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武器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而研制出的新型生物战剂。它是在基因工程的基础上，采用遗传的方法，通过基因重组，把特殊的致病基因移植到微生物体内而制造出的新一代生物武器。从生物武器的发展看，基因武器也可称为第三代生物战剂。

　　早在1971年12月，联合国就批准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但是，该《公约》存在着许多明显漏洞。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负责公约实施的组织和核查机构。这就使一些国家的违约行为难于被发现，当然就更谈不上纠正和制止了。《公约》生效（实际生效日期为1975年3月26日）至今已近30年，可是少数国家仍然在秘密研制和开发生物武器，尤其加紧对基因武器的研制，国际社会只能予以舆论的谴责，却不能有效制止。

　　基因武器的起源和发展

　　基因武器作为更高级的生物武器，它的起源和发展与人类早期运用生物武器密不可分。应当说，基因武器是在人类使用和制造第一代、第二代生物战剂的基础上，利用当代领先的微生物遗传学和遗传工程学等科技成果，从而获得符合生物战要求的、致病力更强的第三代生物战剂。

　　第一代生物战剂——利用传染病毒进行的细菌战

　　利用病毒进行细菌战是人类在早期的战争中，因为一些偶然的事件，受到了某种启发，转而采用的一种特殊作战手段，比如，当看到疾病对生命的巨大威胁时，便想方设法把传染病人或动物所携带的病菌传播给敌方军队，使病菌在敌方军队中蔓延，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据我国的史书记载，早在公元483年晋侯伐秦时，就有“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的毒杀对方的战例。

　　而真正列入生物战史册的是1346年的卡法城之战。当时鞑靼人围攻黑海附近热那亚地区的一座重要港口贸易城市——卡法城。因热那亚人的顽强抵抗，鞑靼人久攻不下。长期的战事使鞑靼士兵军心涣散，恰在此时，鼠疫又在鞑靼军队中流行。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将自己军队中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投到卡法城中。此建议被采纳不久，卡法城中果然爆发了鼠疫，且疾病迅速蔓延，热那亚人大量死亡，最终鞑靼人如愿地夺取了卡法城。400多年后的1763年，英国殖民者在加拿大也发动了一场生物战，这场生物战虽然也是利用天然病菌，但是已带有人为因素，并使用了传播病菌的载体。当时英军上校军官亨利奉命率领部队攻打加拿大，却遭到了当地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进攻连连受挫。无奈之下，亨利便遣人将英国医院中天花病人用过的几条（块）色彩鲜艳的毛毯和手帕收集起来，以与印第安人和好为名，派人将这些东西带去以示友善。印第安人不知是计，欣然接受了带有天花病菌的礼品。几个月后，数名印第安首领便卧床不起，天花病很快在印第安人中泛滥，最终很多人死于天花病。此例可谓典型的利用病毒进行细菌战的战例。

　　第二代生物战剂——利用人工技术培养病菌进行的生物战

　　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微生物学的发展，为研制生物武器提供了条件，人工培养和研制的细菌战剂也随着科技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间谍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地使用马鼻疽感染了英法联军的几千头骡马。之后，马鼻疽在欧洲广为传播，仅法国在一战期间就有6万头骡马感染上了这种病。此外， 1917年德军还曾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投下染有致死性病菌的水果、巧克力和儿童玩具等，使大量布加勒期特市民染病。

　　一战结束后，一些战争狂人更加认识到了生化武器在作战中的作用，于是，设置了专门机构、拨出专门经费进行研究，使生物战剂种类迅速增多。比如，1936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基地的“731”部队，约有工作人员3 000人，设有细菌研究部、实战研究部、滤水制造部和细菌生产部等，各部针对中国气候、土壤、疫情等具体情况，以中国人、俄国人或朝鲜人为实验对象，进行细菌战研究活动。到1940年，“731”部队每月可生产鼠疫杆菌300kg、跳蚤45kg和霍乱弧菌1 000kg，并制造出包括石井式细菌炸弹在内的8种细菌施放装置。此外，德国、美国、英国、苏联等国都进行过细菌生物战的研究活动，其中, 美国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就先后施放过生物战剂。

　　国外有媒体报道，随着人们对微生物学认识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代生物战剂已不光是原有的那些球菌、杆菌、螺旋体菌等病菌，而且还包括不能称之为细菌的立克次氏体、病毒、毒素、衣原体和真菌等30多种生物战剂。

