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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日翻阅某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证章图录》(以下简称《图录》)附录二“侵华日军及伪满洲国方面的证章”时发现，其中列为日军勋章的有11枚。
据笔者辨识，《图录》中的这11枚勋章之中只有8枚是侵华日军的勋章。
另外4枚为伪满洲国勋章。当时的日本陆相东条英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都曾获得过这种勋章。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这些昔日的战争罪魁对侵略分裂中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日本特别重视对其皇军“武功”具体体现的各种勋章、奖章、从军纪念章的宣传。在许多普及军事教育的读物中都有各种勋奖章的图谱。据日本昭和九年(1934年)国防知识普及会出版的《辉煌海军写真帖》、《辉煌陆军写真帖》等历史资料，当时日本最高的勋位为菊花颈章，包括绶章、副章、略章。奖励军人战功的为一至七级金勋章；对国家和社会有功劳的授予一至八等旭日章、瑞宝章，其中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最高。从日本昭和十五年(1940年)军内出版的《南支派遣军》“战绩”画册卷首看，高级别的勋章是授予皇亲及高级将领的。瑞宝章同时赐予有功的妇女。
侵华日军略绶
《图录》中未收录日军的“金勋章”。据昭和十二年(1937年)日本陆军省《学校教练必携》一书介绍，这种金勋章，由明治天皇颁诏，授予战时行为堪为军人楷模者；担负特别危险任务取得胜利者；战斗中救长官于危难中，或生擒敌军将官，夺取军旗者等“武功拔群”的各级军人。日本的东乡平八郎、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冈村宁次等高级将领，都曾获得过一级金勋章。还想一提的是，战后负疚、以向中国人民真诚谢罪而闻名的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军曹东史郎也曾获得过金勋章，因东史郎当时只是个士官，我想他所获的金勋章等级不会太高。
支那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从军纪章
笔者虽未见过金勋章实物，但收藏有金勋章略绶(见左上角图—第二排第二枚绿底白色条纹者)。这两排略绶依次是桐叶章、瑞宝章、昭和大礼纪念章、满洲事变从军纪章、支那事变从军纪章、金章、赤十字社终身社员男章略。从这两排略绶可知原主人在裕仁天皇即位时已入伍，表现“优良”，参加过“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等侵华战争，并立有“战功”。
昭和六年乃至九年事变（即1931—1934年“九·一八”事变）从军纪章
无论是军事博物馆馆藏的,还是笔者收藏的侵华日军勋章,件件实物都是我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胜利的史证！
(北京余戈、王峰先生在战利品实物集藏方面给予笔者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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