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军节之际 不丹对中印对峙表态传递什么信号

2017年08月02日 12:43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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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由于西南边界的对峙,此次建军节的气氛颇有些不同以往。而就在建军节前夕,有不丹学者罕见地就中印对峙发表了自己不同于印度方面的观点。

  该学者发表署名文章,声称“他们(指不丹的军官和士兵)不会找印度部队帮忙执行自己的国防任务”、“不丹境内确实有印方军队存在,不丹部队也确实接受印度训练和资助,但这并不是为了保卫不丹,而是为了印度的安全”等。其在文中列举15个中印不三者间的事实,呼吁人们“理解中不边界问题,寻找真相”。

  作为一个外交关系长期受印度“指导”的国家,不丹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长期被印度把持,发不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更使得此次不丹学者冲破重重阻碍的表态显得更加非比寻常。

  中国与不丹的交往简史

  对于广大中国人民而言,不丹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熟悉是因为它是中国十五个陆地邻国之一,同中国仅一山之隔,这国家的名字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地理知识。陌生则是因为近代以来,不丹与我国似乎没有什么往来,不丹是全世界仅有的既未与我国建交,又未与台湾当局“建交”的主权国家,国人对不丹的情况知之甚少,而由于不了解而产生的各种传说又给这个国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事实上,中不交往,渊远流长。不丹历史上曾是中国西藏地区的一部分,“不丹” 这一国名梵语即为“吐蕃的终结”,即藏文化所能到达的最远地区。1616年,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领袖夏仲·阿旺朗杰击败了格鲁派势力,统一了不丹地区,以竹巴噶举作为不丹的国教,则为不丹立国之始,18世纪颇罗鼐主政西藏时期,不丹与中国西藏确立了宗藩关系。而不丹的国语——宗卡语,与藏语卫藏方言相通,书面则使用藏语。不丹同中国的历史渊源可见一斑。

  而不丹同中国联系的割断,完全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结果。

  早在18世纪,扩张至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就图谋将不丹纳入其“势力范围”,作为未来侵略中国西藏的跳板。1772年,英国第一次入侵不丹,1865年,英国强迫不丹签订《辛楚拉条约》,割走不丹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1910年,趁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英国与不丹签订《普那卡条约》,规定不丹外交受英国“指导”,不丹被完全纳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丧失了外交主权,同中国的联系被彻底割断。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英国的殖民势力很快退出了南亚地区,但自视英国殖民统治继承人的印度很快便取代了英国对不丹的地位。1949年8月,印度迫使不丹签订所谓《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不丹的外交转而受印度“指导”,而印度在不丹也有驻军,不丹实际上沦为了印度的“保护国”,这种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赤裸裸地压迫弱小国家的行径在战后的国际关系当中也属罕见(战后西方列强即使推行霸权主义,也会为自己寻找“师出有名”的借口)。

  但即使长期遭受英国和印度的压制,不丹也一直在试图同中国恢复联系,以期望在中印两个大国的夹缝之中艰难地寻求生存。而随着新中国对西藏的解放和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和不丹的关系也取得了一定实质上的进展:

  1971年,不丹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4年,不丹政府邀请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马牧鸣出席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旺秋·晋美僧格)的加冕仪式,彼时中印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丹的此次邀请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自1979年起,双方领导人每年都会互致国庆贺电。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高层互动频繁。

  2000年和2004年,双方达成协议,不丹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保留名誉领事,中不之间有了官方往来的渠道。

  2009年10月,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旺秋·晋美格萨朗杰)致信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祝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表达了愿意进一步发展中不关系的愿望。同时,中国与不丹在边界问题上互谅互让,在边界问题尚未解决时达成了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

  不丹多次在国际场合支持中方立场,挫败反华阴谋,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国的政治支持,而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日益紧密。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目前来看,中国和不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还远不成熟,但从长期来看,中不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显然是历史大趋势。

