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独立日讲话中宣布：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于走出新冠疫情。然而事实却是，源自印度的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已经席卷了美国全部50个州。这种传染性更强、致病性更高且可能存在免疫逃离的病毒变种的大范围传播对于美国的疫情控制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截至目前，疫情对美国经济、金融、就业甚至美国赖以立足的军事力量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个个在瘟疫影响下风雨飘摇的大帝国。

　　在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十分低下的古代，大规模人口死亡往往会导致尸体暴尸荒野，并进一步造成大瘟疫的流行。而每到帝国兴衰的交替期，又往往会因战乱、天灾等原因造成短时间内的人口大量死亡。因此，一个帝国的衰亡期往往会伴随着大规模瘟疫的爆发，流行的瘟疫也往往会成为一个帝国从衰亡到彻底崩塌的推手。

　　瘟疫第一次在国家的权力更迭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当时罗马海军已经取得了地中海大部分海域的制海权，因此迦太基人无法使用他们擅长的海运方式向罗马所在的亚平宁半岛进行兵力输送。为此，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不得已从西班牙殖民地出发，翻越比利牛思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对罗马共和国实施远征。在翻山的过程中，恶劣的气候和附近高卢部落的袭击让汉尼拔的大军损失惨重，这意味着迦太基人肯定不能通过这条路对汉尼拔进行兵力补充和辎重补给。

　　所幸，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战胜了罗马人，确立了在这一地区的霸权，以叙拉古为代表的不少西西里岛城邦纷纷倒戈卸甲，以礼来降。由于西西里岛地处卡本半岛与亚平宁半岛的正中间，海运路程相对较短。因此迦太基人可以经西西里岛向汉尼拔偷运士兵、大象和作战所需的给养。在这种算不上强力的增援下，汉尼拔的部队席卷了几乎整个亚平宁半岛，并在坎尼战役中一举重创了罗马的十万大军，使罗马军队不得不蜷缩在罗马城内，不敢正撄其锋。

　　为了最终困毙汉尼拔，罗马派出远征军包围了位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在长达一年多的围城战役中，罗马军队遭遇了叙拉古科学家阿基米德发明的奇奇怪怪的守城器械，如阿基米德之爪、阿基米德热射线等等（当然，这里有真的也有编的）。在这些守城器械的帮助下，叙拉古始终坚立不倒（其实大概率是演义）。但到了公元前212年的夏天，守城的叙拉古-迦太基联军中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瘟疫（怀疑为伤寒和天花）。史料记载“每天都有人死亡、每天都在举行葬礼，哀悼声响彻白天和黑夜”。而在这场瘟疫的“助攻下”，罗马军队顺利攻克了叙拉古城，拔掉了这个钉在罗马心口的肉刺，彻底阻绝了迦太基人对汉尼拔远征军的支援。自此之后，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向着有利于罗马的方向发展，也助力罗马最终成为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

　　时间来到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的中国，东汉王朝在桓灵二帝统治期间，受小冰期的影响，粮食减产饥民增加。而饥民冻饿致死又成为了疫病的温床。适逢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皇家、外戚、宦官、文臣集团政斗不休，压根没有人把百姓疾苦放在眼里。在东汉政府的放任自流下，公元151年、161年、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连续爆发了数场大规模瘟疫。在这个过程中，传说中能用符水治病的张角势力逐渐兴起，并最终于公元184年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东汉王朝从此大乱一蹶不振。

　　随着黄巾起义平定后，东汉王朝又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汉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曾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这样的人间炼狱中，瘟疫自然不可能凭空消失。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就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期的瘟疫而家破人亡。他在自己的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 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充分说明了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战乱造成的直接伤害还未必有传染病大。

