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

2016年12月08日 18:25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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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王茂荫的人并不多,但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揭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12月01日第B04版,作者:刘绍义,原题:《徽州寻访王茂荫》

  知道王茂荫的人并不多,但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资本论》于1867年问世,在这本举世闻名的著作中,全世界有680多人榜上有名,王茂荫是其中之一。出于对王茂荫的敬重,我在同学姚君的陪同下,参观了王茂荫的旧居。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是清朝货币理论家、经济学家,后被吴晗誉为“清代货币改革家”。

  从徽杭古道徽州段起点昱岭关,沿九曲十八弯的老徽杭公路西行40余里,就是王茂荫的故居、徽州东门重镇——杞梓里。由于杞梓里早已在外围兴建了新镇,所以那条穿村而过的近千米青石古街,尤显岁月沧桑。王茂荫出生的老宅,毁于太平军的战火,只有一口被柴草遮盖的古井,还在见证着岁月的流痕。与王茂荫故居一墙之隔的致远堂,大都还保留完好,房子主人、清华大学教授王经瑾,前两年斥资重修,让致远堂成为了杞梓里古镇上的一大亮点。

  按下王茂荫故居的事暂且不提,我们再看看王茂荫为什么进入《资本论》,又是怎样进入《资本论》的。要说这些,还要从王茂荫在咸丰年间任户部右侍郎说起。

  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曾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咸丰三年(1853年)又上《论行大钱折》,对肃顺等人提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予以反击。咸丰四年(1854年),三上《再议钞法折》,主张原来的不兑现纸币改为兑换纸币。结果触怒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编号为83的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我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从此“王茂荫”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里。

  这样一个历史名人,他的故居当然不会这样苍凉。我们一行从杞梓里出来,就去了王茂荫的另一个故里——歙县义成村。1865年四月,王茂荫扶继母灵柩回到故乡杞梓里时,家里的房屋已经被太平军烧成了废墟,没有办法,悲愤难抑的王茂荫只得把家迁到了歙县城南5公里、渐江北岸的义成村。可是王茂荫只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便于当年的六月与世长辞了。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歙县的杞梓里和义成村都是王茂荫的故里,一个是他的出生地,一个是他的去世地。如今的义成村,不仅修缮了王茂荫故居,还为王茂荫建造了雕塑,这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造访者心里增添了些许慰藉,也算是给这位古代的经济学家一个应有的归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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