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拉美出现了两次游击运动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触发事件是古巴革命的成功。拉美游击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在现实中，也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决斗场。简而言之，这是苏联试图在美国的后院——拉美掀起波浪，但在双方冷战战略的调整和竞争地位的转换中，苏联的“打入”以失败谢幕。
冷战初期，作为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拉丁美洲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也因此而成为美国与共产主义对抗最具优势的地区。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政府对拉美实施了强硬的外交政策，支持亲美独裁政府，削减对拉美的经济援助，因此导致在泛美体系中的一系列“触礁”事件，竞争地位遂陷入被动之中。
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在对外政策上也展露出了强硬的一面，他摒弃了罗斯福总统对拉美的“睦邻友好”，公然插手拉美国家的内政，实施军事干涉。其中以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普布瑟克塞斯行动”计划最为著名。这一时期像这样的颠覆民选政府扶植亲美独裁统治的行动，美国在拉美实施的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到1958年之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①。此外，考虑到冷战初期苏联对拉美的经济渗透收效甚微，美国政府在经济上对拉美实行消极无为的援助政策，援助金额甚至不及其他第三世界地区。美国对拉美独裁政权的纵容以及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漠视，激发了广大拉美民众对美国仇恨的情绪，同时也引起了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再次激化了美—拉之间潜伏的矛盾，拉美民众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高涨，泛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美国家长作风的外交方式在西半球受到了一系列挑战。阿根廷和墨西哥一直是拉美民族主义较强的国家，它们顶住美国的压力，拒绝与其签订双边军事互助协定。1954年的加拉加斯会议上，在对美国一致反共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危地马拉投了反对票，阿根廷和墨西哥分别投了弃权票，另外乌拉圭、玻利维亚、海地和厄瓜多尔代表团提出了保留意见。1958年的“尼克松事件”使拉美民众的反美情绪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泄，这也向世界昭示着美拉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直至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设立了美洲开发银行和社会进步信托基金，以此来应对拉美国家的经援需求，缓解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然而这些补救措施并没有挽回多少美国在拉美人民心中的形象。与此同时，亲美独裁政府由于得不到美国政府有效的经济援助，内部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直接导致了亲美独裁政府的合法性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力量在拉美有所上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士气、思想、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支持着拉美游击队的发展。其中，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对拉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最为直接显著。在古巴革命的精神鼓舞和实际支持（古巴对拉美革命的援助包括了大量军事援助、人员援助甚至包括古巴革命元勋切格瓦拉在内）下，游击运动遍及拉美多国，游击队成员主要为激进的青年学生、年轻军官、工矿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指导思想为“游击中心主义”。
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利用这一时期拉美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通过建立外交关系、支持推翻亲美政权的隐蔽行动、扩大经贸联系、文化教育宣传和军事武器输出等方式支持革命，建立亲苏政权，加深在美国“后院”的渗透和扩张，并试图达到以下目标：
（1）政治上，利用当地共产党、青年学生、劳工组织、文化机构等革命潜在势力达到反美反独裁的长期目标；
（2）经济上，扩大苏联在拉美的市场份额，与美国竞争；
（3）军事上，通过向拉美革命武装贩卖武器、军事装备，来抢占西方在拉美的军火市场；
（4）文化上，苏联通过经济融合、文化交流赢得拉美人民的信任和友好，并要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拉美人民想象中的洪水猛兽。
为了保障亲美政府政局的稳定，防止左翼革命势力夺权，抵制共产主义的继续渗透，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在拉美实施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位的反游击战政策。
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政府成立了“反暴动特别小组”，直接负责美国在拉美的反游击战政策⑥。8月，肯尼迪总统批准了名为“美国协防政策”的文件，标志着美—拉美共同防务体系的主要目标转变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向内部渗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出台了对拉美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和“军事训练计划”，尽可能地满足友好政府的军事需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随即向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游击运动活跃的国家派遣军事援助顾问小组，指导当地政府和军方进行专业的反游击战。此外，美国还向拉美一些国家提供了包括通用飞机、直升飞机、拖拉机、吉普车、小型武器、催泪瓦斯弹等武器和军械。结合游击战机动灵活的特点，美国还特别增援了一些高科技，比如“无线电定位”设备，从而使政府军能够更精确地对游击组织进行定位。军训的对象主要是拉美军官和地方警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统计，仅1961年一年，美国就对360位拉美军官提供了防暴（riotcontrol）训练，对344位提供了反暴动训练，对160位提供了心理战训练，总花费为65万美元；这一时期美国还向拉美警察援助项目投注了4360万美元，有超过3000名美国军官参与其中。除了“硬手法”，美国政府还在拉美推行一些发展援助计划等“软措施”，如“争取进步联盟”、“市民行动”和“和平队”等，将反暴动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挂钩，目的在于争取“民心”，瓦解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民众基础。
约翰逊总统基本上继承了肯尼迪在拉美的“反游击战”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争取进步联盟”政策，对拉美国家提供农业、工业、住房、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援助；同时积极配合拉美军队的“市民行动”，提供交通、运输、通讯等设备器材；和平队也深入到了玻利维亚、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乡村，对他们进行文化扫盲。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硬手法”，甚至直接挥动大棒打压拉美内部的暴动势力。1965年4月，美国向多米尼加派遣了2万名士兵，帮助那里的军政府镇压国内的暴动。
了对付游击队，华盛顿当局可谓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逐渐恢复了在西半球与共产主义对抗的主导地位。对此，亲美独裁政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事后证明，这些大独裁者才是美国“反游击战”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从美国政府手中获得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在中饱私囊的同时，也推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增加了政府的合法性，并通过镇压游击运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面是美国和亲美政府在反游击战方面的齐心协力，另一面则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围绕革命方式的分隔离合，最终，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干涉的共同作用下，拉美游击队于60年代末走上了穷途末路。
拉美游击运动的曲折可以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道路上的艰辛。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的拉美游击运动是一场有识之士试图摆脱美国控制、争取民族自由、尝试用社会主义思想理念治理国家的斗争，它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冷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意无意地承载了两种使命———东—西对抗和南—北冲突，成长在这种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它们的生存空间势必很小，也就更容易被外部环境左右。而东—西对抗又是冷战中的主要矛盾，所以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南—北冲突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会被利用成为冷战双方对抗的工具，这也就注定了冷战时代欠发达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主义”。（作者署名：雷曼军事现代舰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