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描绘红军痛击敌骑兵的画作。“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收录进了《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诗写于1935年10月，其中所说的“彭大将军”，正是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而诗里提到的“横刀立马”，则是长征后期一场意义重大的作战——吴起镇五里沟口伏击战。
几张报纸定乾坤
攻占腊子口后，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8日进占甘肃省岷县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该地区敌军兵力薄弱、群众条件好、物资较丰富。红军就地休整，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一些报纸，改变了历史进程。
几张7至8月间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刊登了陕北红军的活动情况，其中一张报纸上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报道，刘志丹的红26军在陕北控制了大片地区，建立了苏区。徐海东的红25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这几张报纸，挽救了中国革命。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脱离根据地后近1年，长途跋涉2万里，一直在寻找新的落脚点；军事行动的战略目的地，也一直在改变：湘西-川黔边（黎平会议，1934年12月）、川西北（遵义会议，1935年1月）、云贵边（扎西会议，1935年2月）、川陕甘（两河口会议），甚至有“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俄界会议，1935年9月）这样模糊不清的“战略目标”。直到在哈达铺，红军和中国革命才明确了自己的前进方向。
9月22日，红军部队在哈达铺正式完成陕甘支队的改编，将原红1军团编为第1纵队，原红3军团改编为第2纵队，原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第3纵队，加强了统一指挥。整编后的陕甘支队声东击西，突破渭河防线，于9月27日进抵甘肃省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方针，到陕北去和陕北红军会合，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10月，陕甘支队通过岷山，于19日到达吴起镇。
必须切掉的“尾巴”
红军离开甘肃进入陕西，最难堪的自然是蒋介石。作战地图上，中央红军这支红色的箭头，重兵围堵下居然处处绝境逢生，从江西一路杀到陕北，现在就要与陕北红军会合了。
当时，陕甘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多达数十万，还有被千里迢迢调到“剿共”前线的东北军。蒋介石电令宁夏军阀马鸿逵：“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37军军长毛炳文也收到了同样电文。
蒋介石的这一部署颇有针对性。骑兵机动性强，适合在广袤的西北地区穿插、冲杀。以骑兵迅猛凶悍的突击能力，对付缺乏重武器、几乎全是步兵的红军，正好以长击短。对于马步芳、马鸿逵等西北军阀来说，追击长途跋涉到“自家地头”的红军，既可以“保土守疆”，又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算是一笔“好买卖”。
10月18日拂晓，在甘肃何连湾集结的各路敌军骑兵，开始出发追击红军。敌人的“如意算盘”是以主力骑兵为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支援。一旦前面的骑兵接上火，可先利用机动性与红军缠斗，为后续大部队赶来参战争取时间，以达到“相机包围，予以歼灭”之目的。
为了对付兵力只有7000多人的红军陕甘支队，蒋介石派去执行搜索任务的骑兵部队阵容堪称“土豪”：东北军骑兵第3师（师长郭希鹏）2个骑兵团、骑兵第7师（师长白凤翔）3个骑兵团、马鸿宾第35师的马培清骑兵团，总兵力多达6个团万余人马。其中，东北军的5个骑兵团装备尤为精良，各团均配备1个迫击炮连和1个重机枪连，堪称红军劲敌。
10月19日，熟悉地形的马培清团率先进抵铁边城，距红军仅10余里。对付追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反戈一击，挫败其作战意图。但当时，红军已是疲惫之师，补给也很困难，西北地区刚入10月就开始结冰，而多数红军将士还光脚穿着单衣。
19日晚在吴起镇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一些干部认为红军刚到陕北，不熟悉当地情况，贸然接敌把握不大，还是将敌人诱进苏区再打比较有把握。但毛泽东和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则认为，敌人长途追击也很疲劳，吴起镇地区多山地，不利于骑兵作战。而且陕北有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红军能以逸待劳，借助地形设伏，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更何况，红军长征虽然靠的是“战士双脚走天下”，对于怎么打骑兵却并不陌生。
