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欲来
1931.9.20 1932.7.8 1933.1.1 1936.1.8 1936.11.9 1936.11.11
宋哲元通电全国与日作战
1931年1月16日，宋哲元被任命为陆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17日离津回晋，2月6日通电就职，军部驻于运城，西北军名号从此消除。4月10日，宋哲元、傅作义、孙楚等到沈阳谒张学良。4月26日所部手枪团在汾阳哗变。5月16日，北方将领于学忠、王树常、石友三、宋哲元、孙殿英等八人通电拥护和平统一，反对广州的反蒋行动。
1931年6月14日任国民政府委员。6月21日宋哲元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辖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全军二万二千人，军部驻山西阳泉，宋哲元努力整军经武，积极准备抗日。7月18日石友三在顺德通电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反蒋介石、张学良，23日宋哲元等华北将领通电声讨石友三。8月15日宋哲元部自晋南向河北开拔调防，在运城就剿赤军北路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职，16日到北平谒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20日宋哲元联名七将领通电全国与日作战，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12月25日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宋哲元上书张学良请缨抗战
1932年7月8日，宋哲元上书张学良请缨抗战，建议“配备五万人守热河，三万人守山海关，三万人守平津”，未被采纳。7月18日日军进兵热河挑衅，张学良准备抵抗，19日调宋哲元、庞炳勋、高桂滋部自山西移驻河北保定以南，29日参加北平政务委员会全体大会，南京政府不允拨款抗战，张学良无奈辞职。
8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宋哲元等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11月宋哲元呈请辞职，即去津调治腰疾，蒋介石曾屡电宋氏，请打消辞意，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亦有电致宋表示挽留，宋以各人病体一时难愈，具呈中央请给假两个月，以资休养。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
29军喜峰口抗战 大刀队名扬天下
1933年1月1日，日军攻榆关，热河危急，2月18日，宋哲元通电全国，决心抗击日军，奉命开赴北平附近参加长城抗战，任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冀东。
3月4 日，承德失守，长城告急，第二十九军紧急增援喜峰口，9日，冯治安、张自忠师开始与日军在喜峰口接触，11日，宋哲元部赵登禹、王治邦旅之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外潘家口附近的日军一个炮兵中队，大获全胜，13日，日机十二架炸喜峰口我军阵地，14日，二十九军克复喜峰口外老婆山，3月15日，喜峰口敌军被迫后撤，报纸上宣称二十九军先后歼敌五千有余，“喜峰口抗战大捷”的战绩轰动了全国，宋哲元特意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幅条幅，立即被多家报纸制版刊载，成为传诵全国的壮语，对全国人民起了激励作用。
3月16日，喜峰口日军袭罗文峪，二十九军再战血洗罗文峪，17日，罗文峪日军受挫，19日，罗文峪激战再起，宋哲元到保定谒蒋介石，20日，北返，21 日，喜峰口继续激战，25日，喜峰口宋哲元军克复半壁山。4月7日，宋哲元电辞察哈尔省府主席，8日，中央慰留，宋旋赴津。
4月11日，冷口及建昌营失守，喜峰口之敌南侵，第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13日，第二十九军奉命撤出阵地，14日，喜峰口之敌攻滦阳，宋哲元军苦战，17日，喜峰口日军进犯撒河桥，22日，宋哲元自北平赴遵化前线，24日，宋哲元部收复滦阳，日军撤出喜峰口，长城抗战结束，二十九军“大刀队” 名扬天下，宋哲元等将领成为抗日英雄。
1935年，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唱遍了全中国。
宋哲元声言今后枪口不对内
1936年1月3日，蒋介石电宋哲元，“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1月6日，宋哲元电覆上海各团体冬电，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1月8日宋哲元在保定就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声言今后枪口不对内。1月14日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成立，宋哲元到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商冀察问题，25日就学生问题密电蒋介石”（注14）。2月1日宋哲元、韩复榘会于山东乐陵，4日自山东到天津，派陈觉生访土肥原贤二，8日宋自津返北平，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亦到，13日土肥原访宋哲元，谈冀察问题。
2月20日红军渡河东征，3月3日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定大计”，派军“协剿”，3月5日宋哲元召集会议，商“剿匪”问题。3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按照日方要求，令河北各校停止军事训练，军训教官应即离校。3月11日发“表告民众防共书”，14日日本武官矶谷访宋哲元，交换“防共”意见，22日宋哲元到保定，布置冀南“防共剿匪”军事。
3月30日，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司令多田骏及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会晤，商谈华北防共及撤消冀东伪组织问题。4月1日宋哲元谈“冀察力足防共”，15日宋哲元代表萧振瀛、陈中孚晤华北日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及松室孝良，商 “防共”事，26日宋哲元、萧振瀛与日司令多田骏等续谈华北问题，29日宋与日方之防共谈判告一段落。5月日军增兵，华北局势更加严峻。5月30日宋哲元发表谈话，中日外交争点在保全主权，并召集部属会商地方治安问题。
6月1日，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与宋哲元谈华北外交，2日北平学生代表向第二十九军请愿，9日聘为故宫博物院理事，10日天津《大公报》慰勉宋哲元部将士。6月12日，日本参谋次长杉山元到北平，晤宋哲元。6月17日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以所部师长张自忠代萧振瀛为天津市长，刘汝明继任察哈尔省府主席，20日宋哲元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会于泊头，商冀鲁联防及时局，21日宋、韩联名电国民政府及西南政务委员会，请克日停止军事行动，“开诚相济”，23日蒋电覆宋、韩，决力避内战，西南政务委员会也电覆宋、韩，声明决无异图，26日发生第一次丰台实践，27日蒋介石托梁建章向宋哲元、韩复榘代达中央之和平主张，29日宋哲元自天津回北平，30日谈话否认华北五省保安之说。7月9日给予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