  不丹学者表态的背后:苦印久矣之后的爆发

  此次洞朗地区的摩擦对峙,印度方面以替不丹在中不边界问题上出头作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想却遭遇不丹的打脸。虽然这次打脸不是来自官方,但此次表态的不丹学者旺查·桑杰作为国王的同学和《不丹时报》前行政总裁(《不丹时报》是不丹国内三份报纸之一),与官方关系密切,其表态一定程度上说出了不丹当局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不印关系低端不平等的当下,这样的表态意味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而不丹方面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边境对峙的关键时刻呛声印度的背后,是对印长期不满累积之后的爆发。

  1949年8月,印度迫使不丹签订所谓《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不丹的外交被迫接受印度“指导”,虽然不丹不可能甘心于这种仰人鼻息的地位,但印度的国力远强于不丹,且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在南亚地区没有其它力量能够对印度产生制衡。因此不丹被迫接受了这一充满殖民主义和以大欺小色彩的政治安排,希望通过自己的退让换取自己国家可怜的生存空间。

  然而,这60多年来,印度对不丹的压迫可以用得寸进尺来形容。

  首先,印度借这个所谓的《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垄断了不丹的对外交往权,不丹不能独立地与世界主要大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无法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正当诉求,印度借此将不丹的外交牢牢地绑在了印度地区霸权主义战略的战车上,而这一战略显然严重地侵害了不丹的正当权益。

  更重要的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国际地位的稳步提高,印度逐渐视中国为阻碍其实现地区霸权的“威胁”。在无法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情况下,印度更希望在南亚出现一个“挡箭牌”,帮助自身分散来自中国的“压力”,而不丹外交由于受到印度的控制,很不幸地就成为了这么一个“挡箭牌”。

  为了同中国对抗而自己不抛头露面,印度怂恿乃至逼迫不丹长期在中不边界问题上向中国提出过分的要求,毒化中国和不丹关系的友好氛围。

  为了干涉中国内政,给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制造麻烦,同时排解“藏独”势力外逃给印度带来的压力,印度曾长期怂恿“藏独”势力在不丹发展,意图将不丹建设成“藏独”势力对抗中国的“前哨”。一时间,“藏独”势力在不丹越做越大。而面对不丹政府不愿同“藏独”分子为伍的立场和通过废除农奴制实现国家发展的愿望,在印度的默许下,达赖集团利令智昏竟然策划起了密谋刺杀不丹国王,夺取不丹政权的勾当,这些行径严重破坏了不丹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即使这样,不丹面对印度的施压,最后也只是将“藏独”分子驱逐了事,不敢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这其中的屈辱对于不丹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而不丹的长期忍让,换来的却是印度在此次事件中的变本加厉。对于不丹这样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而言,两个大国之间的任何擦枪走火对于自己来说都是灭顶之灾。而印度目前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而且居然声称其侵犯中国领土是为了“替不丹出头”,这等于是将挑起中印边境事端的屎盆子扣到了不丹的脑袋上。在不丹看来,如果此时再不表态,一旦中印边境对峙失控,不丹很有可能变成中印冲突的“主战场”而遭遇“身死国灭”的危险,可谓“旧恨未了,又添新仇”。

  因此,在自身无力抵抗的情况下,为了自保,不丹方面不得不通过一名同官方关系密切的学者发出希望中印和平,中不实现关系正常化和不愿被印度当枪使的声音,而这声音的背后,更表现出了不丹对于印度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不丹的长期压迫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中国应当注意不丹在中印边境对峙中的合理诉求

  不丹学者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中印边境对峙的关键时刻表态撇清不丹与印度在这一事件上的关系,表明了不丹摆脱不印关系中不平等现象和同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直至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我国一以贯之的政策。而不丹当下所表达出来的政治诉求合理合法,因此,中国应当注意到不丹在此次中印边境对峙中的合理诉求,在解决争端时考虑这些因素,将不丹与印度区别开来,借此寻找符合各方合理诉求的最优解决方案。(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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