准备上看，联合作战理论亟待创新。与外军相比，我军联合作战起步较晚，联合作战理论滞后。世界近期几场局部战争表明，联合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因此，创新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理论势在必行。当前，全军开展的科技练兵为创新联合作战理论提供了契机，我们应抓住这一机会，适时梳理全军的研究成果，并在联合作战演习中不断地加以检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使联合作战理论符合未来战争的客观要求，真正成为我军作战、训练的理论指南。其二，从军事人才准备上看，军官队伍“两个不够”，即“掌握高科技知识不够和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的状况亟需改变。扭转这种状况，需要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应增加联合作战演习的次数，使绝大多数军官和主要作战部队得到实际锻炼。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寻求机会，走出国门，加强与外军的交往，观摩或参加实兵演习，培养一批高素质军事人才。其三，从武器装备的准备上看，作战平台上的“软件”亟待配强。在作战平台上配备的传感器、通信手段、精确制导武器、精确制导弹药等高技术武器装备方面，特别是电子对抗系统、网络系统、C3I系统等“软件”装备，与强国的“技术差”显得更大一些。这些系统非同小可，它们是影响制约我军作战行动以期实现综合作战效能的“粘合剂”、“倍增器”。弥补这块“短板”，并非易事，必须动员全国之技术力量，抢占软技术制高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此，我们亟待走出机械化战争的思维模式，转变重“硬件”轻“软件”，重有形轻无形，重买轻研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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