7月10日大沽日军与我第二十九军兵士冲突。7月13日被任命为国防会议委员，16日宋哲元谈中日经济提携，决自沧石铁路、龙烟铁矿着手，21日天津警探冲突，29日宋哲元及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联合“欢宴”中日将校，为了备战，宋哲元抓紧时间扩充军队，将第二十九军扩编为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八个独立旅和一个特务旅，总兵力约十万人，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张自忠师1.5万人，有机枪700挺，超过中央整理师3倍）。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对他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
与日冲突后 宋哲元谓决不甘为亡国奴
1936年8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访宋哲元，谈中日协力防共、华北经济开发、中日外交调整问题，22日日人森川太部在丰台与第二十九军士兵冲突。9月10日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晤王克敏。9月18日，丰台日军演习，与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冲突，掳去连长孙香亭，双方增援，相持竟夜，北平戒严，19日宋哲元与天津日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商妥第二次丰台事件，上午九时双方停止冲突，我军撤退。9月20日宋哲元发表告冀察同胞书，郑重声明“决不丧权辱国”，23日华北日军司令田代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华北五省自治，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宋哲元抵制了日本妄图“华北自治”的威逼利诱。
10月1日，宋哲元与日军司令田代订立“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包括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4日宋哲元自天津回北平，关于华北经济问题及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已与日方商妥，宋哲元部将领坚决反对设立自治政府，12日在北平南苑阅兵，17日与天津日总领事崛内干城在北平签订“中日华北通航协定”，21日第二十九军炮队在北平南苑演习，与日军演习针锋相对。10月27日，宋哲元召齐燮元、贾德耀、章士钊、陈觉生、陈中孚等会商华北各问题，并向中央报告，28日令撤销冀察稽查处。
10月31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北平设图书馆，宋哲元捐书二千册。11月3日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与日司令田代会晤，7日第二十九军演习，北平学生赠大批慰劳品，8日宋声明未与田代谈任何问题，9日日军司令田代宴宋哲元、张自忠等，谈冀察问题，宋谓决不甘为亡国奴。
29军与日军举行针锋相对军演
1936年10月底至11月，华北日军连续举行八天秋季大演习，向第二十九军示威。11月11日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冯治安、赵登禹两师举行演习，宋任总监，13日赴平南指挥所部演习，清华大学学生前往参观慰劳，14日演习结束。
11月17日宋哲元与韩复榘会于河北南宫，25日召所部师长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协商省防务。12月5日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中日经济开发协定，8日日军司令田代访宋哲元。
12月12日西事变爆发，张学良请宋哲元“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宋哲元表示中立态度，15日宋哲元通知北平各国使馆，“继续反共，服从中央”，23日宋哲元、韩复榘通电，主召开国是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被释放，26日回西安，27日宋哲元等电蒋介石表示慰问。
1937年1月9日劝杨虎城服从中央命令。1月19日宋哲元自北平到天津，20日发表“告冀察同志书”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绥靖通令”。
荣辱7月
7.6 7.7 7.8 7.11 7.13 7.17 7.19 7.24 7.27 7.28 7.30
风雨欲来：日军出现异动苗头
七月初，北平郊外，尘土飞扬，日军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在卢沟桥一带，日军更是来往如穿梭，同时不断增兵。7月6日，这天和往常更不一样，进行演习的日军把大炮和大量的枪支弹药都带上了，还换下大头皮鞋，换上了轻便的胶鞋。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有对中国下手的可能。对此，29军已有警觉。之前两日，29军已经悄悄加强了战斗工事，加强对日军监视，严防日军发动突袭。
由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看，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东面，有日军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所属伪军部队；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惟有西南面尚为中国驻军宋哲元指挥下的第29军一部防守。因此，位于北平西南10余公里处平汉铁路线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惟一门户。
日本人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把发难地点定在卢沟桥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决策，而是大有预谋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 宋哲元缺席一线指挥
1937年7月7日，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进行夜间演习，当晚借口丢失士兵寻衅，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29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答复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征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