“2条腿”如何打“4条腿”
之前，红军就和敌零星骑兵部队交过手。10月7日，红军在甘肃静宁县界石堡的青石嘴战斗中，利用地形三面突袭，全歼东北军白凤翔师骑兵第19团的2个骑兵连（另说3个连），缴获军马100多匹及10余车弹药、被服。到达吴起镇之前，陕甘支队3纵队后卫团的2个连和收容队，曾遭尾追的敌骑兵截断。幸亏这2个连里有部分干部团指战员，后者经验丰富，巧妙利用地形阻断敌骑兵突袭路线，在山上居高临下阻击，迫使敌骑兵下马作战。经过一番交替掩护，这支红军边打边撤，最终赶上大部队，转危为安。
基于上述经验，红军决定在吴起镇以西的五里沟口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切掉“尾巴”。按照中央军委部署，陕甘支队1纵队的1、2、4、5、6大队，2纵队的8、13大队，共4000多官兵（另说5000人）在当地游击队指引下，先后于10月19日晚间、20日凌晨分别进入吴起镇头道川两侧山沟，隐蔽设伏。毛泽东也赶到吴起镇西面的平台山（今胜利山），亲临战场指挥，而一线主将正是陕甘支队总指挥彭德怀。
红军兵分3路，隐蔽在五里沟口的头道川、三道川和正面的西南山，形成3路夹攻的态势。为确保部队集结和诱敌深入，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担负了前出狙击、吸引敌骑的重任。19日，干部团5连连长肖应棠的3个班（48人），在距铁边城约10华里处的山地，与马培清的骑兵团先头部队交上了火。马家骑兵见红军兵少却作战顽强，以为追上了红军“跑散”的主力纵队，便主动求战，一路杀向吴起镇。
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明眼人看得清楚，干部团和马家骑兵交火的时候，红军主力设伏尚未完成，也就是说，这个骄横的马培清团已孤军突出，过分深入了作战前沿。出头的椽子先烂，既然这股敌人主动送上门，不先揍他们一顿红军自个都说不过去。
20日，马培清团因遭到红军肖应棠部阻击，便让开中路，顺着二道川与头道川之间山梁搜索前进，试图从侧翼迂回进攻。当天下午，该部准备在二道川刘河湾一线宿营时，红军1纵队便对其发动袭扰攻击。
马培清团利用地形和骑兵机动优势，撤至头道川与二道川之间的山梁上，甚至在一块尚未收割的荞麦地里构筑了简易工事。双方停停打打，一直耗到当天晚上，马培清见情况没有太大变化，便留1个连在荞麦地防守，其余人马撤到二道川塔儿湾附近休整。
上述作战，看似战果不大，却充分体现出红军战术运用的老辣。20日红军之所以没有对马培清团予以实质性打击，可不是怕马家骑兵，而是需要更多时间排兵布阵，同时也为了继续诱敌，让敌方主力特别是另一路东北军骑兵，察觉不到红军“分割包抄、实施歼灭”的真实意图。红军借助山地掩护，以有限度的战术阻击，让马培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牵进了猎场”。
2个小时就结束战斗
21日上午7时，彭德怀一声令下，红军全线出击，1纵队2大队突袭二道川塔儿湾的马培清团，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马部顿时大乱，警戒连很快瓦解，工事也不管用了。马培清故技重施，撤到二道川与头道川，结果还没撤出10里地，就在山梁上再遭伏击，直接被红军1纵队主力打得七零八落。马家骑兵残部向元城子方向逃窜，在三道川又被红军1纵2大队截住，损失50余人，20多匹马被缴。马培清做梦也想不到，彭德怀竟然把整个战区全变成了伏击阵地，红军一套组合拳下来，这股敌人就出局了。
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骑兵也逃不了。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从正面进入红军伏击圈，立遭当头一棒。红军占据地利，左右两翼齐发，几个穿插就将该团分割包围。该团很快被打乱，大部被歼，白凤翔本人险些被俘，率残部掉头逃命。红军则乘胜追击，一口气追出50余里。骑兵被步兵追得丢盔卸甲，那情景现在想想也是醉了。白部兵败如山倒，在狭窄的山谷里又冲乱了后续部队，另外几个敌骑兵团原本就战意衰退，见势不妙也溃散而走。
战斗在上午9点多即告结束，红军仅用2个多小时，就干净利索地消灭骑兵1个团，击溃3个团，毙伤600余人，俘敌700余人，缴获一批轻重武器和战马。俘虏中除普通骑兵外，还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的工匠，他们大多也是劳苦大众出身，经过教育后，很快补充到红军新建的骑兵队伍中。
吴起镇五里沟口阻击战，常被称为吴起镇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红军进入陕北的第一战。此役，彭德怀指挥转战万里的红军，以凌厉的战术动作和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挫败了敌人长达1年的围追堵截图谋。
当然，这不是彭大将军第一次，也不是他最后一次亮剑。26年后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令63军铁原阻击，让美军宿将李奇微也领教到了什么叫中国军人的“横刀立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