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佛观，湖北浠水人，名秉常，字佛观。少年求学时，便得到授业恩师，也是中国国学大师黄季刚的赏识，他曾这样叙说过徐佛观夸奖，“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常放言高论，压倒群伦；有时举止脱略，自校门进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无人。。。徐先生的自习室在楼下，夜间多高声朗诵。”
黄侃，字季刚。辛亥先驱，语言学家。jpg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徐佛观弃笔从戎，开始了其军旅生涯。后东渡扶桑，就读于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九一八’事变后，因反日被日本当局拘押，后返送回国。此后跟随桂系首领之一黄绍竑多年。1938年，任国军第八十二师团长，第六战区陈诚高级参谋，重庆中央训练团教官。1942年，与唐纵相识，并经其推荐，成为康泽三青团组织部长。又被康泽任命为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遂进入延安。
唐纵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彼时任职于延安抗大，中共文宣专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常委）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联络参谋。国民政府派进来这些联络参谋中，固然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但也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更多是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因此，郭仲容自始至终都未能上120师前线及师部，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
徐佛观进入延安时
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他们住宿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稍事安顿就提出希望拜见毛泽东、朱德。经请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他们。叶剑英强调说：“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 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过了没多久，毛泽东便在枣园会见徐佛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徐佛观延安时期标准照
毛泽东和叶剑英在延安
徐佛观根据自己在延安的亲眼观察认为，他认为，当时的延安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一元化”。在徐佛观的眼里，这是日本侵略者自1940年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敌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扫荡，甚收功效。于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之口号，更转而对付中央。”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这种理解的确有些片面，但是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继而在考察中，在执政党和政权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将延安经验与国民政府统治模式相对照，发现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建立起来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
徐佛观的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曾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张令澳，彼时在侍从室二处工作，他回忆：“此人专门研究中共问题，调回重庆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详细听取他汇报在延安情况，甚感兴趣。徐佛观写有一份对中共内部情况分析的报告，蒋认为‘见解独到，分析透切，，对这份报告反复阅读，并在精辟处，加了不少圈圈点点和批语，予以赞赏。事后就派徐佛观进第六组（处），主持对中共问题的研究。”（作者署名：半杯馊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