“七七事变”爆发之际，宋哲元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陆军第29军军长。而作为驻守北平一线部队29军军长的宋哲元，仍在山东老家乐陵，尚无法亲身对日交涉，没有感受到日本已经不再掩饰的野心。29军其他主要军事长官中，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北平主持工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向北平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特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何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介石已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蒋介石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一面积极应战，一面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
据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3营营长金振中回忆：
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日军关于“士兵失踪”的谎言：日方要求入进宛平城搜查的主要理由正是“士兵失踪”。实际上，那位“失踪” 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1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日军指挥官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3种推测：（一）可能是解手去了；（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可是日方一直含糊其词。
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
7月8日晨2时许，日军由丰台增派的部队在第3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按计划占领了宛平东北的沙岗。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派员前往调查。8日晨5时许，双方尚在交涉中，日军即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8日驻守芦沟桥的第29军第37师步兵110旅219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他们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日军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则有死而已，卢沟桥可为吾人之坟墓”。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日军第3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29军只有两个排。他们表示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自7月8日中央政府就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同时申令26路军军长孙连仲，率领所部两个师，40军军长庞炳勋的39师兼程北上增援。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同日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7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路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开赴保定、石家庄，支援第29军作战。
蒋介石于7月8日紧急召见王宠惠和孙科，催与苏联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第二天，王宠惠和孙科立即飞赴上海。就中苏共同预防外患问题，王宠惠多次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商谈，鲍格莫洛夫坦率地对王宠惠说，如果现在苏联与中国签订这样的互助条约，即意味着苏联必然参战，日本就很可能进攻苏联。因此，他建议中苏立即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当时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点依然放在英美身上，对抵抗也未下最后决心，因而对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感兴趣。
其实，蒋介石在外交上的努力是徒劳的。当时中国在外交上可谓步履艰难。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尽管退出国联，并与英美等国关系闹僵，但是，并不意味着美英一定会支持中国。英国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以中国为“敌性国”，中英关系存在敌性性质由来已久。这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况且30年代以后，德国纳粹兴起，已经对英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也感到无暇东顾。英国也已明确表示，中国如与日本发生战争，英国不能支持中国。
而美国对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摩擦一直抱着观望的态度，只有日本损害美国在华利益之时，美国才出面表态。中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如请美国支持中国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美国人会认为，两个黄种人的国家争吵，我们不必介入。
至于苏联，西面面临纳粹德国的威胁，苏联不愿东西两面受敌，几乎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愿意中国牵制住日本，但不愿明显地支援中国，而激怒日本，影响日苏关系。
这样一来，南京政府寄希望于外交特别是英美调停的希望最终破灭了。
宋哲元试图通过交涉解决事变
7月11日，宋哲元到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与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及其代表作了多次会晤与谈判，达成妥协协定。7月11日晚8时，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中方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史称“秦松协定”。协定内容主要有三条：1、道歉；2、保安队维持治安（指卢沟桥附近）；3、取缔抗日团体。
按协定内容看，日方已经降低要求，而同时，日方不断向华北派兵。冷静观察，日方签定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
与日军态度相反，华北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29军是一支具有爱国传统的部队，它的高级将领大多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但是，29军毕竟是一支非嫡系部队，冀察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维持冀察平津这块地盘。因此，在全国抗战形势尚不明朗，对日本侵略企图缺乏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冀察当局主要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都不希望扩大与日军的冲突。
