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曾以其惊人的航程和战斗力在中国战场难寻对手，甚至一度在某种意义上夺得重庆和成都上空的制空权。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日本海军的飞机便被调去南洋战场。汉口和成都直线距离980公里，考虑到待机需要，执行截击任务的日军飞机至少要有1200公里的作战半径。而1944年负责整个包括中国和朝鲜空域的日军第五航空军属下，几乎难觅可以执行这一任务的飞机。
二式钟馗战斗机该军装备的四种战斗机中，二式单座战斗机钟馗和二式双座战斗机屠龙航程都不达标，更新的四式疾风战斗机故障频出，还不能稳定使用。唯一勉强能够满足航程需要的一式隼战斗机，对付华莱士的座机在火力上又有些力不从心。
华莱士在中国使用的座机是美制C-47空中行宫专机这种飞机发轫于著名的DC-3运输机，以结实耐用著称。一式隼的远程作战型只装备两挺机枪，很难将其击落。在驼峰航线，曾有一架隼式战斗机对一架C-47反复攻击，打光了子弹也无奈对方分毫。无奈的日本飞行员选择了同归于尽的撞击战术。撞击时，隼式战斗机有一翼插入C-47背部，自身机翼折断坠毁，而C-47则扛着那半截翅膀，像带着胜利旗帜一样返航。
所以，续航距离长达将近2500公里，时速超过600公里的百式司侦便被选中执行这一截击任务了。选择它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日军这种战略侦察部队的飞行员均为精挑细选的高手，经验丰富，善于发现目标。
那么，百式司侦有能力击落C-47吗？
正常情况下，它干脆是无武装的，还不如隼式呢。
这种大航程的战略侦察机连一挺机枪都没有，超过绝大多数同时代战斗机的速度（最高测试时速超过650公里）是它唯一的武器但如同二十年后的U-2侦察机一样，这一“武器”的确一招鲜吃遍天，中国空军的飞机发现它之后，却往往因为速度上差上百公里根本追不上。该机1939年试飞，在中国空域横行多时，直到1942年5月才在昆明被击落一架（竹内英雄大尉机）。如果华莱士遇到这种敌机，其速度便不再是逃跑的手段，而是催命的元素了。
人称“空中美男子”的空军名将周志开，是中国空军击落百式司侦的第一人由于百式司侦没有固定武器，桥本参谋长给它下达的命令是——带“タ弹”实施攻击。
日军在二战中有两种所谓“タ弹”，第一种是用于攻击战车的锥膛自锻成型穿甲弹，另一种，指的是用于轰炸的子母炸弹。袭击华莱士座机，显然是准备使用后者。
日本陆军的二式六型-21子母爆破弹，内藏36枚一公斤破甲弹，一般用来从飞机上投下，攻击坦克的顶装甲在苏军发动远东战役时，曾遭到日本航空兵用这种武器的袭击，受到一定损失。这种炸弹也可以用于空中攻击，办法是飞到对方飞机的前上方，用空爆的方式进行打击。由于子母弹覆盖范围大，子弹侵彻能力强，对于大型飞机来说是致命的。
日军子母弹在空中爆炸时的威力这可以说是十分有创造力的一种空战手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解放军也曾用类似的方法截击过国民党空军的P-2V低空侦察机。
最优秀的飞行员，以快速著称的飞机，加上新颖的攻击手段，应该说日军对截击华莱士，有着势在必得的决心和相对周密的准备。
但是，在近炸引信不成熟的时代，这种采用“タ弹”的攻击极依赖飞行员的经验和判断，效果并不很好，日军曾多次用这种攻击法试图拦截轰炸日本本土的B-29重型轰炸机，但战果寥寥。所以，选择谁来执行这一任务，就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仔细研读这部战史，会发现日军上层可能很早便获得了华莱士的行程（很可能是通过无线电侦听），在最后一天才通知作战部队只是为了保密。此前他们已经做了一系列暗中的准备。
早在六月二十六日，侵华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便借口推进对于在华B-29轰炸机基地侦察，出人意料地来到独立第十九中队视察。二十八日，该飞行中队最有经验的一组飞行员吉井喜水中尉/吉田实中尉被紧急从广东方面调回，整备班长井村喜一中尉也接到命令对各机的无线电、摄像、氧气等设备进行严密检修。
这些都显示日军在下层官兵不知情的前提下在对这次截击任务精心策划。
考虑到成都上空是中国战斗机控制的空域，预先计算和华莱士座机在何处交汇对任务完成与否十分重要，最终日军作出决定，由儿玉、荒井两名中队长亲自带弹执行攻击，而由吉井中尉驾机对成都方向进行侦察。
然而，这次任务仍并不顺遂。七月一日凌晨开始，汉口便大雨如注，飞机根本不能起飞。《虎部队战记》中这样写道：“前夜来的暴雨愈下愈大，待机的儿玉和荒井两中队长的心境可说复杂万分，两大尉做好了万一的情况下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决心。”
然而，八点钟，从第五航空军司令部传来的却是继续等待的命令。不久，参谋长发来指示：“华莱士副总统已离开兰州，没有机会进行拦截了。本日任务解除。”
战史中相关记录一次精心策划的复仇行动，就这样在大雨中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在华顺利进行访问的华莱士，他应该没有感受到任何日军想袭击自己的意图不过，当我们追寻华莱士访华的日程，就会发现，即便没有那场大雨，日军的截击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华莱士是在1946年6月20日从兰州飞往成都的，27日已经从昆明离开中国，日军所获得的情报，除了华莱士来中国进行访问这一事实，所有的时间表都是错的。
看来，日军预先拿到假情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从《虎部队战记》的记述来看，袭击的命令来自第五航空军司令部，所以，这次复仇计划出自当时的第五航空军司令官下川琢磨应该无误。
但下川既与山本五十六没有交集，也不大可能知道他遇袭是遭到伏击，怎么会谈得上为其复仇呢？
如果了解日本航空兵在华战史，就会发现这件事从逻辑上很容易解释——下川的确是想打一个复仇之战，但却不见得是为山本复仇。所谓第五航空军，是1944年2月以日军第三飞行师团为基础扩编而成的。下川便是此时由第三飞行师团师团长升任军司令官的，而他的前任师团长，当时日军陆航在华最高指挥官中圜盛孝中将正是死于中美空军的伏击。
1943年9月9日，由于电报被破译，中圜在飞往广州视察时为中美空军击落身亡。中美方面对于破译电报击毙中圜并无讳言，所以下川的这次行动，显然首先是要为这位前任复仇。
值得一提的是此事还有一个尾声。
尽管错过了截杀华莱士的机会，但或许仍想寻找新的机会，日军在天气转好后仍然派出吉井机前往成都。7月4日，吉井和吉田这两名“虎部队”的佼佼者，乘5192号百式司侦出击成都，结果一去不返。
7月8日，成都防卫司令部发布如下报告：“七月四日十一时三十分，日军双发机一机成都上空侵入，中美联合战斗机队迎战，将其击落。日军机坠落于成都东郊，其尾翼带有老虎标志。在一名其乘员的飞行帽上，可见‘吉田’的名字。另，本次截击中美联合空军共出动战斗机六十架次。”
出动六十架次才将日机击落，双方的激烈交锋在文字缝隙中依稀可辨。
应该说，对华莱士这类大人物的传奇截击，只能算是这场战争的一段插曲，而成都上空你死我活的血战，才是抗战每一天的真实写照。（作者署名：萨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