　　而这还仅仅是建安初年（196）到建安十年（206）的情况。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期间，曹军阵中瘟疫盛行也被认为是曹军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后来，曹植在其文《说疫气》中描述了建安二十二年瘟疫大爆发的情形：戾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宗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这时距离曹丕称帝，东汉王朝灭亡仅仅只剩3年时间。可以说大瘟疫的流行几乎伴随了东汉王朝覆灭的全过程。然而对于东汉末年的瘟疫到底是什么，我们却很难定论。因为古代医学并不发达，很难对疫病的类型进行准确分类，即使是张仲景这样的中医大家，也只能根据整装把这些瘟疫统统扔进“伤寒”的大框，而这个伤寒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伤寒又并不是一回事。

　　甚至有史学家推测，汉末大瘟疫的起源有可能是中东地区。因为就在几乎同一时间，罗马帝国也在经历一场瘟疫大爆发，史称安东尼瘟疫。公元165年至166年期间，正在围攻塞琉西亚（今伊拉克境内）的罗马军队莫名其妙的感染了一种瘟疫。后来，这种瘟疫又随着罗马军团传播到了罗马境内并随即与公元166年扩散至罗马帝国全境。相传，罗马帝国皇帝路奇乌斯·维鲁斯就是因为感染了这场瘟疫而死的。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人口统计机制，西方史学家只粗略估计这场大瘟疫杀死了欧洲350万~500万人，死亡率7%~10%。这场瘟疫在罗马境内的大范围流行也导致罗马陷入了无兵可用的境地，致使其北境屡屡被蛮族入侵。这也为罗马帝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与汉末的天下大乱相同，明朝末年也是一副相同的景象。17世纪初，世界再次进入了与东汉末年相似的小冰期，1618年，连地处中国南端的广东都下起了大雪。随之而来的，还有旱灾、蝗灾。自然灾害下，又是一套粮食减产、政治混乱的组合拳。这导致明朝末年从万历年间开始就不断的出现瘟疫。到1633年，鼠疫随着老鼠和跳蚤的猖獗进入了人类社会，导致陕西开始出现鼠疫疫情。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鼠疫又传遍了华北各地。1641年，大明王朝的心脏北京开始出现鼠疫疫情，1643年，仅北京城内就有20多万人死于瘟疫，占当时北京人口的20%~25%。

　　鼠疫的大范围流行直接摧毁了京师的防御力量，据估计，几年间北京的城防军力从10万人下降到了5万人左右。这直接导致了京师防御空虚而被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李自成攻破。京师陷落后，明思宗朱由检杀妻灭子，又吊死在煤山的老歪脖子树上，大明王朝宣告灭亡。肃然后来明朝宗室又在南方建立起了多个南明政权，但也都没能延续明朝的国祚。

　　进入现代，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也被认为曾撼动了世界格局。这场流感起源于美国而盛行于西班牙，又从西班牙传播到了整个世界。据统计，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共计2500~1亿人死亡。在这场大流感爆发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正进入最终阶段。在东线，德国成功通过“发送列宁”迫使俄国退出了战争，而协约国一方则拉到了美国这个工业和人口上的巨人。同盟国和协约国开始在西线集结大量兵力准备最终决战。

　　然而，步兵和坦克攻不破的防线却挡不住流感病毒。包括英、法、美、德、奥在内的一战主要交战国都深陷疫情危机。但不知是由于防疫水平的差别还是不同民族间基因的差别。西班牙大流感在英、法、美三国的致死率却较德、奥两国低了不少。因此也有人认为西班牙大流感让德奥原本就不充裕的人力更加枯竭，最终间接导致了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

　　如今，世界主要国家都处于相对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当中，医疗水平和防疫能力也远非古代能相媲美。但美国这个公认的世界头号强国在一场疫情面前居然表现地如此糟糕，甚至让不同变种的毒株呈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之势。却也着实显露出了这个大国强国的隐隐颓势。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自古以来，瘟疫都不是摧毁一个国家的罪魁祸首。只是一个国家气数将尽之时无力对抗瘟疫才让我们对这些帝国暮年的大瘟疫记忆尤其深刻。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