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指中国守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决定增兵华北，任命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并从驻朝鲜日军抽调第20师团来华。随后，大批日本关东军开抵天津，并以重兵进犯北平郊区。日军进攻卢沟桥受挫后，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为幌子；一面向华北增兵，加紧侵略部署，令中国驻屯军步兵旅主力集结于北平以东地区，总兵力约10万人。
蒋介石再电宋哲元要求全力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几日内，增派的日军已经源源开抵天津，宋哲元仍对日军心存幻想，谈话谓“能平即能和”，并执行撤兵，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蒋介石12日电令宋哲元本着“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
7月13日，蒋介石再次电饬宋哲元“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电文有谓：“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蒋介石“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的观点，无疑是见地远远高于宋哲元。后面电饬也暗示宋哲元必须听从中央指挥。孙连仲、庞炳勋率师北上，既是威慑日军，同时也是威慑宋哲元。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颇为怀疑。
华北局势剑拔弩张，战云弥漫，日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形势忽而紧张又忽而松弛，遂使国人也坠五里雾中，对华北当局与日交涉，有莫测高深之感。北平军民对此很不理解，议论纷纷。因此，有人致电宋哲元，表示关怀慰问，也有人义愤填膺，大为指责，甚至有人亲赴天津，投刺谒见，向宋哲元痛陈利害，揭发日方的阴谋诡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哲元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同样处境的还有后来牺牲的抗日名将张自忠（时任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后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 29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随后几日，中日双方继续进行谈判。15日，日军司令香月清司晤宋哲元，16日张自忠与日方在津正式谈判。香月清司是日本陆军中将。卢沟桥事件后，他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年8月就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负责河北省作战。
宋哲元看清蒋介石真心抗战意图
1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
当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他说：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前发生的征兆……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他指出，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个谈话说明，南京政府已不愿再向日本让步，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蒋介石谈话发表后，与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的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并以少有的口吻称赞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说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也让宋哲元看清了蒋介石真心抗日的意图，从而抛弃对日和谈下定决心准备抗日。
宋哲元返北平途中险遭日军地雷袭击
7月19日，18日宋哲元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9日宋哲元赶到北平，中日双方在北平成立第二次协议，并报请中央批准，又主动撤除北平城防，蒋介石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
19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途经杨村西侧铁桥时，发现地雷。经查，是日军所为。因受日军指使布雷的中国人暗中将地雷引信拆除，才使宋哲元幸免于难。但地雷事件仍未使宋哲元警醒，为表示和平诚意，他返平后立即下令将城内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完全开启；对全国各界慰劳 29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按协定要求37师他调。误认为从此可以息事宁人。
实际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无论宋哲元怎样妥协让步和表达和平诚意，都不可能真正地阻止局势的恶化。日军的军事部署一刻也没有停止，并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造成29军重大伤亡。
7月20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城，29军吉星文团长率军死守。长辛店等地也遭日军袭击，我守军英勇守卫，日军未能得逞，宋哲元却一味委曲求全。，21日卢沟桥29军撤退，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
20日前后，军政部拨发给29军300万发子弹，并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射炮部队，全部调赴保定，拨归宋哲元指挥。鲁、豫各地兵站仓库一律向北推移，以备作战补给之用。
宋哲元抛弃“和平”幻想决心抗战
23日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29军亦返回原防。至24日，日军已按计划在平津地区集结完毕，一场大战势不可免。宋哲元等人以妥协为代价所乞求的“和平”气泡很快被日军的炮火戳破了。24日孙连仲、庞炳勋、商震、李默庵部增援华北，宋哲元始决心抵抗。
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1、全国军队的总动员；2、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3、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4、抗日的外交；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6、国防教育；7、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8、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责‘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
