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我军指挥学从战略、战役、战术理论体系中分化出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三大领域的定向研究综合学科。但由于指挥手段长期滞后，指挥理论研究主要聚焦在指挥的社会科学特征方面，所以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难以与战役战术理论研究完全剥离开来。信息技术在指挥系统的广泛应用，使指挥的自然科学特征浮出水面，启动了指挥理论研究的创新工程。

　　自有战争以来，指挥一直是主宰战场的灵魂，并随着指挥系统的主体(即指挥者)、客体(即指挥对象)、手段(即指挥技术与工具)等要素的演变而发展，指挥理论也因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冷兵器到工业革命的漫长岁月，是指挥员个体人工信息系统指挥时代，指挥艺术奠定在指挥员个人的经验和直觉之上；从工业革命到机械化战争时代，司令部的兴起，使群体人工信息系统指挥快速成熟起来，指挥艺术奠定在以指挥员决心为核心的群体决策之上；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时代，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建立与完善，信息技术全面扩展了指挥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力，把我们推入了人机结合的信息网络指挥时代，指挥艺术奠定在人机一体的技术指挥之上。

　　从指挥系统的构成来考察指挥理论的学科特点，不难看出，由于指挥系统的主体和客体是以人为中心，所以指挥理论具有社会科学特征；由于指挥手段以技术与工具为中心，所以指挥理论又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特征；由于指挥系统的组成要素不同步发展，所以人们先认识和发掘出居于上层的社会科学特征，尔后才逐次认识和发掘居于底层的自然科学特征。

　　现代指挥领域的变革起源于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对指挥系统的重构，促使我们站在以C4ISR为主体的指挥信息系统之上，透视到指挥活动的自然科学属性。就是说，指挥的自然科学属性，实际上就是指信息的流动。每一种指挥活动，都可以解释为一系列基本信息活动的集合；评价指挥系统优劣，应当是以单位时间内获取、处理、利用和生产信息的数量、质量为标准。进一步说，军队指挥学就是一门以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以信息的组织、运用和管理为顶层的综合学科。

　　从信息流的角度看，指挥系统通过信息对军队及其作战行动实施有目的的规划与控制。所有指挥活动都是一个从信息到信息的过程，即进行信息采集、存储、处理、转换和传递的活动过程。在不同的指挥活动中，信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并在各种活动的衔接时进行转换。这些信息形式由低到高是数据(即原始信息，包括各种没有相互联系的物理信号)、消息(将数据关联、整理后的形式)、知识(人判断后的形式，如情报)和意图(指挥员的决心)四个层面。由于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在指挥活动中实现信息形式的转换呈非线性特征：当信息由低质向高质转换时，信息数量锐减；而信息由高质向低质转换时，信息数量激增。

　　从信息流的角度诠释指挥周期的完整过程，总体上可把掌握情报活动看作信息获取阶段，把而后活动看作信息生产阶段。传统的掌握情报活动实际就是完成由数据———消息———情报的转换过程。这期间，可以分为信息采集(侦察监视)、传递(通信)、存储和处理(情报判断)。信息的变化体现为信息向高质的融合与聚合，信息的数量由多变少。传统的定下决心活动和组织计划活动，实际上是在生产决策信息，完成情报———意图———意图分解的转换过程。其中定下决心，是从获取信息转换为生产信息；组织计划，是将意图信息分解为知识级信息。从决心到执行，又是信息向低质的化解和贴装，数量又由少变多。

　　以信息科学为基础的指挥理论体系，是将指挥艺术奠定在指挥技术之上，把指挥技术奠定在信息科学之上的理论体系。最底层是哲学、数学、运筹学和战史；其上是现代指挥理论的基石———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再上是以C4ISR为主体的信息系统技术层；最上层是指挥艺术层———指挥规律与程序、系统安全与对抗、指挥原则与谋略等。

　　基于信息科学的指挥理论的研究方法是，把指挥领域的技术和战术研究贯通起来，使定性研究建立在计算和建模的量化分析基础上，使指挥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它的研究核心是如何使人机结合的指挥系统发挥出比敌方更高的指挥效能。具体有3方面内容：①围绕快速、稳定、可靠地获取情报和规划作战资源，提高指挥速度。②围绕保障己方指挥系统的畅通与安全，研究信息防御；围绕破坏敌方指挥系统，研究信息进攻。③围绕发掘人机互动的指挥艺术，研究建立在C4IS R信息系统之上的指挥技术；进而在指挥技术理论之上研究现代联合作战的指挥程序、原则、规律和谋略。目前，美军和俄罗斯军队也开始从信息流角度研究指挥问题。美军进行了一系列指挥建模研究，并成立了作战指挥实验室，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法，并说明从信息流角度重构指挥理论的历史必然性。(林东 汪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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