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有多残酷，对于现在的国人来说，已经相当遥远。如果只看那些胡说八道的抗日神剧，现在的国人可能以为当时的“小鬼子”是多么不堪一击。然而实际上当时日本军队的残酷性远超我们的想象，战斗力更是极为强悍。事实上，我国也曾经根据各种史料档案，整理了大量一手的抗日战争史料。例如2005年出版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史料著作。

　　《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总共有10卷之多，收录了1956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45名“二战”时期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认罪供词，并附有大量中央档案馆馆藏有关照片和图片。为真实展现历史原貌，全部采用受审战犯供词的日文原件和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日文翻译的中译文原件影印刊出，未作任何删节。新中国诞生后，接管和关押的日本侵华战犯达1109名。1954年，我国检察院开始对这些战犯进行侦查、起诉。因此《日本侵华战犯笔供》曝光的只是战犯供词的一小部分。

　　尽管是一小部分，这45名战犯的罪行仍然让人瞠目结舌。45名战犯中前线作战陆军军官15人，后方支援日本侵略行动伪满政府要员30人。15名前线作战陆军军官中包括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等，后方伪满政府官员30人中包含伪满政府总务厅长官、司法部要员、警察科科长、检察厅法院要员、厚生部要员、宪兵队队长等。45名战犯中学历普遍较高，有一人从小在中国长大，战争开始后开始从事侵华日军的汉语教育工作。

　　例如原日本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笔供中明确提及的杀害人数为7812人，其中屠杀村庄百姓的人数不明。关东军第3方面军第39师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笔供中明确提及的杀害人数为6934人；其中在平时杀害百姓无法统计；第117师团长铃木启久在笔供中明确提及的杀害人数为5470人，并表示这只是自己能够记得清的杀害人数。除此之外不少战犯在自己的罪行描述中多次使用“余” “若干” “不明” “记不清”等字眼，说明实际上的伤亡人数要比这些数字多得多。

　　另外，在45名战犯笔供中提及的杀人伤害手段林林总总惨绝人寰。据中国社科院卞修跃研究员的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实行的罪行中仅杀人手段就多达250余种，原文中提到的包括：射杀、砍杀、枪杀、刺杀、烧杀、奸杀、活埋、斩杀、孕妇剖腹、军犬咬、投井、机枪扫射、捆绑投河、炸药地雷炸死、斩首、棒打致死、伤寒菌霍乱菌非结核菌等细菌战致死、毒瓦斯致死、空气注射致死、活人细菌实验致死、射杀训练活把子致死、拷问殴打致死、绞刑、强制劳役致死等等，可见日军当时的残暴行径。

　　总体来看，45名侵华战犯在各自的笔供供述中明确提到的罪行种类数量众多，手段也异常残忍。除了200多种杀人手段之外，还包括伤害、逮捕、俘虏、殴打拷问、奸淫、奴役人民、制造无人地带、抢夺粮食武器、掠夺土地、抢夺宝贵文物、烧毁破坏房屋、侵占房屋、烧毁破坏文化建筑、施放毒气、实施细菌战、奴化教育、反共宣传、搜集情报、日本投降前烧毁罪行证据、日木投降后继续从事残留活动等等，这些惨绝人寰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杀人、伤害、逮捕、殴打拷问、掠夺物资等罪行犯下的人员比例接近100%。

　　这才是真实而残酷的抗日战争，但这样严肃的史料档案却被淹没在各种抗日神剧和历史段子之中。从2014年开始，国家档案局也开始连续公布这45名战犯的罪行自供，但这仅是侵华战犯罪行的一部分，没有在网上形成持续的舆论影响力。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建立抗日战争网上数字图书馆，将所有权威、一手的抗日战争和侵华战争史料数字化，随时供中外网民查阅，这才是网络时代以史为鉴的最好方法。（作者署名：诤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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