宋哲元拒绝日方通牒
7月25日日军进攻廊坊，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奋起抵抗，廊坊终失，战事扩大。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北平城内和西郊的第37师于28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尔后向保定方向撤离，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 27日凌晨，日方未待中方答复。便派驻屯军第2团围攻通县城外守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攻占宝珠寺、团河、黄村等中国守军防地。
27日，蒋介石批准了华北地区防御战的计划。
此时的宋哲元才作下国人殷望的决断，他要誓死抗日，固守国土，跟日军决一死战。27日下午，宋哲元拒绝日方通牒，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
宋哲元之所以定下抵抗决心，一是他了解到日军仍在源源增兵华北，意识到“大战势不可免”，“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是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所了解。7月22日晚，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熊斌奉蒋介石之命由保定秘密赴平谒宋，随后蒋介石又派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北上见宋。宋哲元从熊、刘两人那里得知蒋介石这次真的要抗战，因此初步打消了对南京方面的疑虑，也理解了蒋介石一再促其赴保定的用意。在此期间，蒋介石下令补充29军子弹300万发，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指挥，并命令各兵站向前推移，以便接济29军。这一切，犹如给宋哲元吃了定心丸，坚定了他的抗战决心。
宋哲元在了解了当前形势，知道中央已“决心大战”，特别是经廊房、广安门战斗及收到日军的最后通牒后，方仓促组织抗战。他在16日制订的防守北平地区“作战预先号令”的基础上，于7月28日护所属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宋哲元虽改变态度，决心抗战，但此刻为时已晚。至25日，日军已有第2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1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5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29军处境被动。
27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
29军痛失2名高级将领
28日上午8时，日军步兵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第29军营房展开进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由南苑东南角和西南角展开攻击。集结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同时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的北平方向的退路。在日军陆军及航空兵协同攻击下，南苑守军第29军特务旅2个团、第38师114旅2个团及师部特务团、骑兵第9师3个团，以及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等共计约2万人左右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通信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
至下午1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混战中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方向突围时，于大红门附近受敌截击，也英勇牺牲。佟麟阁、赵登禹为国牺牲的噩耗传往全国，举国哀痛，激发了军民抗日复仇的义愤。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他们是抗日战争开始，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部队行动问题。会上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当日晚，宋哲元率第37师离开北平赴保定。
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以便指挥作战”。
平津失陷 宋哲元请求处分
7月29日北平失守，第二十九军撤退，宋哲元退保定，由张自忠代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拖延时间。30日天津失守，我军退静河、马厂，宋哲元电南京请求处分。电文云：“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
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3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场搏杀与谈判交涉，“七.七”卢沟桥事变终以29军撤退、平津失陷而告终。在这个事件中，29军、冀察当局和国民政府显然输给了处心积虑、精心准备的日本侵略者。教训极其深刻。
从卢沟桥事变前后第29军的全部情况来看，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指挥不当，不如说是其各级领导人尤其是29军和冀察当局人幻想苟和的结果。这种幻想苟和的思想贯穿在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全过程。甚至在7月28日日军全面进攻开始后的那次军事会议的决定仍然是幻想苟和的一种表现。在日军进攻、平津危急的情况下，宋哲元等只率第37师后撤，而其余部队未动，让张自忠留北平与敌周旋这一安排本身，还是想满足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的要求，幻想求得日军停止进攻，维持冀察原局面。他们不了解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仅仅是发动全面战争一种形式。即使是完全承诺了日军的要求，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仍然是要进行下去的。这是从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中应总结的历史教训。