　　第三代生物战剂——利用基因重组技术进行的基因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基因工程学这一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并很快在生物工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基因工程的本质就是把生物的遗传物质基因，即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片段，从生物细胞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剪切、拼接、重组。也就是对遗传物质基因进行人为的“嫁接”，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从而使后者获得新的遗传特性。只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杂交，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只能在生物界同一种类间进行，不同种类的生物间不能实施。比如水稻与大豆、猴子与黄牛之间都不能进行有性杂交。但是，基因却在所有生物中都是一样的，都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因而可以突破固有的生物物种间的限制，进行改造或重组，从而为人类创造新生物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基因工程在工业、农业和医学方面应用非常广泛，比如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美国研制出抗寄生虫、抗病原体和抗病疾的超级西红柿；利用基因工程技术，通过无性繁殖的方法，克隆出高质量、一模一样的猪、牛、羊等；利用基因技术，可为千百万渴望减肥的人带来福音。

　　但是，如同诺贝尔发明炸药时并没有想把炸药用于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一样，科学家在创造DNA重组技术时，也不是为了用于战争，但却无法抵挡新技术在军事方面的运用，基因武器就这样悄然出现了。

　　英国著名杂志《自然》在1982年就曾连续发表揭露美国正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事新的生物战剂的研究。此外，苏联也研制出一种可在规定时间内产生一种使作战人员腹泻不止，以至无法执行任务的基因武器。由于每一种基因武器都有一定的模式，像一把含有密码的锁，只有研究者才能知道其密码，而只有掌握该密码的人才能操作该基因、打开这个奇异门锁，别人是很难截获和破译的。可见，基因武器比其他武器具有更好的保密性，一旦使用基因武器，对方将束手无策。

　　基因武器的特性

　　基因武器是在生物战剂的基础上，提高微生物的致病性和抗药性，增强病原微生物对环境和气溶胶化的稳定性，从而改变原来病原体的免疫性；或者利用基因工程把病原体的遗传成分杂交，重组一种新的病原体，从而引起异常复杂的中毒状。与核武器、化学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对人类的伤害性更大，其特性也非常鲜明。

　　一是成本低、杀伤力强、持续时间长。据测算,如果建造一个核武器库需耗资50亿美元，而要建造一个基因武器库,仅需要5 000万美元，但两者对人的杀伤力却旗鼓相当，有时基因武器的杀伤效果甚至还大于核武器。比如,将超级出血热菌的基因武器投入敌方水系，能使整个流域的居民全部丧失生存能力。这要比核弹头的杀伤力大出几十倍。有消息称某国曾利用细胞中DNA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的DNA分离出来,再与另一种病毒的DNA相结合,拼接一种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仅用万分之一毫克就能毒死100只猫;倘用其20g,就足以使全球60亿人死于一旦。

　　二是使用方法简便、施放手段多样。基因武器是经过特殊处理、重组之后的细菌、病毒和致病基因组成的多种微生物，研制的成品可以是气体、液体、颗粒，也可以根据要求制成其他规格的成品。基因武器可以用人工、普通火炮、飞机、舰船、气球或导弹等多种工具进行投放。

　　三是基因武器保密性强、难治难防。基因武器是以致病基因来感染人体的，而这种感染的致病基因只有制造者才知道它的遗传密码，别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破密或控制它。此外，由于基因武器的杀伤作用过程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就如同空气中的尘埃钻入人体内一样，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给人以致命打击。所以，基因武器一般不易发现和有效地进行防护，而一旦感受到伤害，则为时已晚。

　　四是基因武器伤人不坏物、作战费效比低。由于基因武器只大规模地杀伤有生力量，而不破坏非生命物质。所以，作战中使用基因武器不仅可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同时还可以使敌方的基础设施和武器装备避免遭受损坏，进而占为己有。这种“只伤人不坏物”的武器，比起原子武器来“经济性”也更好。

　　基因武器对未来作战的影响

　　基因武器所具备的其他武器不可比拟的特性,会对未来战争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一，战争的固有概念将发生变化。基因武器的出现，使敌对双方不再依靠使用大规模“硬杀伤”武器进行流血拼杀来摧毁一支军队或一座城市，而是有可能在战争前就使用基因武器破坏对方集体组织或生活环境，致使对方丧失战斗力，不费一枪一炮就征服对方。

　　其二，将出现新型的军队组织结构形式。前线与后方的人员比例将形成 “前轻后重”，战斗部队将减少。因为拥有基因武器的“小部队”就可能取得“大胜利”，而后勤保障、救护部队则可能大大增加。

　　其三，将使“战略武器”与“战术武器”融为一体。基因武器一经使用，不仅会极大削弱对方的战斗力，而且会使某一个民族失去正常的智力或留下某种生理缺陷，甚至代代相传。

　　其四，心理战作用会更加突出。基因武器具有比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更强大的威慑力，拥有基因武器的一方，会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甚至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其五，战争的进展将变得更加难以掌握和控制。基因武器可使未来的战场变成无形的战场，这样一来，作战双方都将很难掌握和控制战争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