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在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从此“隐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于敏心里清楚，自己一直从事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此时转向氢弹研究，等于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一切从头开始。同时，他也清楚，氢弹这类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集体性强，还需要严格保密，长年隐姓埋名在外奔波，非常辛苦。但他更清楚国家的需要。于是，他毫不犹疑地表了态：“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就这样，于敏的身影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军事专家陈虎说：“当前国际上的氢弹有两种构型，一种是T-U构型，一种是于敏构型。T-U构型出自美国，而于敏构型是于敏独创的一种氢弹构型，比美国的T-U构型更加巧妙，体积比美国的要小；正是这种氢弹构型使我们在氢弹研制上以世界第一的速度，仅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注意到当时各国核武器发展水平，预感在不久的将来，先进核国家可能会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中国起步较晚，如果不能在禁止核试验前提升自身能力，尤其是推动核武器定型化、小型化发展，一旦签订全面禁止核试条约，中国就可能处于不利的被动局面。
同样看出这个问题的还有于的好友邓稼先。那时，邓已因病住进医院，他在病床前与于敏一起写成一份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
“中央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我们抢出十年宝贵时间。1996年，在邓稼先同志逝世十年后，我们做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就开始全面禁试了。”回忆起这事，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胡思得感慨地说：“这件事，他们站得高看得远，贡献很大。这次上书建议可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
到2012年，俄罗斯首先销毁了自己所有的氢弹，成为无氢弹核国家，而美国则在2013年销毁了所有氢弹，加上英国和法国已经在上世纪就不再生产氢弹，在已知的五大核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世界上仅有的30枚可使用的氢弹。
中国虽然在经济、科技、制造上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特别的复杂，周边有核武器和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国家就有五、六家，核安全环境非常严峻。尤其是美国的战略东移和咄咄逼人，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战略压力。正是有了战略核武器，中国的腰杆子才真正的硬了，摆脱了敌对势力发起全面战争的危险，可以专心的搞经济建设。而军改后的中国火箭军将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核潜艇和某型导弹也形成了战斗力，这个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敢对中国动手；中国现在越来越敢于对美国说不，足见中国的最低核武器战略的成功之处。（作者署名：鼎盛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