尽管如此，29军官兵在卢沟桥事变中激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担负起保卫国土的神圣职责。虽然武器装备低劣，但他们英勇地与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平津作战中，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战斗。以他们的鲜血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谱写了壮烈的诗篇。以29军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确实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他们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悲情后续
1937.7.7 1937.8.3 1937.11.11 1938.2.20 1939.12.25 1940.4.5
宋哲元前线交出指挥权
1937年8月3日宋哲元通电辞职，委冯治安代理第二十九军军长，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命反攻平津，辖第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宋哲元兼）、第六十八军（原一四三师扩编，军长刘汝明）、第七十七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军长冯治安），担任平汉线防卫，14日发表告官兵书，21日到南京面晤蒋介石，蒋介石大加慰勉。
1937年8月24日平绥线南口失守，27日张家口失守，刘汝明军退口外，9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突破马厂，宋哲元部南退。
1937年9月11日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萧振瀛以冯玉祥的“总参议”身份率先来到前线，鼓动“倒宋”，16日冯玉祥刚到达连镇，宋哲元从沧州赶来，即表明自己因旧病复发，难以支持，已蒙中央准假到泰山休养，军务交冯治安代理，24日沧州失守，宋哲元、庞炳勋部全线撤退。
29军损失惨重 宋哲元率部溃退
1937年10月上旬冯玉祥因指挥不动愤而辞职，宋哲元回到大名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日军为了策应忻口会战，将原在石家庄一带的部队调进娘子关，河北腹地顿呈空虚状态，宋哲元提出急攻邢台北取石家庄的战略意图，企图挽回局面，土肥原师团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精锐二十七旅团，从邯郸直扑成安、魏县，意在乘虚夺取大名。
1937年11月6日宋哲元部克河北成安，11月11日大名失守，宋哲元急令各部撤出阵地，部队经长期苦战，损耗惨重，士气极低，已丧失主动进击的能力，均与日军一触即退，对于华北失陷，宋哲元应负责任。
1938年，蒋介石调集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与日军展开了兰封战役，但功败垂成，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日军土肥原师团的2万人，整个豫东门户大开，中国军队被迫西撤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
29军番号遭撤销
1938年1月宋哲元退到河南新乡。2月18日敌军陷新乡，宋哲元军西退，20日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总部撤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时，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
宋哲元知道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安排，於是黯然离开部队，渡过黄河前往郑州，而他的第一集团军(由二十九军改编而成)随即被撤销了番号。失去部队指挥权的宋哲元郁郁寡欢，不久就得上了肝病，病情日渐恶化。
二十九军余部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都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功卓著。后来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司令，冯治安副之，算是二十九军的延续。
宋哲元离任养病不忘抗战报国素志
1938年3月宋哲元所部溃败到达郑州，宋哲元辞去集团军总司令职，4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撤消，宋哲元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心情抑郁。
1938年7月因病又辞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9月宋哲元突患肝病，后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10月转到广西阳朔，12月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9年4 月迁往重庆南温泉，6月移至四川灌县养病，并于东关外建“博爱山庄”，12月回成都就医，25日病笃，食物难进，不忘报国素志。
宋哲元余部将领张自忠在鲁南用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五十九军和板垣师团硬拼，完全不顾伤亡，获得临沂大捷，后张率领三十三集团军参加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立下赫赫战功，而张自忠就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孙连仲守台儿庄，抱着将部队打光的决心，赢得台儿庄大捷。宋哲元报国素志在部将那里得到延续。
宋哲元弥留之际呓语说：战死真难
1940年3月21日，宋哲元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25日病笃。4月5日宋哲元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宋哲元弥留时犹作呓语曰：“战死真难，战死真难!”宋哲元最终未能战死沙场，得到一个军人最理想的归宿，的确令人惋惜。
1940年3月17日绵阳各界二万群众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和灵柩奉安典礼，暂厝于绵阳富乐山。并为其立一座高大的“神道碑”。
早在1915年，宋哲元将军在由冯玉祥将军任旅长的第十六混成旅任职时，就奉命入川进驻绵阳。次年元旦，宋哲元与绵阳籍女士常淑清在绵结婚。24年后，宋哲元又病逝于绵阳，长眠于富乐山。
宋哲元逝世后，冯玉祥、沈尹默、于右任为宋哲元墓碑题词。
宋哲元被追赠为陆军上将叙第一级
1940年5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 “故陆军上将叙第二级宋哲元，追赠为陆军上将叙第一级。
朱德和彭德怀赠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1981年6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定宋哲元为抗日爱国将领。
1987年，国家拨专款重建宋哲元墓，重建后的墓地位于四川省级风景名胜区——富乐山景区内，占地四千余平方米。墓地内精巧的亭台水榭与墓、碑浑然一体，透着满身沧桑，又溢着盎然生机。
同时，绵阳市政府又将宋哲元墓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前后都有数千青年学子来此追悼将军。
行走在宋将军墓地，看到镌刻有“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亭”，抗日爱国将领墓碑刻言让人不禁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