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元帅“红军抗日事长征”，是叶剑英元帅在1962年八一建军节感怀赋诗的首句，一个“事”字点明了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的关系，即红军长征不仅是进行战略转移求生存，而是有着更高远宏大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北上抗日救国。
这种胸怀，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军没有，却反而讥笑红军是“西窜”而已，这正应了那句古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即使在当代，也有人囫囵吞枣式的读史，视红军长征是“逃亡”。
红军长征，万里关山，险难重重，因为敌情变化，行军路线不断变化，倘若把这种灵活的机动理解为红军没有明确的目标，未免吹毛求疵。研究分析红军长征的进程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是分层次的，近期战略目标就是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略转移——求生存；中期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求发展；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全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北上抗日——求辉煌。
北上抗日，保证了各路红军长征的胜利，在政治方向和大战略指导等方面都体现着红军领导人对历史潮流的高超认知和调适，也给历史留下深刻的启迪。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就视抗日救国为历史担当和使命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九一八事变。资料图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一二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大声疾呼，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6月19日，距离红军长征出发之日还有4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表示：“时刻准备着动员我们数十万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动群众首先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朱德、毛泽东联名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号召“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
而蒋介石国民党军对红军北上的“围追堵截”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就是对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利益的背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惜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实行不抵抗主义。1934年至1935年，日本加紧对华北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控制，蒋介石却鼓吹“中日亲善”，继续推行妥协政策，签订《何梅协定》等，导致华北五省的主权丧失殆尽。
派出抗日先遣队
为了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探索道路，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联合署名发出《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红7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7军团的政治训令》，指出：“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闽赣边行动。”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又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北上抗日发表的宣言。毛泽东曾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的采访，就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发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
朱德在《红星》报第56期上发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7周年》一文，指出：今年“八一”正处在第5次反“围剿”的最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北上抗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在临近预定战略转移的日子，朱德、周恩来亲自主持同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进行停战谈判，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毛泽东指示：可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从而促使陈济棠部反蒋抗日。朱德手书“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告知：“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
中央红军长征之初，能够顺利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与陈济棠达成的五项协议起了作用。红军长征进入湖南、贵州后，总政治部先后向军阀部队及地主武装提出了“拒绝进攻红军的命令，要求北上抗日”“不打抗日红军”“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等口号。留守苏区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在1934年11月7日颁发布告着重声明：“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14次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决定在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出发宣言》。11月30日，红25军再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颁发布告，指出：“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
北上抗日是长征途中历次重要会议的不变议题
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10多次重要会议，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路在何方”的大问题，最后的结论都是继续北进，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不变的战略目标。
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会议室内景。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到处张贴“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欢迎白军兄弟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等标语。毛泽东在遵义的群众大会上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其意义。
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向红军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说：现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运动发展，中央估计革命高潮又有逐渐到来之势，因而决定红军北上接近抗日前线的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越过大渡河封锁线，翻越夹金山后，1935年6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在《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中，重申了党中央“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的主张，宣告“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
长征中的两河口会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博古作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形势报告。毛泽东指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指出，这是日本在巩固“满洲国”之后准备向前推进的表现。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相继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都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北上抗日既定方针的正确性。
1935年6月，红2军团政治部还发布《庆祝中央红军胜利告工农群众》布告：“要想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中国广大群众在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面前，一致动员起来消灭媚日卖国的蒋介石，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而在同一时期的7月5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密电各省，市党部严饬所属及民众团体勿轻发抗日救国言论。
中国共产党中央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篇《宣言》于10月1日登载在巴黎《救国报》上，不久辗转传入国内，周恩来等致电东北抗联负责人，指出“八一宣言”提出的主张是“目前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走出草地，到达甘南地区后，经研究确定向陕北根据地前进。毛泽东等召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阐明北上抗日的方针，宣布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红军会合。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苏区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其中阐述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和“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陆定一、贾拓夫在创作《长征歌》中写到：“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后来，叶剑英元帅感怀赋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都点明了长征的时代主题，这就是北上抗日。
北上抗日的信念激励着红军走过千难万险
北上抗日，把党和红军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充分反映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要求和心声，使他们懂得自己是在为人民的利益而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必胜信念，因而能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和张国焘南下路线的失败，使红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南下闹分裂的错误，纷纷要求北上。同时，在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张浩等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不得不对自己的南下路线和分裂活动有所收敛，最后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在党内对红军战略方向“北上”和“南下”的分歧抉择上，各路红军最终团结统一起来，避免了分裂危险。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25军长征的时间、地点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英勇奋斗，彼此之间在战略上遥相呼应，团结协作，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分割红军、各个击破的阴谋。三大主力红军从不同地区出发，最后都汇聚于陕甘地区，百川归海，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和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抗日前进阵地的大会师，对于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夺取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资料照片）
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信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长征一结束，新的局面即打开。1936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指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中共中央对外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对内发布《中共西北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更广泛地把群众团结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
作者简介
陈宇，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红军史、长征史资深学者，首批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军事历史》杂志主编；出版《草地龙虎》《血火煮江山》《蒋介石败战长征路》《谁最早口述长征》《长征：一部读不完的书》等专著30余部，曾十余次走访长征路。
