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大决策对历史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示出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我们深深感到，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就是这样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伴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军果断地把战略指导思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应急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改革开放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必将继续对国家和军队的长远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科学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决策

　　“观水视其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世界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诸多因素不断增长的年代。邓小平同志从战略高度深入考察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观点。据此，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上，中央军委果断做出军队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重大决定。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时代主题，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大势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他认为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但是，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同时苏美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所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进入90年代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与对抗结束。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实力相对下降，无力称霸世界。俄国、日本或欧洲虽然是不可轻视的力量，但一时还不能同美国抗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综合国力逐步增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种多极力量竞争共处的趋势，已成为形成新国际格局的基础，使和平的力量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在世界和平因素增长的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一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长，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连年不断。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对局部战争绝不能放松警惕的同时，也反复强调“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而反对霸权主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也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上。邓小平同志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充分利用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大力加强我军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为保证祖国的和平发展与安全，为维护世界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为新时期军事战略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军事战略思想，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胡锦涛主席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科学判断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从而，使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更加丰富，更有利于国家和军队的长远建设，更符合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